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维尔诺“大众知性”观的理论辨析

保罗·维尔诺在后福特制生产语境中阐释的“大众知性”特指后福特制时代以大众语言交流与一般性思维能力为核心要素形成的主体间性。“大众知性”的提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阐释框架,在商品价值形成上对生产范式提出了理论挑战。“大众知性”是在既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的主体性建构形式,它使劳动者能够在“敞开”的主体性空间进行生产,却无法使劳动者真正摆脱资本的权力支配。“大众知性”为我们探索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主体性建构空间提供了新视角,这是“大众知性”面向当代的理论价值之所在。

消失的声音语法:阿甘本的声音政治批评

声音理论建构尚处草创阶段,须挖掘现有思想资源以应时需。而阿甘本的声音思想可为声音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域。作为联结阿甘本前期语言哲学和后期政治哲学的纽带,听觉维度也为我们重返阿甘本提供了新的路标。阿甘本的问题意识在于,德里达虽然解构了声音的在场幻觉,却遗留了一个更隐秘的先验幻象——大音。大音作为声音以及形而上学的语法,以转换机制的形式解决了哲学内部的二元对立。但是,为了完成这种统一,大音所隐含的“划分-连接”功能,就必须在动物语音与人类语言之间设置一个不公平的门槛。这道门槛缺乏合法性依据,却成为制造赤裸语音的绝对标准。在这个人类学装置的控制下,人类声音被微观政治无限征用、改造和塑形,而潜在性地沦为治理的对象。为了中止大音在主体间性的作用,阿甘本从门槛同时作为区分的消解的角度,提出了救赎策略。因而,阿甘本的声音政治批评,旨在揭示隐藏在主体听觉经验背后的声音语法,进而对其进行批判和消解。

生命与权力的“潜能”——理解阿甘本政治哲学的一个视角

“潜能”是阿甘本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其理论结构贯穿并型构了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考。阿甘本将亚里士多德以实现为目的的潜能改造为“能而不做”的“非潜能”,进而为其新型的伦理与政治规划奠定了基础。在生命伦理层面,阿甘本指出基于“潜能—实现”的伦理学提供了划分生命优劣的标准,并基于“非潜能”阐发了不可分割的“生命—形式”和非目的论的“姿态”伦理学。在政治权力层面,阿甘本运用“潜能—实现”分析了主权例外的运作方式,并基于“非潜能”提出了中断主权例外运作的“弥赛亚”事件,使主权停止对生命的捕获。阿甘本基于“潜能”阐发的政治哲学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它将福柯的现代社会微观生命政治扩展为存在于整个西方政治史中的宏观政治问题,并质疑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其缺陷在于未能有效地说明“赤裸生命”和“生命—形式”对于抵抗生命权力作用的区别,并且将政治权力的运作结构本体化。

阿甘本主权运作模式的内在基质与嬗变逻辑

在主权领域中,阿甘本建构了一种弥漫式的无所不在的主权形象和话语逻辑。这既相异于福柯将主权权力视为逐渐隐退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区别于奈格里与哈特描述的那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统治帝国主权。他将赤裸生命的生产视为主权原初政治活动的内在基质,并以禁止、纳入-排除、例外状态机制为构境,阐释生命与主权、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以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伪性。阿甘本具有一种激进政治哲学批判立场,其颇具敏锐性、挑衅性的解释框架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这一解释框架虽然没有为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提供合法性依据,但为审视生命政治技术治理模式下人的生存境遇和被宰制局面提供了崭新视角。

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的内涵意蕴及实践旨趣

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葛兰西思想中仍待深掘的闪光点。葛兰西通过区分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肯定了后者的关键性作用。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认识要从语境、角色定位、产生机制及其根本特征等方面综合分析,要从群众、政党和社会统治三个角度认识其功能,明确其实践旨趣在于明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开辟知识分子融入群众的新视角以及重新评估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

从唯物论到超越论——16至18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亚氏形质论的基础上对“太极”认识的变化

耶稣会传教士于16世纪来到中国时,认为中国的不同知识流派都是一元论和唯物论,因此致力于引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和个体化概念,人类灵魂的哲学和神学概念可以基于此得到发展。我们将考察与物质概念有关的四个讨论。首先,利玛窦批评理学只认识到质料因和形式因,忽视动力因和目的因,这导致利玛窦将太极、理和气等关键概念视为唯物主义而加以拒斥。利玛窦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著作(尤其是《柯因布拉评论》)得到更为系统的翻译,我们将分析《论天》的中文译本及其关于原初质料的讨论。在关于天体质料和月下质料是否属于同一种类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来华耶稣会对著作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以适应理学思想。第三,龙华民在其报告中试图表明,儒家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拒绝的前苏格拉底的物质一元论。最后,卫方济在其《中国哲学》(1711)中试图超越西方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转向关于中国哲学的更为中和的解释。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及其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创造性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将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领导置入文化、智识、世界观这一范畴加以考察,并从影响市民社会、建构阶级联盟、发展有机知识分子等维度,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了理论构思。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趋复杂的语境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科学认识意识形态的内容结构、生成规律、发展逻辑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同时为我们抵御意识形态解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启示。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体系特征及其逻辑建构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体系外观具有强烈的“迫不得已”特征,并使其导向关于“文化领导权”的分析。通过“历史-社会”的解读模式,葛兰西哲学在有限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合法性的同时,极度强调文化的重要性。通过“文化-政治”与“文化-理论”的双重逻辑建构,葛兰西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引导意大利启蒙运动的革命目标。由于片面强调文化问题的重要性,造成其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独立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的理论缺陷。

心灵研究的“归属论”走向:解释主义及其最新发展

解释主义不直接解剖、探究心灵本身,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人的言语活动和解释实践之上,创造性地提出:心灵既不像各种形式的实在论所说的那样是实在的存在或属性,也不像各种非实在论或取消论所说的人为的虚构,而认为心灵是我们的解释性投射的产物。解释主义是有韧性的。否定和批评不但没有使之消失,反倒使之在回应中上了新台阶。在解释主义的后来发展中,不仅戴维森和丹尼特对自己创立的解释主义有改进,而且有些人对之作出了新的辩护、论证和发展,还有一些人在阐释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解释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这些为我们深入探讨心灵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资源。

从黑格尔到阿甘本:辩证法的虚无主义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黑格尔辩证法工作的出发点是解决哲学二元论中蕴含的“虚空”和虚无化问题,完成主体意识对“虚空”自为的生成性转化。但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转化以“无主体进程”的本体论形式保留了虚无,并可以在霍布斯的国家主权机器及其去主体化的主体程序中找到相应的政治实践形式。阿甘本据此挖掘出辩证法内含的行动法则与暴力机制,指出它带来了自由行动的困境,而解决办法唯有开启有关“自我-触感”和非专有之爱的共同体经验。黑格尔到阿甘本这条思想脉络的发展,显示了黑格尔的“绝对者”概念对海德格尔及其后来的虚无主义批判的决定性影响,他们共同的解决路径是建立新型的行动共同体。

从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透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的重要思想,是其反思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结晶。在实践哲学中,葛兰西肯定了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功能,并将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视为缝合精英和大众在智识认识上的裂痕,从而构建统一的智识——道德集团,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方法和原则,并指明了政党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葛兰西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是理解他的实践哲学最终旨归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理论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全党、全社会范围内凝聚共识提供有益借鉴。

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中的权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将生命问题与主权相关联,在权力与生命的互动关系中阐发了自己的权利思想。阿甘本权利思想缘起于对20世纪纳粹反犹与美国霸权的思考,以及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回应。他将施米特“例外状态”理论改造为一种纳入性排除的例外结构,指出资产阶级权利话语建立在纳入性排除的逻辑之上,这一逻辑导致了主权者对生命的征用和所有权的异化。阿甘本的权利思想与马克思的权利思想都揭示了资产阶级权利话语的虚假性,但阿甘本的权利思想偏激且缺乏实践基础,其真正的理论价值在于确证了主权对于守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性。

肯定性“免疫”——论埃斯波西托的共同体观念

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阐释了生物性的身体与政治性的权力之间的融合与渗透,生命政治研究开始了历史性的变迁,并影响了哲学的生命政治思考。继承福柯、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思想与德里达的免疫思考,埃斯波西托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免疫”概念。埃斯波西托不仅哲学地思考免疫学,而且从免疫学科学的角度看待哲学,呼吁一种肯定性免疫共同体的建构。

剩余时间、法律潜能与身份使用:阿甘本“弥赛亚”思想的三维探析

后马克思主义者阿甘本将保罗放在犹太教弥赛亚传统中解读,从历史、法律与身份三个维度阐发了自己的弥赛亚思想:弥赛亚打断了线性历史观,从当下的时间中爆破出革命契机;弥赛亚事件的发生使法律停止运作,消除了法律的分隔机制;弥赛亚悬置了人们的身份,使人们从既定身份中解放出来。阿甘本的弥赛亚思想在继承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同时又基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对其进行改造,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这一论题进行分析可以廓清阿甘本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承接与背离,呈现阿甘本对马克思革命思想中革命契机、上层建筑、阶级身份等问题的关注,以及由于拒斥普遍性革命主体导致的缺乏有效革命手段,从而凸显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当代价值,即重思物质生产、重塑普遍性的无产阶级。

葛兰西的“文化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性发展

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一名优秀的理论家、革命家,受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以及意大利的社会现实情况的影响,通过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实践,分析不同国家社会发展情况的差异,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文化领域的范畴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着重思考了文化及国家文化领导权的问题,闪烁着独特的理论光辉。文章通过深刻思考市民阶层在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从如何将普通民众通过革命的理论改造成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有机群体,锻造有机的革命主体意识这一新的角度去重新诠释市民社会理论,将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导权相结合,形成了准确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新的哲学理论体系。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少有的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义者,提出的知识分子、文化建设、意识形态的理论,对于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实现国家安全体系的构筑,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对第二国际时期各种不良主义的批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概述了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主要内容,并进行总结,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构筑正确的意识形态观念;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打击和批判错误的思潮;坚持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党员干部带动人民群众三个方面的当代意义。

阿甘本论奥斯维辛对人性的摧毁:伦理、存在论和语言

阿甘本认为人性并非先定的,而是由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人类学机制”虚构出来的,这使得人性在极端境况下可以被剥离。在作为例外状态常态化和场所化的集中营中,人性的毁灭表现在伦理、存在论和语言三个层面上。首先,奥斯维辛的极端状况使囚犯们受动物求生本能的支配放弃了日常道德甚至助纣为虐;其次,生存状况最为恶劣的“穆斯林人”放弃了求生意志降低为植物生存状态;最后,“穆斯林人”还失去了使用理性言说意义的能力。奥斯维辛对人性的摧毁佐证了阿甘本关于西方形而上学虚构人性的观点,但同时也质疑了阿甘本以“身体使用”建构新型主体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将人性奠基于实践之上,以物质实践改变社会结构,方能实现人性的完善。

走向游戏的共同体——论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

在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范式中,人类原初的共同体依赖一种“神圣化”操作。“神圣化”意味着“纳入性地排除”结构,这种悖论式的结构为原初的共同体建构了稳健的基石。资本主义共同体不仅延续了“神圣化”操作,同时将其熟稔地普遍化、纵深化到各个领域中,而资本主义共同体所衍生的诸种危机都与此“神圣化”紧密相连。与此相反,“亵渎”在本质上是一种去神圣化的努力,它以玩忽、弃置、无视的姿态对“神圣化”进行牵制。在其中,游戏是“亵渎”方案的典范,游戏在内部构造上表现为秩序的自主性与目的的自由性,它拒绝“神圣化”所要求的悖论式秩序与特殊性目的。因此,游戏担当着重置资本主义共同体“神圣化”的重大历史使命,并为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生命政治学的贡献。

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中的劳资关系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理论。他们认为,就像物质劳动一样,非物质劳动仍然在资本的控制下遭受着剥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发展表明:劳动成为财富创造的源泉。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叙述语境中,资本以新的方式对劳动进行着新一轮的剥削与管控,以获取剩余价值,具体表现为对生命政治生产基础和成果的破坏和掠夺,对劳动过程稳定性的干涉以及区域性劳动者流动障碍的设立。劳动范式转型的背后是资本新一轮的剥削和管控,未改变资本积累的历史本质,也并未改变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地位。

模拟电路课程设计的教学研究

分析了高校模拟电子实验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Multisim 2001、Protel为平台的模拟电路课程设计的教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