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社会正义——从《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成本优势》谈起

在一个共同体(如国家)内,人权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一个低人权的国度里,也即在一个以国民付出"高‘人权成本’"为代价得到维持与发展的国度里,也一定充满不公与不义,一定充满国民的辛酸血泪与屈辱哀怨。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所规定与确认的那些基本人权得不到真正维护与保障的地方,也一定是国民的各种权利以及与这些权利相关的基本利益备受损害的地方。国民人权的高程度被损害,在一些国家里被转化为权力与资本的"低‘人权成本’"发展优势。这种低人权发展模式是难以持久的,它真正需要修正的是主导这种模式的权力本身,即对一元化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直到使之不可能再对人权进行损害,并承担起维护人权的责任。

论村民自治权利实现的困境及其法律进路

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赋予了村民诸多的自治权利,然而,村民在实现自治权利的过程中,受到乡政、乡村强势群体和其它乡村社会主体的多重干预,村民自治过程中事实的权利与法律赋予的权利差异较大。要破除实践障碍,促进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就得合理界定村民自治法律关系中相关主体的权限范畴、培育村民的权利观念、科学设计保障权利的程序性规范。

儒家伦理中“仁”的模式与现代公民意识

儒家伦理中"仁"的模式本于人性人情人心之常,从家道之仁、政道之仁与为人之仁,儒家伦理中的"仁"成了一种外在的道德原则规范。从其文化属性来分析,从礼乐社会、家族社会到宗法社会,儒家伦理中"仁"的模式的本土性体现为,它与传统中国专制社会的特点紧密相关。而从其精神蕴含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中"仁"的模式顺应的是一种等级制安排的差序格局。因缘于儒家伦理中"仁"的模式的诸因子并不全然构成现代公民意识的"善",儒家伦理中"仁"的模式与现代公民意识并不相契合。要推究现代公民意识的地缘性,就必须研究与其相匹配的公民伦理的精神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