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

以“抽象的普遍性”和“绝对的特殊性”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都会陷入知性思维的误区。要准确理解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就应该辩证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马克思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思想入手进行考察。这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现代化的共同内涵及必然性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以及“为什么我们能够走自己的路”两个重大问题。我们不能够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因为我们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这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赓续和更新中华文明。但这不是对特殊性的片面强调,而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定位中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原则和自主探索具有普遍性,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创造性运用,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性发展,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原创性贡献。

全面理解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重维度

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价值立场、思想方法、话语原则和实践旨归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上超越了西方纯粹工具理性导致单向度物质文明和维护资本利益的社会治理价值偏差,实现了“人”的价值理性的回归;秉持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治理模式和传统社会治理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拓展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空间;坚持自信自立,不断推进社会治理话语创新,消除对西式话语的依赖,强化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做到既不封闭僵化,也不食洋不化;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凝聚社会治理价值共识,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共享社会治理发展成果,筑牢社会治理道路根基。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

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第二个结合”以文化灵魂说为基础,从生活视域、意义导向和精神维度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第二个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为政党和民族的普遍自觉,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得到了全面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经验、精神力量和哲学智慧被分别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支柱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六个必须坚持”分别对应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的群众史观、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事物矛盾运动原理和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等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学理性贡献的角度深化对“六个必须坚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掌握好、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

新时代异质文化交融中的哲学话语建构

把在西方文化土壤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中华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交融的过程。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重要思想,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新的历史丰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辩证唯物论、方法论、唯物史观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的历史形态,同时也实现了异质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视域融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真理结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使其褪去文化异质性,表现出中国现代哲学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内涵,由此创造出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新质生产力:破解西方文明困境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超越资本逻辑并指向未来的开创性文明形态。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推进中华文明向更高形态跃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扬弃资本逻辑并批判借鉴资本主义文明优秀发展成果,创造了后发国家依靠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不断赶超的文明新形态。新质生产力是超越西方单一工业化的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可以打破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不平衡世界市场体系,突破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困境和发展悖论,开启人类文明演进新征程。为此,应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地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

论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基于中国现代化史的哲学思考

我们今天重提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旨在探究21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这是有关现代化的本质问题,需要通过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来解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代化史具有典型性。中国现代化史包括了中国现代化的三种模式:一种是以鸦片战争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20世纪80年代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三种模式的产生与世界历史的变化相联系,体现了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动态联系。这三种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内容和形式清晰地呈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现代化的普遍性离不开现代化的特殊性,而现代化的特殊性的意义就在于消解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使现代化的普遍性在扬弃自身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中获得自身的具体性。在当代,这种普遍性的具体性是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构成的,从而证明: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是21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史的典型性也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内容和特点。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与建构路径

人文与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对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有着深刻论述。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在建构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经济思想为指导,突出经济发展的人民立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提炼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支撑案例,概括中国文化经济建设和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实践成就,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将提高理论影响力和解释力作为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认识原则和检验标准,探索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规律。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

习近平郑重提出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内蕴引领和助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肩负五大使命:第一,人文经济学崇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新目标,代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向;第二,人文经济学主张发展的人文新范式,替代资源和资本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因素,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第三,人文经济学推出的人文新赛道,增加了聚合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的新路径,完善了营商环境;第四,人文经济学强调的人文新规则,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则保障;第五,人文经济学憧憬的人文新样态,谱写了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实践逻辑

中国人民通过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获得了追求现代化的政治资格,由此真正迈入现代化的门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不断提升和跨越现代化的历史层级,从而塑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模式。由于独特的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的现代化叙事形成话语破解,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建构、一般规律认知以及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特色等方面展示出现代化的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和机遇并存。全球各国在竞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中迫切需要谋求发展的价值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核心,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同时,提倡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的公平正义,并且始终以人的解放为价值导向,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深刻阐明了全球发展的交往共识和价值共识之所在。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学说,不仅针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还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角度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极具现代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准则。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从百年历史经验中深刻总结,得出了历史主动精神这一重大命题。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指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历史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自我主动性和创造性;理论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底、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蕴滋养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生成了把握历史机遇、坚持人民至上、推动理论创新的实践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罗尔斯全球正义观的阐释与比较

在全球正义的适宜主体问题上,罗尔斯全球正义观选定的是“人民”,这一概念过于模糊,其包容性也有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立足于民族与国家,就有效避免了这一问题,同时它以“人类”为价值主体又超越了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罗尔斯的全球正义观放弃了分配正义,把组织良好的社会对负担沉重社会的义务界定为援助义务,削弱了义务的强制性;同时,其对贫穷国家的贫穷根源的分析也是片面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包含着多维度的分配正义考量。对世界文明多样性并存问题,罗尔斯全球正义观的立场是西方自由主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主张文明和谐论,倡导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逻辑的三维释读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明秩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文明蒙尘”。不同社会阶层由此开启了救亡图存、探寻新路的努力,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所有的探索都以失败而告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成为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的“旧邦新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不断生长的文明,要准确理解其生成逻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一是方法论之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生成;二是实践之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生成;三是胸襟之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坚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兼收并蓄中生成。

元宇宙的现实境遇、逻辑批判及其未来进路——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要始终以后者约束前者的前进之路。本文在简要梳理元宇宙发展历程并探讨其概念的基础上,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重点分析了元宇宙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数字人”对“现实的个人”“,数字自由“”数字劳动”对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影响。元宇宙作为资本扩张的新空间,并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约束元宇宙的未来进路。在技术层面,破除元宇宙科技霸权,推动元宇宙技术价值重塑;在内容层面,推动价值理念虚实一体,共建元宇宙多元内容生态;在治理层面,规范引导元宇宙资本,系统提高元宇宙治理能力。

新质生产力与人的新发展——基于智能生产力的考察

智能时代的生产力是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改造和加持的新质生产力,以智能生产力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是经过智能文明洗礼的新人之创造性劳动的产物,同时也构建了培育高素质新人的生态土壤。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生产力、创新驱动的生产力、高阶自动化生产力、开放共享的生产力,对人的知识水平、创新能力、技术驾驭及共享协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人在智能时代的新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对人的发展也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条件,在新质生产力的加持下,人的发展向着“全面提升”和“自由个性”的方向迈进,人类自身不断得到新的增强,人的智能水平和生存境遇也获得相应的提升与改善,人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前景。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