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夷”形象嬗变看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海国图志》为中心

《海国图志》中的“夷”形象嬗变,标志着中国近代“异域”形象由“夷”到“他者”的转型,其主体由传统“少数民族”转型为近代“西方列强”。这一深刻嬗变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文化机制由传统“华夏中心”一元构架向近代“中西冲突”二元构架转型;二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这不仅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是在中国古代各民族“自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伴随着近代强势他者的出现而“自觉”形成的,还揭示了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的时间节点和推动中华民族意识演进的文化机制。

《海国图志》中“长技”的多重义蕴及其深闳的改制理想——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诠释

“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的解释重心不在“坚船利炮”“师夷”或“制夷”,而在义蕴丰厚的“长技”一词。结合对《海国图志》全书的分析,此短语至少有四重义蕴:其一,“师长技”标志着中英长技的相对地位极其不平等;其二,长技的典范是于技术化的英吉利国内处于核心地位的蒸汽机;其三,社会技术化因民主政制而获得更充分发展,而其起步则需要突破宗教的束缚;其四,内蕴机器运动原理的“神天之神”命题,以理论化的形式表达了技术的崇高地位及其对宗教思想的解构。要而言之,此七字短语在魏源的思想里对应两条改制路径:一是效法彼得大帝改革的外缘型社会技术化;二是取法弥利坚国(被魏源理想化的美国)崛起的内生型社会技术化、民主化。因此,此短语并非如学界长期以来所认为的仅指向“坚船利炮”这样的技术表象,而是既包含复杂的思想层次,又蕴涵深闳的改制理想和改革思路。

十九世纪中期东亚书籍环流与阅读接受——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例

魏源《海国图志》是继林则徐《四洲志》后,在东亚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理类著作。魏源分别于1842年撰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增扩为60卷,1852年又增补为100卷。该书首次于1845年由权大肯经陆路带回朝鲜,1851年由中国商船亥二号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翻刻本因简明易读又回流至朝鲜,同时日本再版的热潮又影响了中国对此书价值的重新认知。文章通过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海国图志》在19世纪中期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有限传播、日本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武士的阅读接受、朝鲜实学派两班官员及中人的辗转传阅,并论述阅读活动对所在国进步思潮造成的影响。

魏源的编辑思想及当代启示

魏源是清末首屈一指的儒家经学思想家,也是颇有影响的图书编辑家。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验认识,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备、具有鲜明特点的编辑理论。他奉行经世致用的编辑宗旨,采用广选精审的编辑手法,编辑理念灵活创新。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魏源编辑思想中的精华仍值得新闻编辑和图书编辑借鉴和传承。

魏源“藏富于民”思想探论

魏源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受家庭环境影响和时代变化刺激,魏源在经世实践中形成了“藏富于民”的思想。魏源“藏富于民”思想内涵丰富,他主张藏富于农、藏富于商、藏富于工。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藏富于民”思想,合理借鉴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藏富于民”理念,综合吸收了其师友及清朝官员的“藏富于民”观念。魏源“藏富于民”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这一思想仍然有着进步的历史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效”与“觉”:魏源对朱熹“生知”的“接着讲”

朱熹与魏源都重视“生知”的命题。朱子的“生知”是在处理“致知”与“尽心”之间的矛盾时提出的,认为具有“生知”资质的人“尽心”后方能成为“圣人”。魏源则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进行论述,将知识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尊德性”的知识需要自“觉”,“道问学”的知识需要“效”他,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有自“觉”的资质,此即魏源的“生知”。魏源对“生知”的诠释是对朱子的“接着讲”。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及其得失

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周代时势作为其基源,反对将形而上的“道”作为政治理论的直接来源;第二,以黄老之学作为其内核,并将黄老学的起源追溯至上古时期;第三,以悯时救世作为其旨归,认为老子的终极目的是使天下雕琢复朴。魏源对《老子》政治思想的定位具有得失两面:其“得”在于发掘了《老子》的救世价值,提升了《老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了众多晚清和民初的国学学者;其“失”在于混同老学和黄老学,且仅以当下治理效验作为评判政治思想的标准,未能兼顾施政者之心志。这在魏源所处的时代环境下具有必然性。

经以致用:魏源经学观中的经世倾向

魏源经学观继承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既通过诠解圣人作经的经世关怀,凸显圣人与经典所体现的忧患意识,又通过对六经治政内涵的发掘,来贯彻“通经致用”的思想传统。同时,魏源又非全然以经学来诠释其治政思想,而是以经学系统中核心的求实、致用、博通等观念为学,由此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希望借此达成其经世目的。

“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魏源《默觚·治篇》政治哲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默觚·学篇》体现了魏源有关天人之辨的哲学思考。《默觚·治篇》中魏源则反思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形成了诸多合理的政治哲学观点。包括德义结合的儒家治国论,以变易史观为依据的改革之道,德才兼备、人尽其用的人才论。这些政治哲学见解引导了当时的社会改革,对我国当代的社会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魏源对西汉四家诗的评说

对西汉四家诗的评说,代有异义。魏源在《诗古微》中,提出了以时间早晚、得《诗》的本义还是旁义来评价其得失的观念。他认为,三家诗早于《毛诗》,得作者的本义,而《毛诗》晚于三家诗,得《诗》之旁义,本义高于旁义,故三家诗高于《毛诗》。此说具有还原《诗》的文学本色及重情、崇情的时代价值。但是,魏源之说充满经学与文学、重本义还是重旁义的矛盾,所以,他又提出齐、鲁、韩、毛同轨合辙的说法。

理解严复——纪念《天演论》发表100周年

本文对当前流行的有关严复思想的研究作了分析与批评,提出其中的失误大多出于进化史观的背景式“冲击—回应”的理论模式。提出了如何深入正确地理解严复及其思想的问题。

图书馆网络阅读服务与形式研究

现阶段网络是人们必不可少的使用工具。从图书馆服务和阅读的角度看,网络阅读占据了现代人阅读的重要部分。分析研究网络阅读的服务特点,从读者的行为和阅读习惯中摸索规律,在读者网络阅读热点中指导阅读,在实际工作中具有很强实用意义。

论魏源的语言哲学思想

"乾嘉考据学实际开启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龚自珍是"使这一语言学转向发生新的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而与龚自珍有较深学术渊源、且为莫逆之交的魏源有着较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其精髓可以概括为"经世致用"。

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与学校效能的关系研究

采用自编教师组织公民行为问卷和我国台湾学者陈信君编制的学校效能问卷,对301名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①高级职称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高于低级职称教师;②省一级学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高于市一级学校教师,而市一级学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高于区一级学校教师;③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与学校效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④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学校认同、责任意识和利他行为因素对学校效能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

《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以编选《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使魏源掌握了倡导改革的理论上和史料上的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他所具备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素质,标志着其经世思想走向成熟。

论张舜徽的清代朴学起源观

张舜徽认为清代朴学源于宋代学术 ,不仅宋代朴学是清学的先声 ,而且 ,清学也有继承、有扬弃、有修正地吸收了宋代理学的有益成份。本文论述了张舜徽对朴学源流的考辨以及比较梁启超、钱穆、张舜徽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

论魏源的思想发展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时期，到唐宋时期到达颠峰。传统文化的蓬勃发展，使我国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也使得“夷夏之辩”、“华夏中心论”的观念深入人心。明清时期，由于严重脱离实际的汉学和宋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渐入困境，封闭保守、盲目自大、愚昧无知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社会。尽管陶澍、魏源、龚自珍等人于嘉道年间大声疾呼，倡言改革，使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对外观之比较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分别是中日近代先驱思想家。他们的对外观反映了对时代的适应程度。通过比较可看出其明显的差异：（１）对于当时世界逐步形成整体的趋势，魏、冯的认识不及横井明晰、深刻，他们对西方国家先进性的看法也有差别；（２）在对外观念上，魏、冯未改变华夷观念，而横井完全摒弃了这种观念；对于闭关政策的认识与批判，魏、冯尚不及横井深入和全面；进而在形成主动面向世界求发展的观念意识上，魏、冯与横井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