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样本,从外部成本以及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说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改善融资约束,优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配置。3)从市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其次较高的财政补贴隐含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提升效果。最后在较高水平内部控制环境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和机制,为探究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中国新质生产力指数:理论依据与评价分析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而新质生产力进入实践迫切需要开展相应的发展效果评价,根据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既有的理论构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国和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以此反映新质生产力发展真实状况。中国新质生产力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悬殊,这种差距既体现为四大区域板块之间的梯度差距,又表现为少数省市发展水平突出,相当多数省份发展水平较低的特点。针对当前的问题和挑战,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鼓励建立各类区域创新共同体,着力突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大力促进专利产业化和新兴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积极防范新兴产业领域投资过热风险。

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本质上就是“培根”“铸魂”。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更关注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他以“社会文化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套理论上自洽、现实中可行的方案。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有长短的前提下,灵根自植,自作主宰,首先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进而立足于文化的道德理性基础,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综合融通,将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相互涵摄,纳方入圆,由圆化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源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其问题意识、理论探索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独特的当代意义。

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

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意蕴深远的重大命题,并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要求、新使命。党建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讨和研究阐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拓新与理论积淀,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围绕这一重大命题,理论界从多个维度展开的学术探讨和研究阐释,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有效的学理支撑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已有研究文献分析表明,关于这一重大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尚在起步与破题阶段,理论研究呈现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的突出问题。尝试从价值意蕴、理论基础、主题主线、精髓要义、结构逻辑和构建要求等六个维度,研究和阐释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学理意蕴,并提出整体性的构建思路与体系框架,全面提高这一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学理性,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标举性德与认知分层——对马一浮关于知识与价值思想的思考

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侵入,马一浮提出应以六艺之道为中心重建起一种儒学文化的现代价值体系。然而,马一浮对于实在知识的忽视和个体内在道德的过分肯定致使其不仅在有意无意间解构了自己以往所建构的以六艺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存在意义,还存在着模糊了认知分层问题并造成知识与价值之间的二元化和对立现象。尽管知识与价值之间的二元化和对立现象在传统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思想中普遍存在,但就现实而言,知识与价值是不可能完全分割与对立的,任何价值世界的建构都离不开以正确的认知活动作为基础,轻视知识而只标举性德的价值取向最终只会导致道德价值单一化、绝对化乃至永恒化的超历史和超现实的双重倾向。

并非“扩音器”——重评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借用与转化中国传统的经学与小学资源,将中国传统学问融入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之中。首先,钱玄同转化章太炎与康有为的经学资源,将“经”贬黜为毫无价值的“史料”,颠覆所有经书,从传统经学内部获得反叛传统的可能性,使五四思想革命具有“飓风”般的爆发力;其次,钱玄同作为小学大家,在进行文学革命时,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学理来证明五四白话文理念有其建立的可行性;再次,他在推行五四汉字革命时,仍以传统小学资源来论证“改用拼音”的学理性与时代必然性,用极端的方式推动了中国汉字的现代变革。钱玄同从中国自身的学术主体内部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五四获得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这使他有自己独立、独特的“声音”。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浅析现代新儒学的知识化自安问题——从冯友兰、牟宗三对“儒学”的“哲学”界定说起

经由牟宗三的批评和随后而来的反批评,冯友兰与牟宗三的学问分别被指为“脓包哲学”“癔症哲学”,现代新儒家“同室操戈”,本应作为“共识”的“儒学”似乎被弄丢不见了。不过究其实,冯友兰和牟宗三都有志于通过“讲道理”来为儒学在世界文明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认为,面对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用语言文字把传统儒学的那些“常道”合逻辑、合知识地表达出来以说服人,成了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义”,否则儒学在这个时代里便无法自安。在此共识下,牟宗三哲学是“至高无上的教”的一个现代流露,冯友兰哲学是众多“知识性的学”中的一个现代成员,两者的差别就是“烟酒咖啡”与“菽粟布帛”的差别,虽不同,但却都是生活、生命之所需。有此生命、生活,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转化便能开辟出自己的道路,而现代新儒学的未来也才真实可期。

略论吕振羽对湖湘辛亥革命人物的评述

吕振羽虽长于治中国古代史,而在其史学研究中,也曾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先后对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辛亥革命人物进行过评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但由于多种原因,其个别评述还存在一些偏差与不足,值得我们在相关的研究中注意。

专业良知、文化自信与中国哲学主体性——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片论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有一个光辉传统,即建立在专业良知基础上的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执着持守,其建树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论证并确认了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二是论证并确认了中国哲学在立千古人极、明万有相通、尽中庸精微、审言意之辨、通古今之变等方面的理论创造;三是论证并确认了中国自身能够孕育出近代哲学启蒙,融会中西而自创新说。文章还对海外学界以所谓“意识形态化”来全盘否定我国老一辈学者的哲学史研究、以所谓“唐宋变革论”来取代“早期启蒙说”的观点作了澄清。

反古与返古之间:唐君毅、牟宗三以良知摄受知识的建构

在近代西风东渐、民族文化遭受冲击与挑战之际,“当代新儒家”对传统的态度虽有所疑,但仍排除种种纷陈,不与主张全盘西化者为伍,选择立定优良文化传统之脚跟,而后摄受西洋文化之优异面,借以取长补短,增益民族文化之生命力与内涵。依此原则,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都曾进行深刻的探讨与回应。简言之,乃是以良知、性善、人格之挺立,用以吸收、结合西学之重知识、科学、宗教等传统,创造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联,从而实现人文精神与物质文明之齐头并进且与时俱进的目标。

新中国初期吕振羽论教师思想教育及其启示

吕振羽在新中国初期创办党领导的新型高校过程中,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依据当时形势组织开展教师思想教育工作,就教师思想教育的必要性、教师思想教育内容、教师思想教育方法等,提出了富有创见意义的系列论述,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当今时代高校建设及教师思想教育均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金景芳先生的孔学、经学研究及其意义

金景芳先生对孔学与经学的研究堪为20世纪后期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体现出强烈的独立思辨精神。金景芳先生既秉持信古之学术立场,又具有开放的学术眼光。他对孔子的推尊,特别突出了六经之意义,同时严格区分本色孔学与后世儒学,批评朱子所代表的理学是歪曲了的佛老之学。金景芳先生以时、中(庸)、仁、义为孔学核心概念,并论及天命、天人关系、正名、诚、格物等,体现了根本六经以研究孔子之方法和严辨孔学与儒学的立场,可谓独树一帜。直至今日,金景芳先生的孔学与经学研究在治学精神、方法、观点上仍予吾人以深切的启示。

论冯友兰家本位的孝道诠释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是现代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孝文化作为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一,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发挥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更是探寻当今全球老龄化问题出路的资源。冯友兰以“家本位”为视角对传统孝文化进行了新的诠释。以“同情之了解”去看,传统孝文化是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背景下,以生命为出发点构成的循环往复的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今日虽进入社会化发展,孝文化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总之,冯友兰以“家本位”诠释传统孝文化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反映,也是对今日治学者的鞭策,为今日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价值提供了基础,为现代社会孝养问题的发展与解决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

唐君毅的和合思维

唐君毅先生学识渊博,对于中、西、印学皆有一定程度的研究。而他的个性圆融,在面对历史上各家或学派论争时,大多不会去评判各派的高低或对错,而是看出各家专长所在,各给出一个位子。此近似郭象之圆教观,所谓的各美其美!唐先生此一和合态度与圆融思想,除了是他个性使然,亦与他涵泳于中华文化而深得其味有关,诸如华严宗的一多相即、相摄相入;《庄子·天下篇》道术之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以及《中庸》的中和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精神,在滋养其非凡卓识与感通精神——其卓识要去创辟天地之包容,其感通要去持应万物之共谐,从而圆成唐先生心中华夏文化之谐和天地。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从老根上发新芽”:梁漱溟“新礼俗”思想解析

在反思民族自救运动的过程中,梁漱溟提出以社会涵容政治的“新礼俗”构想。中国的民族复兴不可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应从复兴“刚”的人生态度与重建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两方面来激活“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礼俗”可视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综合性构想,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独特方案。具体而言,他主张以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开出民主精神,由此实现中西文化在中国实际社会的沟通调和;强调以乡村为实践起点,通过乡农学校这一实践载体,将知识分子与农民聚合在乡村,启发个体的人生向上思想,创建富有伦理情谊的现代团体组织。

民族新信仰的找寻:“科玄论战”与唯物史观中国化——兼论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及其实现

“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以来中西方思想文化第一次爆发激烈冲突的思想论战。在论战中,唯物史观派在科学观上肯定科学的作用而否定科学万能论,在文化观上纾解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历史观上驳斥了科玄两派对唯物史观的质疑。同时,唯物史观派巧妙地运用了投合时好与话语创新的论战策略,不断提高其在论战中的话语权。“科玄论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路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发扬,完成了对中国道路的思想启蒙,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进程。

困境、路径与价值:李大钊文化现代化思想探析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拓荒者”,也是中华文化在危机中开新局的“举旗人”。面对中华文化受到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因素制约而陷入发展困境之状况,李大钊立足于中国“实境”,提出在肯定中华传统文化蕴含“容人并存的雅量”与“自信独守的坚操”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作用,以夯实经济基础为支撑,以推动政治建设为保障,以统一思想为引领,形成经济政治思想的整体合力,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现代性重构。李大钊关于文化现代化的思想,不仅开辟了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赋予中华文化主体性活力,同时也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