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学界顾炎武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围绕顾炎武的生平与交游、著述版本与传播、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经世实学与社会治理思想、学术评价与历史地位五个主题产生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学界以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视野考察了顾炎武的学术与人生,“顾学”研究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亮丽的风景。但也应看到顾炎武研究存在重“学”轻“行”的倾向,顾炎武的经学思想、礼学实践以及《日知录》等几部重要著述之外的其他著作也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必要。

统一而治殊:论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提出一种著名的改革理论,即在郡县制的框架内引入封建制的自治原则,形成“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混合体制。对于这种混合体制论的意义,当代学者通常把它视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或者视为地方分权论或“地方自治论”,认为其目的是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实现平衡。本文的观点是,顾炎武的混合体制论不只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也不只是地方分权论,还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关系的理论,特别是处理“一统”与“治理”之矛盾的理论,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统一而治殊”。本文的目的是论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探讨“统一而治殊”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来源及其实现机制和制度条件。

治道之术:顾炎武富民观研析

为了顺应时代思潮的要求,顾炎武通过经世致用将对道德的追求融入了做实事之中,关注在现实条件下如何灵活地使用儒家经典来指导民众生活,促进国家富强。顾炎武通过重新探讨义利、公私、经权的关系,提出了与理学公私观不一致的实学思想,强调个人私欲的合理性,进而提出了鼓励富足百姓的“藏富于民”思想。顾炎武的“藏富于民”思想关注生财之法,认为通过藏富于民的方式可以促使钱币流动,调动个体的私欲,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务实倾向,是顾炎武在经世致用理念指导下提出的具体务实之策。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论顾炎武的历史哲学

前辈学者一般认为，顾炎武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其历史考据。其实，顾氏以六经皆史、以经证史的历史观而奠定了乾嘉考据之学的思想基础和治学方法，并在考史辨妄、以信作史中寓引古筹今之历史哲学，从而对清代经世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研究顾炎武的历史哲学是重新理解整个清代思想史的一个关节点。

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治人”与“治国”概念的辨析 ,揭示了顾氏关于政治主体与伦理主体分职合作的思想 ;进而剖析了其“众治”思想 ,认为其中内含着“分天子之权”和“宗子辅人君之治”两个方面 ,前者意指政治主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以共治其国 ,后者意指伦理主体通过其伦理活动来辅助政治主体治理好国家 ;最后通过对顾氏政治思想逻辑进程的考察 ,指出了他最终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归结到宗法制度的重建上。

顾炎武的易学研究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开山人物,顾炎武博通群经,兼采众长,邃于经义,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周易》经、传和古韵都做过深人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同时又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经世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义理与致用并重的治《易》倾向,与先秦儒家《易传》一脉相承。研究中国易学史,应充分重视顾炎武的易学成就。

论顾炎武政治思想的三大理论特色

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有许多近代性因素,其政治思想具有三大理论特色:一是在批判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确立起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政治原则,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不再从儒家的性善论出发讲“修齐治平”的传统政治哲学,而是从现实的人、尤其是从皇帝和官员们的“私”和“欲”的现实存在出发,来探讨有效防止政治腐败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设之路,从理论上开辟了传统政治理论近代转型的新方向;三是紧紧抓住“选举”和“清议”这两个环节,将其看作是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两大因素,与现代民主制度特别重视选举和舆论亦隐然有着某种精神实质上的相通之处。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顾炎武学术史地位的建构

《四库全书总目》①(简称《总目》)作为清代官方钦定的解题目录,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同时,《总目》在继承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对历代学术源流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建构,在学术史研究领域同样举足轻重。《总目》的'钦定'性质,决定了它在当时学术评价体系中的权威地位,其学术评价代表着官方的学术导向,并进而影响到学界对学术史的整体感知。其中《总目》对顾炎武(1613—1682年)学术史地位的建构,对顾炎武学术地位的上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

顾炎武的廉政思想是基于对明亡之故的探究及其亡国之训的总结。他认为,是由于明末统治者长期的政教缺失,导致了士大夫阶层道德沦丧,以至最终失天下而亡其国,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后世治国者当以此为殷鉴,首抓廉政,以"法""名""礼"兼采并用的综合治理方式来开展廉政建设,使君臣百官皆"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而尽力达致民富国治而天下平。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顾炎武的豪杰人格

明清之际,豪杰是一种普遍的人格类型。顾炎武以豪杰自期期人,是豪杰谱系上重要的一环。顾炎武的豪杰人格以"明道救世"为旨归,其人格结构以原始儒学为底色,以市民意识为新质。无论是在为人还是在为学上,顾炎武都表现出独立不倚的姿态,多是针对陆王一系的矫枉过正之举。顾炎武有着殷殷的救世情怀,他以口中之舌、手中之笔向当政布露民瘼。为从根本上扭转王学之颓风,顾炎武不仅显示出了摧陷廓清的本领,而且表现出导夫先路的魄力。在交接上,顾炎武坚持守经与用权的统一,为遗民事业开拓了新境界。

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及其价值影响

"经世致用"是顾炎武伦理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有着鲜明时代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清初大动荡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顾炎武"经世致用"伦理思想所内含的对现实人性的道德思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注重"以名为治"的道德教育和严谨求真的为学作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由于其时代所限存在着难免的局限性,但我们可从他的思想中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从而受到深刻启迪,进而对其思想价值进行现代转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新发展。

从“考证胜于经济”到“经济胜于经史”——《四库提要》中的顾炎武学术形象及其后世演变

顾炎武为学“与时消息”,治学重心屡有变迁,其最终旨趣归于由“经史”而达致“经世”。《四库提要》赞誉顾炎武“精于考证”,并称“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但同时,又否定其“经济”之说,认为潘耒“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四库提要》此论一出,学术界有顾炎武学术“考证胜于经济”一说。嘉道之后,社会风气变迁,学界关于顾炎武学术形象的认识转向“经济胜于经史”。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论顾炎武的学术道路

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急剧地走向衰落的巨大变革时期。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三位学术大师之一的顾炎武，他在猛烈抨击王学末流的过程中，大力倡导“经世之用”的“实学”，把学术研究与改革弊政、振兴社会紧密地联结起来，开伪了有清一代的学风。他的学术道路，在批判继承中又有独创，时至当今仍然熠熠生辉。兹就其实学形成、特点以及依托于史学诸问题，初步探索于次。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