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辩护

同情的利己主义解释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被同情心唤起了自身的负面情绪,同情激发的助人行为是为了减少负面情绪的利己行为。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也预设同情会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事实,但认为同情即使伴随痛苦仍可以产生利他动机。休谟的“同情—怜悯模型”区分了狭隘同情和广泛同情,并且认为广泛同情产生了包含关切他人的怜悯情感;巴特森的“移情—利他假说”则区分了自我利他行为和纯利他行为,并且认为后者对应一种以他人为主导的移情关切。休谟的道德哲学阐明了同情的利他性的产生机制,而巴特森用心理实验的方式为休谟的哲学观点提供了实证辩护。

休谟正义哲学中的法律行为理论——兼论私法规则之治的思考进路

以正义规则为核心的休谟正义哲学,常被认为是一种财产权理论或德性论,但同时也是一种法治理论。从静态的占有稳定之规则,再到动态的财产基于同意移转以及许诺的履行之规则,其间的思考进路与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理论如出一辙,体现的是私法意义上的规则之治,背后支撑的是人类利己的天性。难以自觉遵守正义法则乃人类天性使然,因而需公权力保障强制实施。私益为公权之行使提供正当性理据,公权之最终目的亦须回归至私益,狭义上的公益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加广泛的私益。私法为“里”,公法为“表”,休谟的法治,即为一种通过公法形式实现私法目的的私法之治。

休谟政治哲学中的演化博弈论

如果人们早一些读懂休谟,政治哲学史或将改写。休谟政治哲学包含大量深刻洞见,却没有被认真对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休谟的科学倾向(试图建立道德与政治生活中的牛顿力学)所导致的理解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学界试图以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进展尤其是演化博弈论重新发掘休谟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演化博弈论解读休谟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可以使休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如惯例、财产权的起源等获得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演化博弈论可以为休谟的洞见提供坚实的证明。此外,在休谟对财产权的论述中,休谟认为财产权的效力来源于打破这一惯例所带来的不便。这实际上提示了一条跨越“是”与“应当”的途径——藉由对后果的反思建立规范性。换言之,休谟的文本之中即蕴含着打破“是”与“应当”区隔的线索。

财富与德性——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

亚当·斯密的生活哲学是当前斯密思想研究的新话题,而对“美好生活”内涵的阐释,构成了斯密生活哲学的主要内容。斯密从“财富”“道德”“美德”三重维度阐释了“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所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普及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前提。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不能偏废“德性”。“德性”具有关于普通品德的“道德”和关于高尚品德的“美德”的双重内涵。鉴于此,“美好生活”既可以是“财富”与“道德”的统一,也可以是“财富”与“美德”的统一。

“休谟问题”的价值困境及其当代解答

继英国哲学家休谟明确区分"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知识问题之后,"事实"和"价值"便作为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哲学界的广泛探讨。能否从"事实"推导出"价值",成为诸如价值情感主义、规定主义、新自然主义等众多哲学流派关注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认为,实践是沟通"事实"和"价值"之间的桥梁,为解决"休谟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这对于我国当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危机、文化霸权与国家形式的转型——斯图亚特·霍尔的现代英国国家批判理论

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是一个系统"工程"。霍尔围绕英国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组织了多个集体研究项目,"接合"普兰查斯、葛兰西等的理论资源,建构了一种社会危机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转型理论,并以此支撑其对撒切尔主义的具体批判分析。在霍尔看来,撒切尔主义是具有真实社会历史根源的意识形态建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新颖的、相当有效的政治工程。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休谟的反神迹论证及其现代启示

虽然神迹在宗教中起着关键作用,但是神迹总与经验相悖,经不起推敲与论证。休谟对神迹证言的态度和他对经验推理的怀疑态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张力。但如果基于休谟的自然主义视角,其立场就可以被视为连贯的。沿着休谟的论证思路,没有任何神迹的证言能够满足严苛的认识论标准。休谟反神迹论证启示我们,拒斥作为“疾病”的宗教,需要坚持归纳式的思维方式,参与到共同的、常识性的生活中去,培养适度温和的哲学怀疑精神。

论马克思对休谟正义论的超越

正义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主题,休谟将正义置于人性中讨论,对正义的起源和规则进行了完整的论述,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补救性正义理论。马克思正义论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批判与继承中实现了对休谟正义论的根本超越。马克思肯定休谟正义论中资源相对贫乏和人性相对自私的论断,但否认资源匮乏与人性弊端的恒在性和正义根源于人性的论断,认为资源匮乏随着生产力发展得以解决,人性也会在历史的演进中被赋予新的内涵,正义则根源于失范社会制度带来的弊端。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包括低阶和高阶两个阶段,低阶即为与现实社会相符的修正性正义论,高阶即为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性正义论,既包含了休谟正义论的现实性质,也具有面向未来的超越性质。

城市小学生心目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通过对 1 6 2名武汉城区小学生的问卷调查 ,获得了小学生关于农民的总体形象。研究发现 ,城市小学生对农民的总体印象是勤劳朴实、生活艰苦、重视亲情人情 ;小学生对农民的印象的信息来源主要是通过他人和小学生的直接观察 ;

理性与情感的张力——评休谟的道德哲学

休谟在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认为道德评价导源于情感,情感通过同情心来传递,而理性不能单独影响道德行为。休谟在强调情感在道德评价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肯定了理性的辅助功能,即理性作为手段能为情感指明方向。虽然休谟提出的"超功利"的情感主义面临道德标准缺失的问题,但他关于正义和共同利益感的论述已经暗示了一种前景,即把功利与情感结合起来。对休谟道德体系的改进在于,将其"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的原则替换为"以理性为主以情感为辅"。

“休谟问题”再思考--基于同情、旁观者和效用原则的考察

休谟提出了从"是"到"应当"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人们道德判断和道德哲学作为一门精神科学而得以建立的可能性。相反,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恰恰是要以同情原则为基础,并辅之以旁观者与效用原则来弥合"是"与"应当"之间的断裂,从而建立一门科学的道德学说。20世纪情感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发挥"显然是休谟本人始料未及的。

实然·应然·可然——关于休谟问题的一种新思考

“能否从‘实然’推出‘应然’”的休谟问题,自提出以来被中西哲人从肯定和否定方面给出多种不同的解,却无一令人满意。其中最看似成功的“与人联系法”实质也不成功。在我看来,与其探索“实然”与“应然”间还无从定性的关系,不如从应然开始,探索蕴涵“应然问题”的必然前提。经分析,“应然问题”的充要条件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可然”,而“实然”则只是部分“应然问题”的间接前提。在逻辑上我们可以作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但在实践层面只适宜从需要解决的“应然问题”开始推导“应然”。这个推导过程的关键步骤是“可然”到“应然”的过渡,其基本方法是比较评价法。

在效用与历史之间——休谟合法性思想析论

合法性思想是休谟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休谟明确拒绝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契约论与君权神授论两种合法性证明范式,在其哲学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历史效用论的合法性证明。在休谟的合法性思想之中,效用是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之上的公共效用,历史则与其认识论所提出的习惯机制紧密相关。休谟认为效用是合法性的根本动机,历史是获得这种动机的过程与条件。在不违背效用的前提下,历史有时也能够直接赋予政府以合法性。休谟的合法性思想具有经验而非先验、功能导向而非形式符合、条件意识而非唯意志论、演化论而非理性主义的特征。休谟的合法性思想在历史上得到持续回响,至今仍具有时代价值。

休谟问题及其启示

在近代认识史上,休谟问题是向人类理性提出的最大挑战。该问题的核心就是休谟对因果关系和归纳法所做的两个著名论证。休谟问题之产生,完全是由经验主义的原则而导致的。经验主义否认人类有能力突破感官的限制,主张人的认识只能封闭在自身的感觉经验之中。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要真正解决休谟问题,就必须跳出经验主义的牢笼。

休谟人性哲学的意义及困境

本文试图探讨休谟哲学的真实意义及其与现代非理性的人本主义哲学的逻辑思想联系。一般常认为休谟哲学的主题是认识论,本文则主张是人,是关于人性科学的哲学,使哲学从认识论转向了人学,改变了哲学研究的方向。休谟人性科学的根本原则———观念联想及其他原则所体现的人性思想,具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心理主义的特征,破除了传统的宗教人性论、理性人性论,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其人性哲学的经验基础和知性方法,最终堵塞了研究人性的通道。

休谟“旁观者”的同情理论探微

基于经验主义的方法,休谟论证道德源于情感而非理性,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是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具有普遍性。同情的道德基础作用在道德的效用原则实现中得到体现。坚持同情的旁观者立场,需矫正个体同情的差异性。

论休谟的道德愉悦感及其理论定位

道德愉悦感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理论核心。休谟认为,道德愉悦感根源于人性中的同情,同情心把个人愉悦和他人(社会)愉悦联系起来并由此产生道德愉悦感。尽管休谟宣称反对道德自爱论,但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到,他实际上承认自爱是道德愉悦感的另一个来源。同情和理性共同实现了自爱(个人愉悦)向道德愉悦感的转变。休谟道德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凸显了道德结构的三个要素即自爱、同情和理性;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讲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摇摆于情感主义、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之间。道德理论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即:情感功利主义、理性功利主义、情感道义论和理性道义论,而休谟的道德理论基本上属于情感功利主义。

《道德原则研究》与休谟仁爱思想

《道德原则研究》是休谟《人性论》第三卷"论道德"的改写,是休谟对道德问题论述更为成熟和稳健的伦理思想作品,其间无不渗透着仁学思想的光辉。休谟对"仁爱"产生的根源的探讨,对"仁爱"道德价值的肯定,对"仁爱"基础上"正义"的追诉,形成了休谟独有的资产阶级仁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