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在本土形成的固有思想基础上,吸收了中国的朱子学,并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历史中形成的。其固有思想中很早就存在着儒学性的因素,传统思想也与中国的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使得中国儒学思想很容易地传入并被吸收。而吸收朱子学形成的朝鲜性理学与中国相比,则发生了不少深入而细致的变化。朱子学传入之初便被新兴士大夫们接受,后来以此为指导理念建立了朝鲜王朝,从而被定为国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密而又特殊的关系,使得儒学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问,而成为了指导阶层的统治理念、士人阶层的权斗工具。朝鲜儒学者对人的道德心性的深入探索、士人们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意识以及学派的分化和党争都与此息息相关。

韩国儒教丧礼文化的确立及其生死观

在今天的韩国,以祖先祭祀为本质内容的中秋丧祭文化既是对韩国人最重要、在韩国社会中覆盖最广,又是最具韩国人特色的文化现象。其实,从新罗开始至整个高丽时期的近千年,韩国人的丧祭文化还是以佛教式为主导。然而,从朝鲜王朝开始,随着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和《朱子家礼》的普及,丧祭文化逐渐转向儒教式。这种转向不仅在丧葬形式上,而且在生死观上也都表现出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在地两班"以"奉祭祀,接宾客"的生活方式,又为儒教丧礼文化在韩国的最终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曹南冥对宋儒“心统性情”说之图式诠解

“心统性情”是张载提出的命题,朱熹对之做了系统的理学解释,成为其心性论的重要命题。性理学北渐韩国,16世纪的韩国硕儒曹南冥,以图解的形式对其概念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整合,其图《心统性情》即是对张载、朱熹等人关于心、性、情关系的图式诠解,其解释不仅体现着理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天人一体理路,而且有着自己独到的了悟。本文还对相关图式的真实性做了必要的考证,并对学界公认的“十七图”为南冥自制之图的说法提出质疑。

韩国当代哲学家金忠烈哲学思想述评

金忠烈是当代韩国哲学界一位既有深厚学养又富有人格魅力的著名学者。其学融贯中韩,会通中西。在哲学上,他对传统的"天人合一"说作了富于新意的诠释,并建构了一个以自然为本的天人合一体系。对"和谐"思想的论证亦颇具新意,早年即已关注技术文明可能造成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以鲜明的人文关怀,畅扬"天人和谐"理念。在儒学史研究方面,提出了韩国儒学源于中国的鲜明观点,纠正了时下某些偏颇之见。对于南冥学研究,他更有开创之功。

高丽太祖的《十训要》和崔承老的《时务二十八条》

高丽前期儒学主要是由中国传去的汉唐儒学。汉唐儒学的基本内容是政治哲学。这是因为中国儒学是产生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社会陷于混乱,各诸侯纷争,恃强凌弱,以众暴寡,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这时有许多有识之士奋起,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目的在于消除战乱。

丹斋申采浩的哲学思想与人生实践

申采浩是近代韩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申采浩的主体哲学涵盖着主体的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历史意义、现实价值等。主体哲学贯穿在申采浩抗日活动、历史研究、文学创作中。他毕生投入民族独立运动,展示了抗日斗士的宁死不屈的精神;作为历史学家他以民族史观批判传统史学和殖民主义史学,确立了韩国近代史学;作为作家其文学作品,尤其是在中国流亡时期创作的文学遗稿最为迫切地表现出其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

古代韩民族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风流”

韩民族有其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风流"。与中国文化中的"兴"立足于伦理本位、追求"大同"的精神不同,韩民族的"兴"与"风流"根植于生命本体,追求重生精神,进而使"兴"与"风流"直接与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相联系并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韩民族先民具有的自然原始性、巫术性的歌舞形式,在游戏的文化功能中,形成了"兴"与"风流"的文化特性,而其全员参与性、与"神"的沟通性和规范的游乐性则构成韩民族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的基本特征。

论同春堂的大儒品德及其礼学思想

同春堂宋浚吉先生(1606-1672)为朝鲜朝后期的著名学者,在韩国文化史上据有重要的地位和思想影响。这里,尤要提到的与同春堂同时的文化伟人,乃是尤蓭宋时烈先生(1637-1689),论辈分尤蓭高了一辈,同春堂是其胤(族)子。

茶山“性嗜好”人间观

茶山是韩国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大胆地批判性理学的“性即理”思想,提出了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的“性嗜好”概念。他认为人性是“心之嗜好”,而且,这种“嗜好”分为“灵智嗜好”和“形体嗜好”,所以,人性具有二重构造。人性的二重性又决定人类既具有追求“善”的可能性,也有实施“恶”的可能性;又意味着人既具有追寻“天理”的“道心”,也具有追求“人欲”的“人心”。更重要的是,茶山不仅没有否定“人欲”存在的价值,而且把“人欲”视为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由于“性嗜好”是人类所固有的属性,人类根据自己的“嗜好”来主导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任。

“丸山模式”的东亚回响——有关朴忠锡、韩东育的相关研究

丸山真男在学术研究中呈现出的理论视野、阐释方式和目标指向及其提炼和抽绎出的“普遍性”(“近代性”)和“个体性”(“日本性”)的方法和取向具有一种可被移植、模仿的“范式”意义。受业于丸山真男的韩国学者朴忠锡藉其师丸山的理论和方法在对韩国思想史的研究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拟写和尝试,但不仅未能摆脱理论先行、民族主义等问题,还自陷于韩国殖民史观及其话语体系中。新近,韩东育在对丸山真男的系列研究中,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所采用的历史实证主义手法和“东亚”视野,或可为“丸山学”及东亚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境域。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郑齐斗思想绪论

郑齐斗(1649-1736),字士仰,号霞谷,朝鲜李朝(1392-1910)的著名阳明学者。霞谷先祖郑梦周(号圃隐,1337-1392)为高丽朝著名的儒学家,在朝鲜儒学史上有"东方理学之宗"[1]之称,霞谷为圃隐十一世孙,其与中国宋朝理学思想有很深的家学渊源。

论三峰郑道传排佛的儒学

在韩国学者的著述中,一般多将郑道传和权近放到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中进行论述。这里,将郑道传和权近作为高丽末期的重要儒者进行论述。

宋浚吉理气说浅析

宋浚吉(1606—1672,字明甫,号同春堂)是17世纪韩国著名理学家和政治家,同时亦是朝鲜朝后期韩国性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栗谷先生的再传弟子,在韩国儒学史上他与同属畿湖学派宋时烈(1607—1689,字英甫,号尤庵)并称为"两宋"先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义湘与海东华严

义湘号为海东华严初祖,其佛学思想集中在《华严一乘法界图》中,表现为圆融无碍一即一切的华严宗精神,这基本上是对其师智俨思想的继承。义湘和元晓的华严宗都是新罗中兴精神的体现,与花郎道一起共同构成新罗统一的思想要素。元晓行迹难考,义湘宣教创宗,勤修精练,贡献良多,不负初祖之名。

韩国儒者对中国朱子学的几点发展

古往今来,儒学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盛不衰、永葆青春,就是由于儒学自身的更新和变异,即发展。中国儒学传到韩国之后,在与韩国本土文化的磨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形成了韩国儒学。没有这种变化,就没有韩国儒学。

“中韩哲学的发展与人文纽带的构建”国际学术会议

2013年11月2日，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韩哲学的发展与人文纽带的构建”国际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光华楼思源报告厅隆重举行 。

栗谷“为政一民本”观念中的儒家立场之特色

韩国实学哲学家栗谷,姓李名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称为栗谷先生,为朝鲜16世纪儒家朱子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来已久的朝鲜实学思潮,从朝鲜王朝的英正时代开拔出经世致用之实学潮流,其理论建树无疑渊源于儒家。而其中李栗谷的理论贡献是返本开源的。

韩国儒学的发展现状与当代价值

韩国现代社会因存在金钱万能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由此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传统文化的崩溃。韩国儒教经历了古代至三国时代、统一新罗至高丽时代、高丽末期到朝鲜初期的新儒学、朝鲜建国到壬辰倭乱、壬辰倭乱之后到朝鲜后期为止以及现代儒学。儒教文化在三个层面表现出现代意义:一是以"追远报本"为基础并进而扩展开来的孝道,二是以韩国的美丽山水为中心而展开的儒教式心性修养的价值,三是国权丧失时期,由救国义兵们所表现出来的忧国意识和忠节精神。所有这一切,皆可以成为现时代克服道德沦丧、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儒教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试论李滉“分而为二”、“合而为一”的思维方式

李提出的关于“一两”问题的思维模式 ,是吸收朱熹“一而二、二而一”的观点 ,在其理本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本文从太极与阴阳、理与气、性与情、知与行的相互关系等方面 ,对李“分而为二”、“合而为一”的思维方式作了初步论述 ,揭示了李哲学的理本论特征 ,及其对韩国儒家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