重塑族望:“陆忠”释义与陆绩《周易注》

孙吴时期,吴郡陆氏由“土豪旧族”跨入“高门鼎贵”之列,其根本动因并不在陆氏一族仕途显赫,而在于陆绩被东吴本土旧族视为与孙氏保持某种身份独立和有限度合作的精神象征。这种身份标识的形成,既有陆绩一生的悲剧色彩为底蕴,又有陆氏学行二端的分量为保证,更有当时士人清议和政治舆论场域的推波助澜,从而让“陆忠”之目成为陆氏族望的新标志。晋时,陆机、陆云的遭遇与秉承陆绩之志的陆瑁一支,恰成鲜明对比,无疑加重了陆氏余脉对陆绩兼举离政之道和重学之德这一立场的固守和执着。或者说,六朝陆氏族望的新原点,就在于陆绩学、行二端特别是陆氏《周易注》的微言大义当中。

任博克论郭象哲学思想及对汉语学界的启示

任博克的郭象哲学思想研究在当代西方汉学研究中可谓翘楚,但是在汉语学界尚未获得足够的重视。研究任博克的郭象哲学思想研究,在资料上,需要以其专著《无系之罔两:郭象的新道家哲学》为主,同时参考他的其他相关论文和章节。在一种“冥/迹”的结构性图像下,任博克分析了郭象哲学思想中的“自然”“性命”“理”“自我”“冥物”“无待”“独化”等诸多范畴,他的诸研究观点可谓是新见迭出,且能够自成系统。任博克的郭象哲学思想研究,尤其是其研究理路,能够对汉语学界的郭象思想研究提供诸多重要的启示。

《声无哀乐论》的内涵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关联

嵇康是魏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在哲学史、美学史、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魏晋时期音乐美学的代表作,认为音乐的价值不在于情感的表达或情绪的激发,而在于音乐本身的纯粹性和美学上的追求。嵇康主张音乐应该超越情感和功利,追求自由、和谐和纯粹的美。《声无哀乐论》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其音乐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主体自由”“中和”等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仍具启发意义。

无限与一体:重构魏晋思想的一种可能

基于整体性—个体性、无限性—有限性这一解释框架,可对魏晋思想进行重新刻画。以风俗、制度为表征的整体性秩序的扭曲和破裂,导致汉末魏晋时期个体性被突出强调。为避免对个体性的深刻理解走向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玄学家提出两种理性方案:将个体视域从政治社会扩大到天地万物的整体,以至大无外的“一体”化解有限性焦虑;以“无限”作为克服有限的支点,寻求在有限的立场上通向无限的可能性。形神、礼乐、生死、公私、自然与名教、独化与玄同、有无、儒道等都是在“无限”“一体”逻辑中展开的分议题。这一奠定魏晋思想走向的深层逻辑在郭象那里充分展开:变化的绝对性意味着个体无法外在于变化,所以个体必然与变化为一体;变化的绝对性还意味着变化是无限的,所以与变化为一体的个体也应该是无限的。在“以天下为一体”的整体感与自生独化的主体自觉中实现的“自得”,可能是魏晋玄学为宋明理学留下的一个宝贵启示。

王弼“德”论及其形而上学基础

王弼“德”论根植于老子以来的道家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又实现了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老子的形而上学从最高概念“道”往下展开,通过“自然”“德”等一般概念贯穿于其伦理学,呈现出对伦理道德否定或贬低的倾向。王弼从经验的“有”出发,抽象为“理”,统归于“无”,实现了自下而上对老子形而上学的倒转。王弼哲学中的“有”涵盖人的道德品质、情感、欲望,结合“理”“无”等概念,为伦理道德构建了新的形而上学基石。“无”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对众“理”具有统摄作用;在道德实践的意义上,则展现为“无为”。王弼“德”论会通儒道,重新肯定了社会生活中道德品质的意义和风俗的价值,并展现出基于道家形而上学以克服儒家伦理学弊端的理论特征。

融贯性原则——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诠释

所谓融贯性的诠释原则,即解释者以整体统一性的意义,会通或建构文本及其作者的思想体系,这有存在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庄子》是复杂的文本,其作者包括庄子及后学与其他学派的人;其作品是从战国到秦汉之际庄子学派的著述汇集;其内容以庄子思想为主,也杂入其他诸家的思想;其叙事说理的方式以寓言为主,“得意而忘言”;其文章的风格是“■诡幻怪”;皆造成了《庄子》文本异质性、歧义性的结果,从而给解释者之融贯性诠释带来更大更多的困难。这也有积极性、建设性的因素,即有利于解释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建构统一的思想体系。郭象《庄子注》是一部影响深巨的诠释性哲学著作,严格遵守融贯性的诠释原则,以整体统一性的“庄子之意”,贯穿全书各篇之解释的始终;这一方面是郭象完全性的前把握与庄子文本互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郭象创构的一种新的玄学体系的产物。郭象之融贯性的诠释,与庄文之义、庄子本意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故他运用了“似之而非”“寄言以出意”“迹与所以迹”等解释的策略而加以消解。

从“理”概念论郭象《庄子注》的伦理思维

郭象《庄子注》的伦理思维是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论题。郭象《庄子注》“理”概念之内涵具有三个面向:规范与引导、批判以及角色伦理。“理”具有规范意义,且同时具有引导作用,故性分之发展并非任意的且具有群体性;“理”的批判性质,展现在对“礼”的反思,并且透过“迹”与“所以迹”此组概念,其中蕴含之时间观,能带出检视标准;而“理”的角色伦理思维,则含藏郭象对伦理社会如何建构之思考,以及何为理想之社会运作模式。此三项带出郭象思想隐而未显的伦理关怀,且透过理之分析,更能整全地理解《庄子注》中的政治思维。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老子》经典化过程中的哲学转向——以王弼《老子注》为例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经典的形成多非圣人立言、一蹴而就,而是有赖后代思想家对同一文本不断加以解释,拓展其意涵、深化其论述,令该文本在解释史中延续生命并不断崭露新的思考维度,最终成为经典。《老子》作为中国哲学里一部思想深邃、版本宏富、被大量思想家注解阐发的哲学经典,是思想史上经典化的代表。众多老子注本中,王弼注展现出超然的思想深度与理性精神,一扫前代老学的虚无主义与超验倾向,崭露出《老子》文本广阔的思想视野与强大的解释力,为其经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前代老学文本相对照,王弼的《老子注》更加清晰地呈现了《老子》文本在解释史中的义理化、哲学化转向,并折射出哲学文本经典化的群体过程。

德足君物:王弼君子之德思想探微

儒、道两家思想都注重“成圣”,但在现实中圣人难以企及,君子便成为人通过后天修养能达到的较高人格理想。王弼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转变为本体论,为君子之“德”寻找到了坚实的客观依据,其内涵既有道家自然之性的意味,又兼容真实无妄的儒家之德,其践行之方以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为总则,贯彻于具体的德性修养方法之中。总之,王弼的君子之“德”思想是建立于儒道会通基础上的,其既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无为本”,对儒家“仁义礼”等道德行为规范进行了去伪存真,又为当时社会重振名教、稳定秩序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更为士人树立了新的精神支柱。

王弼圣人思想的政治维度

传统的理想人格讨论,大多注重圣人在道德修养、人品操行方面的典范意义。然而,于王弼而言,圣人之为圣人不仅在于某种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达致,还在于圣人对政治的关切。与魏晋时期的观念相一致,王弼所谓圣人首先以作为理想君主的“圣王”形象出现。王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从本体论层面考虑圣人的政治功能,“以道治国”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君御民”是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王弼的圣人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讨论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名教的证成:袁宏与东晋玄学经史观

袁宏的治道思想主要集中在《后汉纪》的论中。以史论为文体,在玄学的理路中探讨名教治道问题,重塑经史关系,是以袁宏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家的思想特点。这一新的经史关系,是以史论为载体,以史事为实证,采用玄学的思考方式,回应经学提出的名教问题。与曹魏西晋玄学家的理路有所区别,袁宏不再将名教视作与自然相对的范畴,而是将之作为证成的对象。在论证方式上,袁宏以承认万物的个别性为前提,从整体与局部关系、万物互通互感的关系来论述君位存在的必要性,以此为名教之本。在范畴体系中,袁宏以性、情、心、理等为核心范畴,其中,性是其他范畴的逻辑起点,理则是天人关系的结合点,是六经的依据所在。

审美与思辨:嵇康“声无哀乐”思想发微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对音乐的解读并不局限于美学或艺术哲学领域,还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音乐的本质进行了分析。魏晋之际,玄学家们对待“名”“言”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注重辨名析理和注重体验顿悟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产生。其中,前者以主客分立为思想基础,具有理性思辨的特性;而后者以主客合一为目的追求,具有艺术审美的特性。嵇康从哲学思辨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声无哀乐”的主张,认为声音只具有形式意义,音乐只是形式的和谐;同时,他又从艺术审美的视角出发,承认音乐对人情的感发作用,认为音乐具有唤起藏匿于人心中情感的功能。嵇康并不否认音乐的教化作用,而是改变了对乐教作用机制的认识,认为音乐之于移风易俗,不在于对道德人伦的规范,而在于对情感欲望的疏导。

漢唐曆術演進中的節月與祭祀--以杜預“龍見而雩”之解爲中心

漢魏禮學舊注之中有關郊祀、雩祭等行祭時月的釋讀紛然歧出,而隨着節氣制度的確立以及“無中氣置閏”的推廣,傳統經典中與星象相繫聯的祀時規定便被經師通過“節氣”的形式加以疏解。此後,杜預圍繞“節氣”“朔月”前却不一的特點,賦予土功興作以及“龍見而雩”等時限規定不同於漢儒的新内涵,用以通融經傳記載的差異。伴隨六朝曆法革新,曆學家又從“歲差”的視角,嘗試將不同時期的禮文還原到各自的時代序列之中,其説與漢儒舊説以及杜預祀據節氣的規定一道,構成了後世禮典設計的複雜面嚮。

论王弼对汉易的两大批判及玄学提升——基于“象”“意”关系的视角

王弼实现了治易重心由象数到义理的转向,成为义理派易学的开创者。以“意”为重心的研易理路,彻底打破了两汉易学家治易重师法、家法的传统,批判了谶纬神学扭曲经义的学术现实。王弼基于两汉象数易学理论,对成卦之义作了抽象。王弼将汉易“视爻变为阴阳变化”的观点提升为“视爻变为情伪之所为”的玄思,借助于探讨《周易》变易之理,阐明了“性”“情”“动”“静”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本体”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种哲学思考。

与自然相通:王弼成圣观刍议

汉代人依据历史文献的描述衡量是否成圣,呈现出天生圣人观念。曹魏王弼延续了这一观念,对于这点并非如学界通过讨论“圣人有情”说推导得出,因为其并不能反映出明确的圣凡关系。王弼天生圣人观念的呈现主要凭借“自然之性”“神明”两概念的诠释,以及对后天积学的反对态度来证明,并且他在延续的同时作了改变,将与自然相通作为新的成圣标准,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圣人神秘化与王权化的消除;圣人神圣性的转变。这就使得成圣由一种客观性历史经验判断转变为主观性自我体悟,成圣与否概由自身决定。

君子的自居与处世——从王弼《周易注》出发

王弼在《周易注》中探讨了君子的自居与处世之道,其笔下的君子形象既带有儒家以德配位的理想人格色彩,又蕴含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与现实向度,指涉魏晋时代品行高洁却又不得不于乱世中待人接物以求生存的士人群体。王弼认为,真正的君子应保守德行,顺时而为却不随波逐流,在积极的有为与谦和的虚待中寻求平衡点,如此方能一方面于时势变化中识其分位、保全自身,另一方面始终贯彻自身主体性,在权衡变通中行道于天下。

以乐证道, 嵇康哲学的另一种追问

世人皆以嵇康“越名教任自然”为其哲学脉络,殊不知,嵇康的音乐哲学才是其心法要领。嵇康以“乐”证道,将哲学的追问方式诉诸音乐,用音乐探索宇宙,用音乐反思人生。在魏晋玄学的时代性论题之下,嵇康看到了音乐的哲学性,用音乐的视角破解玄学问题。在嵇康哲学中,以乐证道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只有乐高于道,才能明辨玄学。嵇康以音乐明宇宙之“有无”,建构玄学基础;以音乐辨工夫之“体用”,展开心性变化;以音乐忘认知之“言意”,确立人生态度。嵇康合“儒”“道”于一家,将儒家的文化传统与道家的精神气质相结合,形成了艺术与道德并存,审美与伦理共在的价值格局。

论魏晋名家思想及价值——以《人物志》为中心

以《人物志》为代表的魏晋名家被历代史家列入名家,并非如牟宗三所谓只是出于“历史的因缘”,而应有其“本质的理由”。魏晋名家“以物观人”与先秦名家“以物观物”同属“以物观之”的知性方法,二者构成了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学派联盟从而区别于中国古代的其他学派。不过,魏晋名家也继承了儒家的知人之学,这不仅表现在对“知人”之课题的承接,还表现在对由儒家的人本主义所生发的鉴识人才的精神和情怀的开拓。因此,魏晋名家是一种融汇了先秦名家和儒家的学术流派,既可以视为一种新名学,又可以看作一种新儒学。

孝心与孝行之辨:玄学与魏晋士人的孝道观

魏晋社会中有许多关于“孝”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形成是传统儒道二家有关情礼问题的延续,同时东汉以来王充“自生”观念的影响,东汉末年人才选拔制度的弊端,导致人们对传统儒家孝道观念产生反思。魏晋玄学以本体论的思维方式重新展开了对“孝”的讨论。从孝心与孝行两个方面可以看到玄学思想发展之下,魏晋孝道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背后所反映出的实质,其实是情感表达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最终,郭象玄学解决了情与礼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这一统是建立在对个人“自性”的认同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天人新义”,更是一种个体觉醒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