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甘泉“二业合一”说辨证

湛甘泉提出“二业合一”,立足于“随处体认天理”以解“德业”和“举业”的“支离”之弊,其说根基在“二业本一”,而有“拯溺济时”之功。并且,甘泉秉“二业合一”说投身于讲学与书院事业,具体展现为“尊德性”与“道问学”相合,重塑了书院精神;“正风俗”与“得贤才”协同,推进了书院建设。

亚里士多德形质说在晚明的引入与发展:从《天主实义》到《寰宇始末》

亚里士多德的形质学说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并在中世纪通过经院哲学家而获得了更加系统性的表述。16—17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耶稣会士将其引入中国。利玛窦初步介绍了形式因和质料因,而最终高一志对形质说有比较系统的介绍,肯定物理世界的重要性,甚至意识到形质说对中国思想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天主实义》《寰有诠》《性学觕述》《万物真原》和《寰宇始末》展示了晚明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思想对形质说所做的调整。

“养民”:构建天下秩序的路径指向——以丘濬《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丘濬以“治国平天下”为中心,探讨如何构建天下秩序,写成了《大学衍义补》。在该书中,丘濬以“三代圣王”为典范,坚守以“养民”为本的仁政思想,极力要求后世君主效法尧舜,以“诚”待民,尽职“养民”,力行“仁义之政”,再现“尧舜之治”。丘濬一再强调,“养民”是君主施行“仁政”的真正体现,只有将“仁政”聚焦到“养民”上,才能真正构建天下秩序,成为像尧舜一样的“圣君”。在丘濬看来,“养民”是构建天下秩序的具体路径,也是唯一路径,君主只有施行“养民”之政且“兼爱华夷之民”,才能真正实现“华夷一家”的大同理想。

论邓定宇良知之学的《易》《庸》导向

邓定宇是王阳明再传弟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其良知之学的《易》《庸》导向是上承阳明、龙溪的相关思想而来的提升与发展。之所以有这样的路径,不仅是此前《周易》和《中庸》在中唐以后,特别是宋明理学中一浪高过一浪的影响,而且也与邓定宇特别的人生遭遇不无关系。他认为山川河流、鸟兽虫鱼无非《易》也,所以,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吉凶悔吝,皆由人自取。根据《易》《庸》的时中原则,他把自己的动静、进退、昼夜、否泰,一切视听言动,都设置在了通向存神过化的“践形”过程之中。他基于《易》《庸》,以“中”“易”“太极”来诠释“未发之中”,“未发之中”是先天性的,致良知就是复其天地之心,回归“未发之中”。邓定宇用自己的生命体验把《易》《庸》的精神推向了极致。

蔡清《大学蒙引》与明代中期朱子学的自我修正与开新

《大学章句》不仅是朱子用心最笃、用功最勤的经典著作,也是朱子建构即物穷理哲学体系的重要典据,更是把握朱子思想精义的要津所在。蔡清作为明代中期朱子学派的中流砥柱,从其《大学蒙引》入手最能从一个重要侧面极致地显豁明代中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蔡清的《大学蒙引》以句读字议、汉宋兼采为进路,以折中群言、推明朱注、抉发精义为诉求,首先回应辐辏在《大学》文本上的三大争议,继而着意对“三纲领”进行条分缕析的解读,尔后又聚焦在“八条目”的“格物致知”,显豁出倚重但又不陷于训诂和尊奉但不墨守朱子的学术特质。与之相应,赖其卓绝的学术地位,他的经典诠释涵具有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修正朱子学,推动朱子学开出新面目;二是遥启清代汉学,发出汉学复振的先声。蔡清的《大学蒙引》成为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递变以及明代中期朱子学演进的具体而典范的个案。

同异相济:杨慎对朱熹的评议

在朱子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杨慎仍然坚持真理,一方面对朱子的文章、卓识表示肯定,甚至推崇,同时又指出他从性格到人品、学问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用考订的方法,给予了客观认真对待和求实创新的讨论,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儒者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关学精神与关中书院——兼论关中书院的文化意蕴

自北宋张载创立关学之后,八百年间,薪火相传,绵绵不绝,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学派如何争论,关学总蕴涵着崇使命、重创新、尊礼教、求致用、贵节操、善博取的基本精神。在关学精神传承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关中书院是关学复兴的文化成果,传承关学精神的学术高地,承载书院文化的学府典范,荟聚三秦知识精英的人才宝库和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珍贵文物。关中书院在三百年的办学历程中为传承关学智慧和精神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特别是陕西思想史、关学史、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独知之外无知矣——论季本的“慎独”说

良知自知、良知独知是良知所具有的本体义的体现,也是阳明学道德哲学得以确立的基石。以良知释“独知”,阳明后学多持此说。对其中缘由做出详尽阐释者,以浙中王门的季本为代表。季氏认为必须认识到“独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存在,是谁戒慎恐惧、为何要戒慎恐惧、如何戒慎恐惧等问题才能得以解答,良知所具有的纯粹至善之涵义、心性工夫所具有的隐微之向度才能得以确立。将“独知”诠释为先天而遍在的、自知自证的良知本体,此“独知”主导下的慎独工夫也就摆脱了念头初动时加以警觉的时空限制、条件限制,而成为涵养、体认、默识整个心灵世界的一元工夫。在工夫论领域,季本特别强调从“幾”处用功,以防止谨独之外另求静功或是念发之后别加追索的沉空、溺境之弊。以此为理论基础,季本对朱子将“戒慎恐惧”“慎独”两分、分别从静存动察两边进行用功的思路展开批判。

圣以道体示人:焦竑的圣人观探析

晚明儒者焦竑在三教会通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三教一贯的主张,并以佛道义理为儒家心性学之助翼,借此确立了深具特色的圣人观念。焦竑的圣人观以天道心性合一为形上前提,进而生发出圣人合天尊道与人性本一的命题。焦竑以孔子为理想人格,主张圣人境界要兼具儒释道三教之德,并肯定常人能够学以至圣。学人即可沿着伐意涤情尽心知性复性的路径,发挥博文反约的修养方法,由解悟至顿悟,最终发挥内在自明自足的圣人本性从而同于天道。其修养工夫在重直觉体认的基础上强调智识的重要性,为阳明心学开辟了一条智识化的新径。

心体、性理与日用伦常之道——蔡叆对甘泉心学的传承与传播

甘泉心学北传,其在燕赵之地的弟子有蔡叆。蔡叆从甘泉门下,对于甘泉心学思想有很深的体会。在思想上,蔡叆继承多而创发少,如论“心”、论“道”显示出守成的取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以甘泉之学为畛域而不敢有所逾越,如他强调“性即天理”,有返归程朱之势;强调性情皆善,遥契先秦儒学,显示出蔡叆对甘泉心学在继承中伴有一定的创发,亦显示出燕赵儒学兼综的地域特质。

目标·困囿·路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三维探赜

充分依托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强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是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潮流、响应教育改革需求的需要。针对当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不同学段的教材之间存在重复或冗余的内容、人员配置不符合要求、保障机制亟待健全、基础教育重智育轻德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其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和挑战等困囿,应从如下方面着手:打造一体化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体系、构建层层递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完善一体化建设中的各类保障、创立科学研究激励协作机制,深入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对社会和人才培养的要求。

“换骨法”:从《炮“庄”》到《药地炮“庄”》的方法论

《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是方以智在庐山时所撰《炮“庄”二书》之一,本来是独立成篇的,借为“郭象窃书”的历史公案“释冤”以表达其借《炮“庄”》这一表象所欲表达的真实思想内涵。编入《药地炮“庄”》后则进一步明确提出这种做法是所谓“换骨法”,即借《药地炮“庄”》为载体,以“融汇三教”为表达方法,以《庄子》及历代诸家的“评《庄》”意见为“炮制”对象,表达其关于“天道人事”关系的主张,即何为真正的“尧孔之道”,也即《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提出的“《庄子》是《易》之风而《中庸》之魂”思想的完整展开。“《庄子》是《易》之风而《中庸》之魂”的观点是《药地炮“庄”》中“庄子是孔子别传”的另一种表达,这一思想是从“炮‘庄’”到《药地炮“庄”》一贯秉持的“换骨法”之“骨”,把握这一点即能认清方以智“炮庄”与撰《药地炮“庄”》的逻辑关系及其以“换骨法”所欲表达的真实思想主张,而不为其“披缁”的身份与“融汇三教”的形式所迷惑。

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殉节的理性精神探析--以明代刘宗周为例

殉节现象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突出表现。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刘宗周以死殉节凸显了传统士大夫精神中的理性特质。这种理性精神在道德实践中提供普遍客观的道德原则来约束道德主体,以引导道德主体走向善。正是在这种理性精神的指引之下,刘宗周以儒家生生之道作为普遍原则,以道观之破生死,以道行之而成仁,以感性生命殉理性精神,体现了儒学的“道义担当的传统”和“道德理想主义的真精神”。其殉节的本质是化生命为精神,以精神守护和捍卫伦理实体。这对于我们今天守护中华民族这一伦理实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宗周“证人”之学思想蕴理研究

刘宗周是明清易代之际的理学硕儒,在观程朱理学日渐保守迂阔,识阳明后学流于禅的异变后,他承继发越前儒学术之成,建构了以“心性”为提挈,以“慎独诚意”为宗旨的“证人”之学。“证人”之学的精神实质是“证心”,即为慎独,他首创“独体”为最高本体,将“意”训为心之所存,实现了宋明理学道德本体之重构,在工夫论方面亦有所创新,主张“慎”“诚”为工夫入手处,并强调于真切笃实处加以实证实修。刘宗周“证人”之学,蕴含“化念归心”的自我体察、“迁善改过”的克制防御等学理思想,无不表现出其统合内敛的精神旨趣。

方以智说“邹均”解读

选方以智评说孟子人性论的五则论述,以解读的方式揭示他对孟子人性论的独特认识:(1)将“性善恶混”与“性三品”归为同一类型;(2)孟子谈“心”“性”“天”的统一性,不是从知识理性立论,而是从道德理性立论;(3)以“不落有无”解释孟子的“养气”与“践形”两者统一说,彰显出其解释的浓厚思辨哲学色彩;(4)将人的自发的学习能力定义为人的“习性”亦即“独性”,并将“独性”归根于“公性”。“公性”在宇宙形成之前即存在(逻辑在先),则“独性”归根于“公性”即意味着人天生具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方以智以人有自发的学习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与孟子侧重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来规定人所固有的特性,存在明显的差别。

《齐物论》的异样佛解——以《庄子内篇注·齐物论》与《齐物论释》为例

近人较多地从知识论角度来解析《齐物论》,从而易得出相对主义的否弃论。然晚明憨山德清与近代章太炎虽皆以佛解《齐物论》,但在异样的时代需求与教育观念下,他们不仅在文本主旨上存在着“齐‘物论’”与“‘齐物’论”的异样判定,而且在佛学的解读基点上亦存在着南宗迷悟与唯识思想的异样性。在运用“立于心旨与工夫”、训诂与唯识名相解析诸法的异样诠释方法的基础上,他们通过禅老思想与华严、般若以及西学的异样融汇解读,彰显出“世人迷真执妄”与“心之主动”的观念,建构出破执而归真宰与“不齐而齐”的异样图景。无疑,这无不与二人背后所深蕴的化解庄佛矛盾、解庄传佛、振兴佛教与用国粹激动种性,以及佛庄联手的最大化救世功能之异样解读意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吕柟对朱子《大学》诠释的辨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明代关中学人吕柟在阳明尊《大学》古本松动朱子《大学》诠释权威地位之际返归《礼记·大学》,以对“格物”的理解为契机,拒斥朱熹《格物补传》,由此证成《大学》古本的完整性。吕柟认为朱子“格物”工夫在实践中存在驰于外物之弊,提出“格物以修身为本”“诚意为八目之要”的主张。“格物”是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所起之际的应事接物、观察求取工夫,“格物”工夫的展开和完成都指向于修身。“诚意”工夫起于“念虑”、成于“慎独”、维护于“正心”“修身”、达于“自慊”,是人“觉知—分辨—选择”的思维、行动过程,做得诚意工夫则此心全然至善。吕柟《大学》诠释尽弃章句训诂、阐发义理思想、注重现实关切,在《大学》诠释史弱化了朱子《大学》诠释的独尊地位,接续了张载关学义理解经思想传统,为后儒诠释《大学》提供了新思路。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探析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有三:一为注重字训考据,在注经风气较为随意的明代,《老子通义》是一部难得的字训与义理并重的老学著作;二为以自然为宗,朱氏以“自然”作为《老子》思想之核心,认为万事万物皆不能外于“自然”,展现出不同以往的诠释路径;三为会通儒道,朱得之为阳明之弟子,受王学“三教合一”思想之影响,其在《老子通义》中也力图突破儒道对立论,从而会通儒道之学。

方以智对王阳明“三间喻”的重构

借由重构王阳明的“三间喻”,方以智扭转了王阳明以“圣学之全”由上而下贯彻释、道的模式。他通过主张“小道”即“大道”之全、“小道”即“大道”之用,从事用层面肯定了儒、释、道门户之别的合理性,由此消除了“小道”和“大道”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了阳明心学“体用一源”对主客分裂的消解作用。通过主张百家即大全的相通,以“尊孔”为前提的诸家互用,方以智试图在事用层面矫正儒家的支离和释、道的不足,重新诠释王阳明“三教道儒”的合理性,由此为明末“实学”和“虚学”的对立提供解决方法,展现了他的儒家情怀和作为阳明后学的学术担当。

方以智学术思想的丰富性与特殊性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和文学家。姑置文学不论,仅从学术和思想层面来看,《清史稿》称他“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其视野之开阔、学术之广博、思想之深邃,足以与素有“明末清初三大家”之称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相顽颉。不过,由于方氏著述或因遭受文祸,或因刊刻稀少,或因秘藏于家,其学术贡献与思想价值,长期以来被人所忽略。方氏思想的隐晦未彰,影响到了明清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的建构与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