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获奖与学术竞赛

卢梭的《论科学与文艺》是1749年第戎学院的应征论文。在文中,卢梭立场鲜明地反对科学和文艺的普及。翌年,作为肩负传播科学和文艺之责的学术机构,第戎学院以“文采”为由授予卢梭头奖,这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事实上,卢梭之所以能获头奖,是因为与太阳王时代维护王室和宗教立场的学术竞赛不同,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学术竞赛推崇诉诸理性普遍认可而非以实践为准绳的求知模式。而卢梭获奖引发的争议也表明,一旦自由的学术探讨溢出思辨的范畴进入实践领域,人们往往容易将某些观点作为教条而用。启蒙时代,反对第戎学院的启蒙者如此;大革命期间,歌颂自由、人权的革命者同样如此。

“人类的祖国”:哲人卢梭的历史爱国主义

卢梭的爱国主义在众多解读者笔下呈现出多重面相。施特劳斯及其学派把卢梭塑造成反启蒙的爱国哲人,他所推崇的爱国主义政治德性是通向绅士统治的“钥匙”。卡西勒以爱人代替爱国,彰显卢梭坚定的现代启蒙立场,使其爱国主义在文化-符号体系中获得责任伦理的定位。卢梭的爱国主义蕴含着历史决定论逻辑,因而是一种历史爱国主义。事实上,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和卡西勒旨在沿用抽离了卢梭爱国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逻辑,致使他们在解读卢梭时出现谬误并陷入困境。新罗马进路的理论目标由于与卢梭“人类的祖国”高度亲和,常常成为卢梭历史爱国主义的试验场。正因如此,新罗马的国家建构理论始终无法克服个人自由与法定义务之间的张力,且落入施特劳斯式的德性陷阱和卡西勒式的闭环有机秩序当中。

卢梭对科学及文艺的自然主义思考

卢梭的《论科学和文艺》批判了科学和文艺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其探索的范围涉及文明发展的多个纬度,被认为是卢梭启蒙思想体系的滥觞。“科学与文艺的进步不利于敦化风俗”的观点引发了持续至今的争议,反映了他自然主义思想的根源和复杂性。卢梭对科学与艺术进步和道德风俗之间潜在冲突的批判,为现代社会自然状态与文化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视角,有助于我们探索出一条科学、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行路径。

“局外人”与卢梭:一种政治叙事模式的形成和启示

卢梭在其政治哲学的写作生涯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外人”叙事模式。在《论科学与艺术》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的视角是外在于真实时间和历史之外的“局外人”;在《社会契约论》中,视角转换为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局外人”;从《爱弥儿》到《一个孤独者的漫步遐想》,卢梭的叙事逐渐远离人类现实生活,成为纯粹理想建构。“局外人”视角并非卢梭有意为之,而是受其身处时代和共同体的影响,遵循了从最初的自然人走向最后的自然人,从不自觉的孤独自由走向自觉的孤独和自由的内在逻辑。这种视角澄清了卢梭在实质上是启蒙时代的引领者而非反对者,重新揭示了启蒙的意义在于理性和情感的双重内涵,还原了一个融贯一致的真实的卢梭形象,也启示了现时代的知识人。

卢梭哲学与五四新文化

卢梭哲学为近代中国学人提供了颇为广博与持续的启蒙方案。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反思中,社会契约论启发了中国学界重新认识了共和政体之合法性,进而为辛亥革命在形式上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话语。在破旧立新的文化改造运动中,卢梭哲学一方面作为激进的思想资源被视为行之有效的医国之术,另一方面却作为着眼习俗与舆论的保守主义的依据。在革命尚萌、文化激荡的时代,卢梭哲学让中国学人重新认识现代政治的条件,以合法性之重释推动新政体之展望。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之前率先引发了对宗法、血统和宗教等政治因素的批判。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最终使得中国学界重估启蒙主义与西方近代政治道路在中国复制的可能性与有效性,而共和主义色彩极浓的卢梭哲学则在这场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所触发的思想重估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辩护与重释。

风险社会与媒介表征

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大众媒介表征密不可分:大众媒介通过拟态环境的构建,形成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促成了风险传播的蝴蝶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媒介形成社会风险的三方面成因:价值层面上,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不足,价值培养欠缺;制度层面上,公益节目欠缺,政府信息制度贯彻不力;内容层面上:网络媒介的风险长尾效应日渐突出。

个体、人民与政府:卢梭的“共同意志”学说分析

"共同意志"是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提出这一概念,是在上帝退出人间之后,为政治共同体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就此而言,"共同意志"必须永远存在且永远正确。但卢梭又为"共同意志"设定了前提条件,即其生成必须依赖于多数个体的参与。而且,共同意志强迫个体意志时,必须遵循理性或合法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共同意志"自身不能参与政治运作,政治运作需要由其授权的政治体(政府)来执行。"共同意志"的作用,主要在于授权和监督政治体(政府)的执法。当然,为了保证政治体有能力执法,卢梭也赋予了政治体以独立意志和力量。由此可见,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虽然"共同意志"是最高权威,但在政治实践层面上,个体、人民和政府是应该相互制衡的。

论卢梭启蒙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幸福导向

卢梭接受了启蒙运动提出的范畴,却不赞同知识和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启蒙原则,而是提倡返回人的真实的自我来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通过研究人的自然原则来拯救病态的社会,由此实现关于美德和幸福的启蒙。为此,卢梭诉诸人的自然需求和真实内心感受,以新的视角研究人,开创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认知路线;并提出自然之善作为研究的参照点,揭示现代社会的堕落,提出相应的救赎策略。

苗族的自然宗教与生态维护

苗族崇拜一切有生命的自然物,诸如圣山、神山和神林等,其宗教观念在生态维护和全球生态安全中可以发挥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进行生态维护和生态建设,必须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承认它的客观存在,宗教同样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目标与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其生态维护的成效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并达到事半功倍效果。

卢梭:浪漫主义的先驱

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首先是他个人生活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他所处的时代精神的思想结晶,同时又是卢梭对启蒙及现代化理论宝库的卓越贡献:它一方面填补启蒙主流思想的不足之处,使之不再局限于对理性和科学知识的推崇,而是添加了对感性力量的寄望,尤其保留了人性对艺术和宗教的可能超越倾向,为更广阔地发挥人性的内在创造精神开辟了新的视野。本文归纳了浪漫主义思想的核心,即对个人的崇奉、对自然的赞赏、对梦幻的无限寄望、对激情的执着以及对语言游戏的迷恋,并进一步分析了卢梭浪漫主义对19至20世纪的人文思想创作的思想影响。

自然人如何成为社会公民?——以卢梭自然教育思想中的“感受力”问题为中心

通过批判传统教育和阐发对爱弥儿的具体教育,卢梭在《爱弥儿》中所构建的自然教育复兴了个体主义教育。卢梭的自然教育试图弥合"自然"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其核心问题是自然人如何成为社会公民。在卢梭看来,无论是"自然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需要落实于具体的教育实践,而教育实践又需要建立在儿童的亲身实践而非教师的理论传授之上,这一过程正是以"感受力"的培养为中心。如此,"感受力"实则是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核心概念。

从“公民权”与“市民权”的分裂看人的异化——卢梭、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契合点

近代以来,"公民"和"市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始终成为现代性问题的一个突出显现,卢梭第一个对这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围绕人的"公民性"与"市民性"即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卢梭认为,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使得现代性与道德之间出现一种排斥,近代以来公民已经消失,人处于异化状态。只有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卢梭的现代性理论与马克思的公民理论具有契合点,都从公民观视角对人的异化进行追根溯源,并且认为,公民权消失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对社会转型中的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

卢梭思想东渐要事汇编

引言 1898年,康有为两次呈谏光绪,要以翻译东籍认识西方: 若因日本译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字文,事一而功万矣.……借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比之采译欧文之万难、前无向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哉!(<日本变政考>序)

道德理想国与自然主义教育的终结──卢梭的教育乌托邦的虚幻

卢梭试图通过新的社会创制建立道德理想国，期望用道德拯救被社会败坏了的人性。卢梭的公意至上的共同体是一个道德理想的承载体，它是社会道德的唯一的合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把个人人性的道德塑造看作是公意社会的道德权威所带来的人性升华与进步的唯一方式。卢梭的教育理想与他的道德理想是一致的。道德理想国必然预设人性的完美与至善，自然教育则必须构筑阻断一切已经腐烂的社会影响的墙，承担起塑造自然人性的道德使命，为社会塑造出纯洁一致的道德来。自然教育因而是道德与人性的监护。卢梭的自然教育理念包含着控制和干预人性的教育暴力。

试析卢梭政治学说中的极权主义暗流

卢梭的政治学说以大力提倡自由平等思想而成为后世民主主义者的“福音” ,但是另一方面 ,在卢梭的政治学说中也潜藏着一股极权主义的暗流 ,它主要体现在“主权者”、“公意”等意蕴含混的政治概念中。这些抽象的概念在政治学中成为凌驾于各种现实的政治权力之上的形而上学实体 ,并通过黑格尔等人的重新阐释而演变为现代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

“自然状态”:卢梭政治设计的非历史性前提和结构主义愿景

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自然状态"概念的政治伦理意义是基础性的。通过对人类从野蛮人到社会人的"自然历史"的叙述,卢梭试图在现代政治设计的框架中寻找"自然法"与善治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划定"自然状态"概念的伦理外延,卢梭将人之自然的"异化"指认为"社会状态"和善恶区分的起点。但是,卢梭所定义的"自然状态"更多的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概念,是人类政治生活本已有之的良善状态的可能性,而不是在线性历史层面"异化—生成"的状态。作为文明异化的结果,市民社会虽然与"自然状态"相对立,但是其内在结构和人性基础却足以提供人为建构新的"自然状态"的可能。当然,在卢梭哲学中,这一可能愿景的实现则需要通过基于社会契约的现代政治得到建构。

试论卢梭的现代民族国家教育思想——兼论卢梭的双重教育目的论

试论卢梭的现代民族国家教育思想———兼论卢梭的双重教育目的论朱旭东一、引言从卢梭全部著作的整体观上来看，《爱弥儿》是一部研究人的著作。人的研究本来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认识论中，在文化哲学中都把人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卢梭带给人类的独特魅力就在于，...

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

《爱弥儿》或"论教育"是卢梭写的一部讨论人性的专著,他认为这是他自己最好的最重要的著作,此书开篇写道:"来自造物主的东西本来都是好的,但是一旦到了人的手里,一切都变坏了。"卢梭不仅讨论了他的基本哲学思想,而且从开始就勾勒出我们应该如何按照自然的哲学培养孩子,卢梭的讨论从婴儿和孩子的早期身体和感情发展出发。《爱弥儿》也被认为是西方文化中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自然状态思想浅析

社会契约思想的前提假设为自然状态的存在。卢梭的"自然状态"是较为独特的,某种程度上会产生一些可能性的误导。

卢梭的自然教育原理及启示

卢梭既是十八世纪最著名的启蒙学者,也是十八世纪著名的教育家。他所提出的自然教育原理、循序渐进原理、自由教育原理、消极教育原理,不仅在当时具有解放思想、打破死气沉沉的教育局面的划时代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借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