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关系:辨析与反驳

在1960年代的早期考古学研究之后,福柯引入了"系谱学"概念。国内外学者认为从1970年代开始福柯的研究方法发生了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重要转变。但是通过考察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康德来源以及福柯"系谱学"概念的尼采来源,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考古学中包含着系谱学问题,福柯所理解的系谱学中也体现出考古学主旨;通过反思和反驳福柯从结构主义到解释学、从研究知识话语到研究权力实践、从进行批判分析到进行因果分析的这些表面转变,则可进一步表明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并不是简单的转向和替代关系,而是补正和深化关系。

论福柯晚期思想的伦理转向

通常人们把福柯思想分为三个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20世纪70年代的权力谱系学,20世纪80年代的伦理学。福柯前两个时期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其80年代的思想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影响。实际上,理解福柯晚期从"权力谱系学"向"伦理学"的转折,对真正理解福柯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晚年福柯独特的权力关系的概念本身预设了某种自由的主体性概念。为了澄清这一主体性的形式到底是"客体化的主体化"还是"真正的主体化",他必然会走向伦理的转向,这一转向转而为批判现代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提供了某种全新的可能性。

阿道与福柯的修身哲学之争

阿道与福柯都试图回归古代的修身哲学,以便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生活模式。福柯认为哲学要不断地关心自我,因而注重精神性诉求;而阿道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艺术",从而揭示了"精神操练"的意义。他们两人都表示哲学的主题与精神性问题是融合为一的。然而,在福柯死后,阿道却撰文批判福柯的"自我修身"观念,指出福柯在修身哲学方面的种种过度诠释,以此表明自己的观点与福柯的差异之所在。但事实上,阿道在批判福柯的同时也存在某些误解,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他们之间的异同。

反思批判:论福柯的现代性启蒙哲学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福柯多次重新解读了康德的《何谓启蒙?》。与60年代对康德认识论所代表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不同,福柯从康德的启蒙概念中提炼出了一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他看作后康德时代现代哲学的根本。要理解这两种“现代性”以及福柯对它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必须区分康德“对他者的错层式不完全批判”与“建构自我服从的先验批判”。福柯区别于历史学、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历史-哲学实践,就体现在他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历史批判和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哲学继承上。

晚年福柯的真理谱系学与哲学考古学

晚年福柯思想发生了一个转折,从权力谱系学转向了伦理谱系学和主体谱系学,从对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分析转向了对古希腊罗马的自我技术的分析。在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中,自我关切的伦理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自我认识总是服务于自我关切的目标。自我关切的伦理建立了一种主体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它拥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认识论的客观真理观的真理概念,它也界定哲学作为一种精神操练,一种生活方式。“笛卡尔时刻”之后,古代的真理观和哲学观都被遗忘了,福柯的真理谱系学和哲学考古学则致力于恢复这种古典的真理概念和哲学概念。

福柯政治历史主义探究

"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法律话语的历史-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史,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

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把启蒙视为批判性的"出口",并将其置于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迈向成熟理性的历史进程之中。福柯承继这种历史批判态度,从伦理与政治两个面向对康德的启蒙观加以解读,进而把启蒙视为一种关联于"现实性"的反身态度和"不被如此统治"的批判艺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启蒙的新任务:在"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我们既能自主地使用理性,又能为理性的政治权力划界。

生命：经验与科学

法国的科学史研究充分运用并重新阐述了18世纪的哲学主题诸如理性、启蒙等,而康吉扬拓展了科学史的研究范围,重述了"间断性"概念,讲述"真话史"的人也讲述循环法,从历史认识论角度考察生命科学。康吉扬《正常与病态》是探索生命科学中知识哲学问题的代表作,而"错误"是其核心主题,人又是注定要出错的动物,从哲学上反思错误成为探索生命的新方式,于是,我们必须重新解释真理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寻求真理的科学不向生命的真理开放,却欢迎生命的错误,这无疑是知识的错位。康吉扬促成了生命概念的另一方式:建立关于错误与生物概念的哲学,以反对关于感觉、主体与实际经验的哲学。

海德格尔论作为原初科学的哲学——出自他1919年的讲课稿

本文根据海德格尔1919年在弗赖堡大学早期讲课稿中的内容探讨海德格尔早期对哲学本性的思考, 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考察海德格尔早期开始思考哲学本性问题的方式; 分析他将哲学当作原初科学的观点, 即认为哲学是对思想、认知的“实情”及方法(方式) 的探索; 评价他的这些见地的视域与方向的重要性、局限性、特性以及最终的含义。

柏拉图哲学三圈--倾听、哲学现实与知识

柏拉图哲学致力于如下三个圈的建构与交织。它们是倾听圏、哲学现实圈与知识圈。倾听圈表明,哲学只能面向那些想倾听它的人,只有得到倾听才会成为论说,才会是现实的。哲学现实圈意味着,哲学论说作为自我为自我的努力,作为实践,只有被伴随、得到支持和运用才会成为现实的,因此,主体通过一系列实践来建立自我关系、完成自我设计并为自我而努力。知识圈就是严格哲学意义上的知识,旨在使人认识事物的存在本身之所是,揭示事物的本质。上述三个圈体现了哲学现实的三种条件、三种界定或三种观点。什么是哲学现实?哲学现实就是勇敢面对权力,即哲学实践,由如下三种能力表现出来:学习灵敏(eumathês)、过目不忘(mnêm8n)与推理能力(logizesthai dunatos)。总之,哲学不仅是逻各斯(logos),而且是行动(ergon),而哲学现实处于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