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从朱子、船山看宋明理学意志思想的展开

朱子晚年比较重视意志问题的讨论,区分意与志,认为与意相比,志是深层、稳定的心理意向,而意则是与具体的念虑、选择、权衡相关的心理意念。立志对于为学与修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不过,朱子始终认为志与意都属于已发之情,未发阶段不能有立志、持志的工夫。朱子的这一看法使得其“心统性情”的工夫论,缺了未发时意志对心的主宰。与之相联系,朱子在诠释《大学》“正心”工夫时,也倾向于从深层未发心体的虚灵无滞加以解释。船山对这一看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朱子的看法一方面混同于佛老的心灵观,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儒家未发之心的道德主宰性,对儒家之心的意志主义特征缺乏深入的体认。因此,船山主张“持志”是《大学》“正心”工夫的主要内容。同时,与朱子相似,船山严格区分“意”“志”,认为志有恒体而“意无恒体”,肯定志对于意的基础地位及其主宰性。不过,船山的志并不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沿着这一思路,必然应该肯定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晚明王栋、刘宗周所强调的意就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意志。

范仲淹经学核心思想探析

范仲淹是宋代士人中集经术、事功、道德、文章于一身的“第一人”。由于范仲淹的人品、事业在当时太过辉耀,导致其在经学上的建树被道德功名掩盖,故而长期不为学界所关注。近年来,学者们对范仲淹经学的研究已经有所推进,但大多是从易学、春秋学等单一经学学科对其经学思想进行探索与阐释。若从整体的层面对范仲淹的经学进行深入分析,则可发现其经学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包括养民、利民、爱民等具体内容;二是“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作为主导“庆历新政”的哲学思想;三是“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进则忧国忧民,退则乐天乐道。

杨简《慈湖春秋解》的宋学旨趣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具有鲜明的心学印记,其内容、解经方式以及思想内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宋学旨趣。杨简认同并高扬《春秋》宋学中的尊王共识,力倡“王命至上”,并通过对“君位继承”和“征讨侵伐”事件的讨论来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同时,杨简认为以尊王为代表的众“道”具足于《春秋》,故他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揭示其“是非不相掩”的特点。在挖掘《春秋》之“道”时,杨简采取“以心释《春秋》”的方式创通经义,不但对三传及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皆有评判取舍,而且他摆脱“理”的约束,径以“心”为评判是非之标准。《慈湖春秋解》作为宋学中心学一派鲜有的《春秋》经解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学一派的《春秋》诠释取向和《春秋》宋学的时代特色,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朱子道体补诠--以本体、形体、体用与实体为中心

朱子在阐述其“道体”思想时,除理气关系外,还着力分辨几则概念。一是本体与形体,前者常涉及“本然之体”和“骨子之体”,后者则强调“道无形体”和“与道为体”。二是本体与发用,首先体即形上之理,用为理之运用;其次体用相生,包括体用相即不离,形上形下各有体用,阴阳动静互为体用,某物派生某物则前者为体,此派生能力为用等;再次体用相分,严格区分二者,认为体用为二,方可言其一源,理象为二,方可言显微无间,绝不能混为一谈。三是专门提出“实体”这一概念,用以强调形上本体--理的真实不妄与优先性。但是这样的天理实体化违背了先秦孔门实体一元论的本质,固化了程朱自身理气、道器、体用二元论的倾向,并建构起一个理(体)、气(物)、象(用)三合一的象世界,造成了天理优先与良知主体之两橛。这些理论困难均预示着后儒对朱子学的突破。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程朱的超越境界

宋明理学发明内在超越理论,取代了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将其挤到后排。程颢、程颐、朱熹是内在超越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二程依据天理论,弘扬价值理性,搭建儒家的精神世界,视儒家伦理规范为天理的直接体现。朱熹以二程天理本体论为根基,把张载、周敦颐、邵雍的学说都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成为集大成者,与二程连称为程朱理学。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陆九渊农业哲学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南宋大儒陆九渊(1139-1193年)的心学将人心与宇宙之心统一起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陆九渊的农业哲学思想是其心学思想在农业领域的延伸,他对农民、土地、税收、耕作、农业技术、水利、农作物提出了看法,兼具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的特点。作为故楚地之人,他的农业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楚文化的精神色彩。陆九渊的农业哲学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农业发展理念有着重要的启示。

孟子“乐”与“射”的双重隐喻

孟子乐喻中,金声玉振并非完全对应于奏乐的始终;“终条理”亦可理解为“已条理”“既条理”。“金石以动之”,如同战场之号令,金石之音皆可看作是乐曲的起始,起到节度各音的作用。从我国古代乐器实际演奏过程考虑,后世所理解的“以玉声振扬金声”的观点并不恰当;古人始终在尽量避免镈钟类乐器产生混响,又何需玉音振扬金声。赵岐、俞樾等所认为的“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以玉声振扬金声,并非乐师演奏时所追求的和谐之境,仅为经师诠释经典时的意义建构。由于金石的稳定性,孟子乐喻还涉及金石之品质,为众音之准则。金声玉振不仅隐喻孔子兼具圣人之全德,还隐喻孔子为后世之法则。孟子乐、射二喻中,不应将智、圣二分看待。《五行》篇与孟子的不同处,还在于孟子以金玉喻始终条理,兼具圣智;而《五行》篇以金玉喻内外,又强调君子集大成,最终达到合内外的思想旨趣。

文化权力与文学的双向互动——评邓莹辉《理学官方化与宋季诗文嬗变关系研究》

继《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之后,邓莹辉教授推出了他的理学与文学研究新著《理学官方化与宋季诗文嬗变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该著以理学官方化背景下的宋季)诗文为研究对象,以理学与诗文之间的互动为研究核心,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呈现了在理学影响下晚宋诗文的发展样貌。对晚宋诗文发展起决定性意义的究竟是什么?论著开篇便亮出了全书的基本观点:“……最突出地体现为学术思想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即是宋季理学的官方化。”在此种文化生态下,宋季诗文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走向?“道”“艺”之间有着怎样的争衡?江湖诗人与主流诗坛之间关系如何?……围绕这些问题,全书分宋季文学生态考察、理学官方化下的宋季诗学和诗文创作、理学诗文专论四大版块进行了深入严谨的论析。通读全书,可以感受到论著全、深、细的突出特点。

形质与体用:对朱子理气哲学研究之省察

近年来,港台新儒家心性论研究逐渐式微,港台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东亚儒学思想中的反理学思潮即“气学”思想。但事实上,宋代儒学创立伊始,关于“气”“气禀”“气质”“气质之性”的讨论就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通过考察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张东荪、唐君毅、陈来、杨儒宾、杨立华等学者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理气哲学的研究,可知理解朱子的理气关系尤其是其气论,不能停留在形质论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体用论的层面。

得体乎?未得乎?——宋明理学对邵雍“老子得易之体”一语的讨论与争辩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尊儒教、辟异端(主要指释老之学)成为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北宋邵雍有一句评语曰“老子知易之体”,此语后被朱熹转述为“老子得易之体”.邵雍的体用论自成一系,与程朱所秉持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论并不相同.“老子知易之体”表达的是老子得易之虚体而未得易之神用.在未深究邵雍体用论的前提下,后世儒者将该语带入“体用一源”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将邵雍之意理解为扬老抑儒.朱熹、胡居仁、湛若水、纪大奎等人对此语严加攻驳,而王畿、田艺蘅等人则各辟蹊径,对邵雍之说加以肯定.老子究竟得“易之体”与否?其人其学究竟是体用兼该还是有体无用?这些问题在理学家群体中所引发的持久争辩,反映的是学者对易学主旨、儒道优劣、皇王正道与权谋智术之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朱熹论曾子——兼论朱熹的子学建构

曾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朱熹于此贡献最大。他系统论证了曾子的道统地位,认为在“十六字心法”之外,独属于孔、曾之间的道统之传为“忠恕一贯”,并有着实质性影响。在他的视域中,曾子资质“鲁钝”“刚毅”,实则仁义礼智兼备,其孝亦“大矣”。朱熹对曾子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整地确立曾子的圣贤人格形象和道统地位。综合来看,朱熹理学中理应存在一个子学系统,但基本为学界忽略。其子学体系的建构源于经学、子学、史学与哲学的互动,根本主旨在于对儒学道统、治统与学统的维护。

以“仁”为中心探讨朱子哲学体系

仁作为天地生物之心,是最普遍的宇宙精神和宇宙万物同体的根据,是真、善、美等存在价值与人文理想的源泉,也被视为儒学的“中枢性”范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有关朱子“仁说”以及南宋道学关于“洙泗言仁”“观过知仁”等的辩论,是南宋理学和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赖尚清教授所著《朱子仁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出版)一书,在广泛掌握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朱子仁论的伊洛渊源、朱子早期仁论、湖湘学派对朱子早期心性论的影响做了深入讨论,并对朱子哲学体系特质进行了概括性阐述。

“体”“用”何以一致?——从朱子与荀子道德动机说的比较来看

道德动机说是儒家的一个核心议题。朱子从形而上之性、理出发,认为人的“真知”使得道德情感和动机的产生成为可能。朱子的这一推理在构造知与情的逻辑关系以及心的形上形下结构方面还需要加以充分的阐释。早期儒家荀子则主张通过礼义制度引发的道德认知来化导人的情感从而产生道德动机的起点,同时以“虚壹而静”的方式确保具体的道德认知能够上达形而上的本体。在这一方面,荀子的“虚壹而静”思想所蕴含的心的二元一统结构为贯通朱子认知哲学的形上形下结构、实现形而上天理之“体”与形而下情感之“用”的均衡一致奠定了儒家学理基础。

季本的《大学私存》与中晚明的“朱、王之争”

不同于阳明其他弟子主要以讲学形式介入“朱、王之争”,有“王门的经学者”之称的季本则从“朱、王之争”的肯綮《大学》入手,倾力撰写《大学私存》,从文本和义理两个层面展开深入辨析。在《大学》文本上,季本在双谴双取朱子、阳明的基础上,构建颇有特色的“季氏改本《大学》”;在《大学》义理上,他大体沿袭阳明的思想主张,而与朱子相差甚远,开显出“立足经学、宗本阳明、兼摄朱子”的解决“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他的方案一方面折射出阳明心学内部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皆是陵夷经典式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早期的“朱、王之争”中,朱子学始终是“在场的”,以参照物的形式影响着阳明学的演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早期“朱、王之争”的学术样态,也有益于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双向互动。

“人心即道”:杨简对“本心”的自觉与诠释

基于象山的启发,杨简在对扇讼之事的反观中自觉“本心”,并以“人心即道”的提出开启了他的心学之路。对“本心”的诠释,杨简承袭了先儒的形上思维,却展开了对本体建构的反思:一方面肯定“心”之“无所不通”,强调“心”对天地万物的照见与感通;另一方面则明确“心”之“虚明”“无体”,取消了对“心”的实体建构。不同于程朱对宇宙本体的确立,也有别于象山对价值实体的内化,杨简没有将“心”视为独立于事物的实体,而是强调“心”之发用照映天地万物。基于切己反观,杨简意识到对道德的践行不在于对价值实体的探究,而在于觉知自身“本心”的自然发用,在“虚明洞照”下照见物我“一体”的真实存在,从而展现对道德的切实践行。

张载论气的结构与运作机制

为对抗佛老的空虚思想,张载通过诠解《易传》等经书,对气这一传统概念作出全新解读,使其具有基础性地位。以往学者的研究,无论以气为本的一元论者,还是虚气相即的体用论者,多将气视为构成万物的材质,而对与此概念紧密相关的“乾知坤作”等表述缺乏深入阐发。细绎张载对气这一概念的表述可见,“一物两体”是气的基本结构,太极两仪则是更为具象且有代表性的表达。“乾知坤作”是一物两体这一结构的运作机制,本身没有行迹,不可测度,也不受物形的局限,所以也被称作神、天德、体;这一机制运作的结果,则是产生万物、形体,促成天地间的一切变化,所以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化、天道、用。从无形的太虚到有形的万物、天地,这一生成历程正是乾知、坤作的作用使然,故最终都可以被统合在气的一物两体这一结构中获得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