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交融中的学术史意义

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相互交涉和激扬的思想背景中,在与名士公卿交游清谈的学术环境下,具有名僧与名士双重特征的支遁在般若学上立即色义,在庄学上创逍遥义,在魏晋学术发展史进程中表现出过渡性的特征并成为关键性的一环。支遁即色义的理论水平介于僧肇不真空论和道安本无义之间,在玄学的影响下部分的掌握了般若学的原理;其逍遥义则是在般若学的影响下对庄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原来意义上庄子逍遥游,又不同于向、郭"援道入儒"所创建的具有儒学底色的庄子注中的逍遥义。支遁二重性的精神人格和知识结构使其成为在学术界引领时代潮流的旗帜。

《刘子》“权说”析论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刘子》,是儒道兼宗的著作。该书卷八《明权》篇是中国权说思想史上一篇重要文献。该篇在权变方法的内含、特质、原则和条件等方面,分别阐述了"反经合道"说、权变"反归"说、权变"道理"说、权变"大义"说和权变"贤哲"说。《刘子》的权说承袭的是汉儒解经传统,与宋儒朱熹大异其趣。

“大道之行”视域中的陶渊明研究--读《陶渊明哲学思想研究》

陶渊明作为诗人或文学家的地位早有定论,但作为哲学家的地位似乎尚不明确。苟小泉、刘之静先生的《陶渊明哲学思想研究》以其深厚的哲学素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从哲学和经学的视野,对作为哲学家的陶渊明作了深入研究,既是有关陶渊明哲学思想的开创之作,也是陶渊明哲学思想未来研究的奠基之作,有助于深化陶学研究和丰富中国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