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德格尔对康德自由概念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并没有抓住自由的本质,因为他把自由与因果性的本原关系给搞反了。海德格尔的批判包含三个环节:他将因果性范畴与其经验性的运用混为一谈,从而将本与时间无涉的因果性范畴转变成一个具有内在时间性特征的概念;他篡改了康德的超验的自由理念,将其与先验自由混为一谈,进而取消了康德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所作的重要区分;他通过对康德的“理性事实”的发挥,将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在人的经验性意识给“统一”了起来,进而将具有“自我立法”功能的实践自由转变成他所谓的“存在的自由”,即“让—存在”。海德格尔与康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自由之主体的角度而后者是从“能力”的角度来规定自由概念。前者的优势在于它似乎可以从“存在”的层面为人的自由奠基,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它可适用于任何自由主体的自由。

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海德格尔的元政治学和被隐蔽的“内在的真理”

近年研究证实海德格尔原始手稿中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这样的表达。但这个发现并不能证明海德格尔哲学是纳粹政治学。“内在的真理”这个概念跟海德格尔这一时期构建元政治学的设想有关。作为区域的元存在论,元政治学要将存有的真理落实到存在者层面的政治活动中。而存在的真理则通过荷尔德林的诗显现为“亲密性”这一比希腊的■更为源初的概念。从海德格尔的元政治学理论构想来看,他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之名来构思他所认为的理想政治之基础,而非为任何现成的纳粹运动提供思想基础。他所谓的“精神的国家社会主义”指的并非现实政治中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元政治学用来称呼它要促成的涉及民族和此在本质的运动的名称。元政治学的构想没有成功,并不表明海德格尔思想的失败。

存在的接合——简论海德格尔对谢林《自由论文》的解读

海德格尔的讲稿《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不仅直接促成了谢林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的复兴,而且代表了他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存在问题之思考的一个重要转向。本文首先对于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一书中的相关重要思想,如恶与人的自由的关系、上帝的生成、实存与根据的关系等做深入的分析,并且指出谢林在该书中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相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突破。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海德格尔对于谢林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的解读。海德格尔一方面指出谢林哲学相对于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根本突破在于它强调了实存与根据之间有一种“存在的接合”,另一方面认为谢林关于人自由的哲学思考最终还是走向一种理性主义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把上帝看成是一种最高和圆满的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谢林的哲学仍然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视野之中。

布洛赫“希望哲学”主体超越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立足于20世纪欧洲人类生存境况,在理论方面博采众长,结合其个人生活背景形成面向未来、超越现存的“希望哲学”,并通过“尚未”“具体的乌托邦”“新家乡”三个内容展现了以人为希望的主体,具备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的主体超越思想。“希望哲学”主体超越思想对处在21世纪工业化高速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同样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文章从主观超越性、现实可能性、人本主义三个方面揭示了“希望哲学”对于中国的现代价值。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祛魅与返魅的存在论反思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以追问技术本质为主旨,由此形成了他关于祛魅与返魅的存在论反思。“存在的遗忘”与“世界的灾难”,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反思的基础性议题。海德格尔对于技术本质的追问,不仅是在检讨世界祛魅化引发的诸多现代性问题,而且也在指出世界如何返魅化的泰然处之之路。“集置”被看作是技术时代普遍化的强制秩序,同时也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与危险所在。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对存在抱着敬畏之心,也就是让世界返魅化而走向一种“泰然处之”的存在状态。于是,“祛魅”和“返魅”构成了海德格尔现代性批判的两个面向。在生物基因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引发诸多危机问题的今天,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存在论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路径。

“帕纳斯的进阶”——“活的当下”的初始规定及其三个解释模型

从胡塞尔早期开始考察“活的当下”,是准确把握其系统性地位的必要步骤。通过重构性分析1893—1905年文本,我们发现:胡塞尔在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争执和迈农-斯特恩争执中的态度表明,“活的当下”一开始就被规定为具有“厚度”的当下;作为对具有“厚度”之当下的第一个正面解释,心理学模型具有相对主义和循环论证的根本缺陷;形式化模型作为第二个解释虽然避免相对主义,但也只是论证了一种必然的可能性;第三个解释,即清新回忆模型,试图描述“活的当下”的现实被给予性,但其“内容-立义”模式使得它无法说明时间意识的直接性和连续性。因此,“活的当下”在此一阶段还在“帕纳斯的进阶”途中。

什么是超越论—现象学的还原——从胡塞尔还原方法的范围问题谈起

通过追问胡塞尔还原方法的范围问题,其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意涵将得到深入探析,超越论还原与现象学还原这两个提法将得到细微而确切的区分。为确定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范围,可以把普遍怀疑方法当作一种简易可行的标准和根据:实在世界及与之相关的事实知识和本质知识、纯粹逻辑学以及上帝等等之所以能够或必须被打上括号、搁置起来,乃是因为它们能够被怀疑;而纯粹意识及其内在要素(比如中立性的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之所以不能够被打上括号、搁置起来,乃是因为它们不可能被怀疑。但普遍怀疑不等于超越论—现象学的还原:普遍怀疑,意味着从日常坚持存在信念的态度转向对待存在信念的否定态度;超越论还原,在认识论上,意味着将这些存在信念的有效性当作有待被证明和实现的诉求;而在存在论上,超越论还原又被称作现象学还原,意味着向对待存在信念的中立性态度转变。

自尊与同情:霍耐特对法国和英国承认观念的思想史重构

霍耐特对承认观念欧洲传统的系统性梳理,是其承认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之一。他分别考察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社会语境中承认观念的“民族特殊性”,探究了某一既定国家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如何导致承认观念的独特含义。而霍耐特关于法国和英国承认观念思想传统的梳理,清晰地呈现出他对这一观念新的理解:一方面,在法国,从道德主义者、卢梭、萨特直至后结构主义者对承认的认知性理解,主要突显了承认观念的否定性维度,即对社会承认的依赖会导致个体无法把握自身的真正个性;另一方面,在英国,从休谟、斯密到密尔的道德哲学则在经验层面上彰显了承认规范所蕴含的道德心理学机制。这种新的理解有助于在主体间相互承认这一基本含义之上,进一步把握承认观念的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既能意识到承认的否定含义所反映的社会危害,亦能理解承认的肯定含义对于道德自我控制的心理学意义。因此,霍耐特的这一思想史重构是对其承认理论的深化。

超越死亡:论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理论中的爱之共同体

自我维度在内时间意识中显现为生活主体,爱之共同体是生活主体的重要阶段。探讨爱之共同体的发生进程,势必要聚焦其中的关键节点--人格生成、世代生成以及爱之共同体。同时,还应抓住自我维度这条线索,从自我通过同感单向地通达他者,发展为自我与他者彼此通达,并尝试消弭主体之间的间隙,来展现爱之共同体的双重主体间性。在爱之共同体中,内时间意识真正完成了个体化,显现为完整意义上的个体存在,推进了内时间意识由时间性发生向人格性发生的转变。由此,历史、文化等具有实践意义的事件才能发生,并推动实践现象学视域的展开。

技术、主体性与存在之思——从技术批判看海德格尔对主体性哲学的克服和超越

技术批判是晚期海德格尔思考的核心主题之一。海德格尔早期的技术批判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对主体性哲学的克服和超越,他的技术批判也逐渐走向专题化并与存在之思结合起来。与前中后期对主体性问题的态度相一致,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也分为三个层次。在有着浓厚的主体性哲学色彩的《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暗示技术阻碍了此在实践性的在世方式;在开始反思并克服主体性问题之时,技术破坏了大地之隐匿;在完成了对主体性哲学的超越和扬弃后,技术批判走向了既控制了世界也控制了人的双重维度。但海德格尔并非主张单纯的拒斥技术和现代化,而是认为只有在艺术和诗中,才能重新回归整全的存在之思,重回精神之高地。

从“表象”概念的改造看胡塞尔对布伦塔诺“判断理论”的重构——《逻辑研究》“第五研究”之布伦塔诺命题改造疏义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五研究”中的“判断理论”整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判断”和笛卡尔、休谟的作为决断态度的“判断”这两大传统。布伦塔诺是后一个传统的代表,通过将“判断命题”还原为“存在命题”,强调判断与表象在行为方式而非内容方面的区别。胡塞尔通过改造“布伦塔诺命题”,表明了现象学关于行为分类和奠基关系的构想。命题中的“表象”被改造为“客体化行为”,包含着两组“表象”和“判断”的概念对子,即“单纯表象”与“设定判断”,以及“指称”表象与“陈述”判断,其中的判断对应着两种传统含义。两组概念分别作为质性分差与质料分差,交错组合而构成整个客体化行为的区域。改造后的命题展示出质性变样、质料奠基以及质性奠基等多层次的行为关系,初步形成现象学的科学的“判断理论”。

构建一种“向前看的唯物主义”: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

传统哲学以存在论为基础,其存在论只关注已有存在和永恒存在,不讨论甚至排斥尚未存在和可能存在,因此传统哲学从来是缺乏未来向度的,未来可能的问题因而没有进入哲学的议事日程。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一反传统哲学的实在存在论,他使“希望”从一种意愿表达变成了一个存在范畴。“希望”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是推动存在的;“希望”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客观的。这是因为“希望”表达了一种有待实现的未来可能性。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立足于乌托邦精神以及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设计,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关于未来可能的哲学证明。这种希望存在论尝试将“希望”置入主客观的会通之中,对于乌托邦给出了一种创新性的解释,既别开生面地改造了哲学,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哲学证明上的杂糅性问题。

语法是约定俗成的吗?——论胡塞尔的语法起源思想及其启示

胡塞尔对语法起源的考察以(s是p)为例,具体论证(s是p)的生成过程,揭示了语法起源于“前语言活动”的个别直观(其中发生了被动综合的三个阶段)和本质直观,即前谓词经验。这一语法起源思想反映了先天语法的先验发生学路线与后天语法的经验构成路线两种认知方式的差异,辩证了语法是约定俗成的这一常识信念,其能揭示后天语法缺乏的“前语言活动”并具有其他先天语法所不具有的明见性,其缘由在于现象学方法。胡塞尔语法起源思想本质上是其现象学方法对语法现象进行分析的范例。这一思想在方法论上启示我们反思哲学方法与具体学科方法的差异,真正理解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

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路转向——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全新的“理性”统治方式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从马尔库塞等早期批判理论到哈贝马斯及其交往行为理论,技术理性批判在转向过程中显露出一定的逻辑困境。马尔库塞在以往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具有否定维度的“新理性”以消解异化现实;哈贝马斯则在继承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以“生活世界殖民化”为切入点,以语言为中介重建“交往理性”限制工具理性扩张。然而,哈贝马斯同样未能正确认识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脱离现实制度和生产关系单纯否定技术理性,使批判的总体理路向对技术本身的否定滑坡,其理想的话语状态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愿景。

论胡塞尔《危机》中的历史维度

作为此前几乎独立于历史问题域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危机》时期的胡塞尔从历史中看到了哲学发展的道路。之所以考察历史,是因为对他来说,哲学家作为人类的公仆还有另一层不可避免的身份——作为过去的继承人。据胡塞尔的观点,哲学史通向的是人类解决人性危机的真正起点——对“我”真正进行考察的先验现象学。只有在更广阔的和更深层次的维度中理解“我”,才能重新理解人,才能真正面临并解决人类的危机。但胡塞尔历史哲学精神所具有的高度统一性却同时意味着一种诠释的暴力,并有一种使现代人进入另一种危机的危险。

开端:原在真理之言说——论海德格尔开端之思的三个维度

“开端之思”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重要方面,其目的就是要扭转形而上学的发展方向,从而让人们跳出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并在向本有之原在真理的跳跃中实现与存在之间的本质性的互为归属。形而上学之展开突出地表现为遗忘存在的实事,并构成了现代人类的命运逻辑。思考开端,就是思考人类的未来走向,而这一走向被规定为向存在的本质性回归。因此,海德格尔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看到了开端之为原在真理之陨落的过程,并开创性地将形而上学之终结与形而上学之前的思想开端勾连起来,为另一开端的开启奠定了思想之基。

重审斯宾塞的有机体政治论

早在晚清时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政论家斯宾塞的著作就被译介到中国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曾再度燃起对他的热情。直到今天,斯宾塞思想究竟具有怎样的品质,在中国学界仍未得到应有的审视。通过思想史的考察不难看到,生物学自由主义是启蒙哲学的激进化发展。斯宾塞感兴趣的更多不是生物进化论本身的科学问题,而是如何用它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即便是斯宾塞理论的核心“社会有机体”论也不例外。个人自由的权利优先观是斯宾塞哲学的出发点,但它与从生物进化论原理得出的有机进化的国家观无法协调。探究斯宾塞生物学政治论的品质,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代“白左伦理”的理据。

海德格尔晚年对深渊哲学首次系统的公开表达——《思想的基本原则》中深渊问题的五个向度

《思想的基本原则》所包含的五个演讲,未明言地以离基-深渊为枢纽而建立起整体关联,也是海德格尔深渊哲学首次系统的公开表达。《思想的基本原则》揭示出了离基深渊的五个向度:离弃形而上学中存在者层次上的根据、向深渊的跳跃、作为本有的深渊、传统哲学的可论证性与逻辑学等方面的无基或深渊特征、作为语言之本质的离基-深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哲学论稿》中深渊哲学的语言之维,并揭示出海德格尔思想从“存有的地方性”通向“存有的拓扑学”的路径。

与第一开端的争辩意味着向另一开端过渡——以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中的开端思想为视角

海德格尔的开端思想是其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存在之思只不过是为开端思想做准备。他把整个柏拉图主义传统把握为第一开端,第一开端之历史作为遮蔽存在的历史,完成了自己的所有可能性。因此,历史的任务就是要重新思入第一开端,并完成向另一开端的过渡,存在之思就是为顺利实现这种过渡作出的积极回应。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著作《哲学论稿》本质上是为另一开端之开启作出的沉思。以《哲学论稿》为视角重新阅读海德格尔,不失为一个把握海德格尔思想实质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