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阐释及其当代价值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基于历史传统文化考察中国,指出中国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他与世界知识分子进行对谈,剖析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困境,从“以人为本”的维度考察中华文明中的文化底蕴。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中排他性与均质化的局限,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进行现代性阐释,指出中华文明和平主义色彩的“普遍性”,以及价值论与存在论的统一,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可能。因此,池田大作对21世纪的中国充满期待,认为中华文明将在形成真正符合人类利益的世界文明新秩序中发挥重要价值。池田大作对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阐释,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提供了东西方文明比较的维度,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定的启迪和借鉴。

再议“终结”——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五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思想方法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对仁和良心的认识过于陈旧,二是对智的直觉的理解严重失误。这两个问题负面作用很大,已经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牟宗三儒学思想方法的终结”这一命题所要凸显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认识不到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容易将仁和良心比附于康德的自由意志,非但不能凸显儒学的特色,而且难以处理好心学与理学的关系。如果认识不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容易将智的直觉限定在个人精神修养领域,忽视牟宗三对于外部对象的关注,窄化存有论的内涵,乃至将牟宗三思想人为分割成前后两个部分。在牟宗三研究已大规模开展数十年的情况下,无人可以否认牟宗三思想的价值,但切不可将其视为哲学的“顶峰”,否则无异于杀死了哲学,从事的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神学崇拜了。

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关系新论

通过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种不同的文化结构和形态的详细分析和总结,证明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之间既有巨大差异,又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连续性和发展变化的逻辑。从而也证明了后现代性是一种现代性,它并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是现代性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

生态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之维——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评析

生态政治学家萨拉·萨卡从生态角度追溯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原因,论述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必将选择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生态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批判了"技术决定论"的乌托邦性,阐述了生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可行性,提出了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诸多建议,对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启示,但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所持的批判需要客观分析。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有三个层次的含义,即作为对必然性认识的认识论的自由,作为自然自发性的本体自由,以及作为人的现实自由的实践自由。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的,但人的实践自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本体自由和认识论的自由是实践自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自由以及寻求实践自由条件的理论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政治思潮的民族主义:历史与问题

作为政治思潮,民族主义起源于近代西方并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数百年来,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蔓延至全球,对现代意识观念的建构、现代经济政治秩序的塑造,乃至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影响。纵观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不能简单地判定其是否可取,而要根据现实条件的不同,做出有针对性的具体判断。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并超越民族主义的视界,将民族主义观念调控在合理区间,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格外重要的现实问题。

论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当代拓展

虽然马克思没有对自然生产力进行过系统论述,但是其著作中内含丰富的自然生产力思想。这些思想在中国化和时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既是对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的重新强调,又是对其作用和地位的进一步彰显;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又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实践启示。

现代技术与“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生存状态,在追逐该理想的过程中,人类经常困惑于现代技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正是现代技术的无所不入使人类远离"诗意地栖居"。"诗意栖居"的实现需要人类走出对象性思维,有节制地利用现代技术,把审美维度纳入到人类的建造活动中,即不要对自然促逼太紧,而是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隐性与显性知识的转换——二语习得中的思维和逻辑问题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是否可以转换,在认知学界讨论已久。通过结合联结主义假说,初步探讨了二语习得中影响表述和吸收的思维习惯及逻辑思想的问题,提出这两个看似隐性的因素,可以通过显性化的二语实践而习得,进而达到二语学习效果接近母语习得的目的。

铃木大拙禅学思想的后现代主义意蕴

铃木大拙及其禅学思想蕴涵着破与立的双重维度,就破而言,他反对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西方理性主义造成的种种危机加以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张不谋而合。就立而言,他对禅学"无"之境界的阐发还隐喻着价值维度,并成为指导人的最高生存原则。而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构建最高价值维度,他们一破再破,从根本上将个体存在置于不可规范的境地。如果我们不拘泥派别与体系的差异,仅就生存议题而言,铃木大拙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主张具有表象相似性,二者使东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实现了另一种对话。

从《人民日报》言论看大公社时期的个人自由

通过人民公社大公社时期《人民日报》的言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此时期关于个人自由问题进行解读,可知此时期国家政策的制订,以及言论的关注点,在理论思想上来说是基本正确的,充分地考虑到了社员个人的利益诉求,个人生活的自由以及对家庭生活进行了肯定,其看法是辩证统一的,在个人与集体、个人自由与集体生活关系的认识上也是正确的,充分地认识到了个人正当合理的自由。

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和超越性：马克思的视角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论,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离不开主体前提、物质前提、交往前提。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共产主义现实运动在中国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的是一种现实运动,这种现实运动必须实现六个超越,即超越分工、阶级、异化、私有、地域、劳动,才能走向共产主义。因此,在研究共产主义的时候,既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又要不断超越现实,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境遇与挑战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使人民大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理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加强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活动,用大众化方法手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与活力。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

本文认为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同时 ,也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认真分析它们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

孙中山的知行观及其演进结果

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家,从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重新对知行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以开放的视角,结合自身的自然观,从广泛的认识论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和阐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时代哲学家们对于知行问题的思维定式及狭隘、片面的阐述。他结合进化论的思想,利用已知的自然科学,充实了知行观的内容,赋予了时代的新内涵。他自觉地把知行观纳入了民主革命轨道之上,使知行观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进而显示出其思想的历史进步性。这一知行观是针对辛亥革命以后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提出来的,其产生是有着历史原因的。“行易知难”作为孙中山知行观演进的结果,论述了实践和认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反映论的时代表现。

论生态文明的新视野

新文明需要新视野,新文明代表新视野。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其"新"表现在四个方面:在发展观视野中,生态文明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价值观视野中,生态文明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在权力观视野中,生态文明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权力观;在道德观视野中,生态文明追求的是生态道德观。

当代国人思想观念大变革的表现与意义

随着当代社会发展,国人在思想观念变革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从不同侧面深化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追寻主要原因,我们发现国人思想观念大变革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要求。这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人们生活方式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启蒙精神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

启蒙开启了现代社会的进程,现代性深深扎根于启蒙运动之中。本文对现代性的起源做出历史的考察,探讨了现代性与启蒙精神的渊源关系,并深入分析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理性与主体性)在文化、思想领域确立自身地位的过程,指出启蒙理性僵化的思维方式乃是造成现代性的矛盾与异化的思想根源。

全球时代的东方核心价值观

全球视野下的东方价值观具有东方意识,充分肯定多元性,主张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积极交往,文明间的对话、宽容和谐。东方核心价值观有民族文化的底蕴,是国民所接受的共同观念,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全球时代的东方核心价值观是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东方各国社会发展方向。我们要以全球价值视野阐释东方天人合一、科学信仰、民主自由、和合忠孝的核心价值观,分析东方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实质。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文化批判——一种基于文化价值观的理论视角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含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根源,而且蕴含着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缘由。对后者,生态马克思主义从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流变中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价值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