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对《尚书》疑难问题的考证

沈括《梦溪笔谈》作为史料笔记,其《辩证》一节多处涉及《尚书》。关于“二妃”之事,沈括认为舜受禅称帝之时,二妃已经百岁,后世文人当作女子对待,是不符合礼义的。历代诸家对“三江”训解不一,沈括认为“三江”概指山川河流,并非实指。沈括用校勘学的方法,结合实地考察,断定《禹贡》篇“云土梦作乂”一句。用“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来说明章句之学对于理解经文大义的重要性。沈括《尚书》学解经路径,与王安石《尚书新义》主导的思想阐释方法不同,迥异于宋代学术思潮建构理论。沈括用理性思维审视古典文献,实现了传统理论学说与理性思维的有机融合。

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之关系

宋明儒在对隋唐佛道兴盛、儒学衰微之因做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道教的心性论、本体论、生成论、修养论并将之融入儒学,使儒学更加精致和完满,促进了儒学复兴并重拾思想主导地位。与此相反,道家道教之地位却日益旁落,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做出理论调适,从宋明理学之性善论、修身论、伦理观、治世观等吸取养分,对道家道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结果是道教走出山林,走向民间,更具普适性,但也因此渐失本真,渐趋衰微。总而言之,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既为维护各自的道脉和学统而对抗斗争,又为发展自身理论而相互融摄,表现为互融互摄、相资为用的特点,但殊途而同归,共同推动了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理学诚信思想与现代儒商人格的塑造

在理学思想体系中,诚、信是两个不同的伦理范畴。诚看作是天理的根本道德属性,是道德的形上本体,而信只是诚体之用,是人伦日用的实践法则。诚信道德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基础上,体现了理学诚信理论建构由体达用、体用合一及由天及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向度。理学诚信思想为现代儒商诚信尚德的形象塑造奠定了价值信仰和理论基础。

论《宋元学案》对朱熹弟子的评价——以黄榦、辅广、陈淳、真德秀、魏了翁为例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黄榦作为朱熹道统继承人的思想史地位,肯定其阐发和传播朱子学的贡献,批判了持门户之见的朱陆末流。编纂者基于学术传承不问社会地位的纯粹学术态度,肯定辅广传承朱子学的贡献,并依据魏了翁本人的记述纠正了前人关于其师承记载的失误,确定了魏了翁与辅广的讲友关系。编纂者肯定陈淳在本体论、人性论、道德观、工夫论、异端论等方面对师说的阐发,同时指出其不免持门户之见而挑起朱陆两派之争端。黄宗羲受明末清初回归先秦原典的经学思潮影响,一反成说将以经学为主的魏了翁的学术成就和地位置于以理学为主的真德秀之上,肯定了魏了翁不迷信朱熹权威的实事求是精神。全祖望进而基于史家立场对真德秀的人品提出了非议。

全祖望论宋学的兴起及其地域学派的展开——以《宋元学案》为中心

北宋仁宗庆历之际,除了宋学的开山祖师胡瑗、孙复以外,儒家学统在四方兴起,呈现出遍地开花的良好态势。为了展现宋学初期学术界的全貌,全祖望在黄宗羲"黄氏原本"基础上补立了许多学案,从而填补了宋元儒学思想史上的诸多空白。全祖望明确了北宋政教与诗文改革的领袖范仲淹与欧阳修作为宋学初期代表人物的思想史地位,并表彰了其在教育及经学上的贡献,肯定了闽中古灵四先生的代表陈襄的诚明说及其举荐人才的功绩,进而阐明了宋学初期兴起的以山东士建中、刘颜,永嘉王开祖,明州庆历五先生,关中申颜、侯可为代表的地域学派的思想史地位及其影响。这些学者在思想史上的名气都不大,但其开拓宋学之历史功绩则是值得铭记的。

宋明理学语境下看元儒陈澔经学思想

《礼记集说》是元儒陈澔在宋明理学语境下注解《礼记》的产物,解读其注经思想发现:汉儒与宋儒解经之异以及陈澔训诂与义理兼而有之的解经方法。又通过参照《礼记正义》与《朱子语类》,旨在考究陈氏经学的学术特色及其如何推进《礼记》的经学研究。

理学美学的内涵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理学是中国宋元明清之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术思潮与理论形态，是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理学范畴系统始于本体论而终于境界论，其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美学内涵：理气论包含有美的本体论；心性论和知行论涉及到审美主体论；理学的理想境界则与审美境界相通。这使理学美学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即本体论的哲学美学。

论新安理学对徽商价值观的影响

新安理学崇尚程朱理学,在徽州地区延续600多年,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理学学派,渗透并影响着徽州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徽商深受新安理学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职业观、社会责任观、宗族伦理观和人生观,直接推动了徽商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