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在亚当·斯密伦理思想中的作用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著名道德哲学家和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同情在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具有多种意义。同情不仅是亚当.斯密建构和评价其道德情操的工具,而且成为其经济伦理的认识论基础。斯密的同情论为我们把握"亚当.斯密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快乐是否存在质量上的差别?——为约翰·密尔的高级快乐学说辩护

约翰·密尔认为,如果某些种类的快乐在质量上胜过另外一些种类的快乐的话,那么,前一种类的快乐会胜过"任何数量"的后一种类的快乐。他的这一高级快乐学说一直饱受争议。学者们一方面指责密尔对快乐按质量进行区分的做法与其功利主义原则相悖;另一方面指责他所进行的对高级快乐学说的"证明"是一种循环论证;也有批评者指出,人们实际上无法将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区分开。如果这些质疑都是合理的,那么密尔的高级快乐学说就不成立。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他的《逻辑体系》,我们就会发现上述质疑都是不成立的。

论柯勒律治对J.S.穆勒的影响

柯勒律治是19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思想却对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J.S.穆勒产生了很大影响。柯勒律治的宗教思想、半个真理的论述以及他的知识阶层的理念为穆勒提供了修正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资源。

密尔论权利与功利

本文首先通过论述密尔的正义观与自由观,阐明了其功利主义理论中权利,特别是道德权利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密尔功利主义理论的重新阐释,说明其道德理论本身是容纳和保护权利的。密尔既是一位功利论者,又是一位权利论者。

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道德代数法

17—18世纪特殊的英国思想背景蕴育了苏格兰启蒙学派第一位伟大哲学家弗兰西斯·哈奇森,哈奇森在道德哲学中提出了道德代数法,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推论,认为"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是最好的行为。虽然道德代数法包含了丰富的功利主义元素,但哈奇森绝非功利主义者,道德代数法的提出,凸显了哈奇森道德哲学内在具有的巨大张力。

文化主义的先知——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

马修·阿诺德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在现代社会工业革命和民主运动的洪流中,他以文化抵制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在他看来文化就是最优秀的言论和思想,能够树立一个共同的理想和权威,从而维护国家的整体性。其文化理论属于人文主义传统范畴,意在培养一个可以领导国家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阿诺德开创了从文化视野展开社会批评的传统,成为20世纪文化主义的先驱。

密尔的自由思想述评

密尔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继承了霍布斯、洛克等人发展的古典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至上的思想,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种个人至上的自由观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人与国家的尖锐对立。在此基础上,他将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了成功的结合,他认为,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政府必须要实施有限而必要的干预。这样既实现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过渡,也使得古典自由主义获得了新的活力。

似真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对于“真”的追求是科学发展的一个目的,哲学家提出似真性概念来更好地把握和理解“真”的意义,并且似真性概念似乎能够更好地解释科学进步。本文主要基于对似真性概念的理解与探究,利用数理逻辑工具可以更准确的刻画科学进步,但是似真性推理并不是纯粹的数理推理,它其中还包含着人的认知心理。似真性概念自身的逻辑强度的不断增强使得事实本身的真理性颗粒变多,才能更好地把握“真”。

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的批判

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反映了西方哲学史上认识论哲学与语言分析哲学错综复杂的关系。哈贝马斯用他的交往理论中最核心的两个范畴——交往理性和生活世界批判意识哲学中的先验主体与对象世界的两极对抗。虽然作为新意识哲学的现象学也提出过交互主体性与生活世界概念,但其在本质上有别于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为理论之上的交往理性与生活世界概念。

密尔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密尔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功利原则辩护中。针对密尔为功利原则所做的辩护,学术界对密尔从以质区分快乐是否有意义,以幸福作为行为的道德标准是否合理,对功利原则作为道德基本原则的合理性所做的逻辑证明是否正确,功利原则是否具有一切其他道德原则所具有的制裁力,功利与正义、功利与自由之间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等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从整体把握密尔的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自我中心困境”与认识论的阿基米德点

20世纪初 ,新实在主义者培里积极肯认了“自我中心困境”的客观存在 ,此点向我们昭示出了认识论研究中所必须遵循的一个核心论题 ,即自我中心是认识论的逻辑起点。此论题的合理性在于如下两点 :(1 )它具有极强的理论根基及科学史与哲学史上的强有力证明 ;(2 )它保证了知识的客观性并因而区别于唯我论。

贝克莱哲学性质辨析

西欧近代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乔治·贝克莱，被称为西欧近代主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反思前苏联哲学史教科书观点后发现，贝克莱哲学性质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应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功利何以容纳正义——解读密尔《功利主义》中功利与正义的关系

文章在研究密尔的功利与正义的关系。在西方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正义一直都是一个被人们广泛争论的话题。由于功利主义的先驱所建立的功利系统的不完善而招致了人们对功利主义的诘难,密尔在修正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以功利为基础的正义观。

密尔的美德观

功用主义的系统化者密尔对美德的看法植根于功用的基础上。在此前提下他又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讨论美德:其一,美德是幸福的首要工具;其二,美德自身可以成为目的;其三,美德由工具到目的的转换依赖于人的社会感情的培养。

贝克莱哲学的历史作用刍议

文章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贝克莱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作出了新的分析与评价，认为：过去对贝克莱哲学的理解存在着误解，对其作用的判断有失偏颇。贝克莱对心物关系的论证、对洛克物质概念和抽象学说的批判，既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旧唯物主义的某些缺陷，为后来唯物主义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视觉问题等认识论领域所作的探讨尽管有严重的缺陷，但仍不失为认识史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

功利概念之辨:休谟与边沁

尽管休谟与边沁都对功利概念做了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但由于各自秉持的道德根据不同,使这一概念在他们的道德哲学中发挥着不同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导致的理论结果和意义也不尽相同。休谟坚持道德以情感为源,通过引入功利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道德诉诸情感的主观性,使道德判定具有了客观倾向;而边沁则坚持用功利定义善恶,将其作为唯一的道德根据和来源,并以此发展出了一门道德学说。鉴于此,二者在处理功利与正义、功利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因此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我们需要对他们的功利概念做出辨析,以避免混淆和误读。

斯宾塞:快乐教育思想的一座丰碑

从柏拉图到夸美纽斯,再到斯宾塞,标志着西方快乐教育思想发展的"三级跳"。斯宾塞基于功利主义幸福快乐论和自然主义教育心理学,在英国传统乐趣教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形成了体系完备、理论与实际结合、至今仍未超越的快乐教育思想,由此使我们领略到这位著名教育家的又一不凡之处。

后果、动机与意图——论密尔的道德评价理论

后果、动机与意图是理解密尔道德评价理论的三个关键词。在密尔那里,后果指的是实施行为时所能带来的结果如何,动机指的是行为背后的根本驱动力,而意图指的是行为者想要做什么。行为的动机是意图产生的原因。密尔把道德评价明确区分为对行为和行为者的评价。在对行为进行评价时,他是根据行为的可能后果来进行的。当他说行为的对错取决于行为的意图时,鉴于他所理解的意图就是对行为结果的预测,这一表述就与说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其可能后果是一回事,两者并不矛盾。他认为行为的动机无关于行为的道德性。这一说法值得商榷。行为的动机的确不能决定其对错,但会影响到其道德价值。在对行为者作评价时,他潜在地区分了短时的和长时的评价。就短时的评价而言,动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特别有助于认知行为者的内在自我。当然,同时也需要考虑行为的可能后果。就长时的评价来说,动机并非关键因素,真正重要的是行为的实际结果怎么样。

自由思想和研究的热情──卡尔·皮尔逊社会哲学一瞥

卡尔·皮尔逊（Ｋａｒｌ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８５７－１９３６）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是１９和２０世纪之交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家。［１］他就各种社会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提出了一整套诱人的解决方案。他关于“自由思想”的论述，至今仍值得每一个知识人深思；他关于“市场的热情和研究的热情”的论述，值得混迹于学术界的“市场人”猛1省，值得“研究人”警惕。这些论述的思想意义是永存的，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赫胥黎《科学导论》的两个中译本──兼谈清末科学译著的准确性

经过比较赫胥黎《科学导论》的两个不同译本─—艾约瑟译《格致总学启蒙》与罗亨利、瞿昂来合译《格致小引》，作者认为：汉学家艾约瑟的译文更忠实于原著，但其中有较多文词欠通之处；《格致小引》颇多删节，更讲究锤炼译文的词句，也基本上传达了原意。但这两个译本都不能算是好的译本。总的说来，制约译文水平的主要因素，在《格致总学启蒙》是艾约瑟的汉语写作能力，在《格致小引》则是译者对原书科学内容的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