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论罗蒂希望的哲学与希望的政治

罗蒂的希望理论包括希望的哲学与希望的政治两个维度:前者指从知识到希望的范式变迁,即反对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与基础主义的知识,代之以人类的乌托邦希望;后者指自由主义希望,即宣扬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社会与民主制度。希望的哲学不为希望的政治提供哲学基础,而是提供再描述,以促进自由主义希望的实现。再描述是参与对话的好的预言,是希望的运行条件。与之相应的是,再描述刷新了传统哲学的角色,重塑了哲学家形象。探究希望理论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罗蒂何以批评费什、哈贝马斯、福柯与马克思等众多学者以及罗蒂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观念纠葛。

作为境况的“社会”:阿伦特论现代性与“局外人”

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都以各自的方式处理了他们的“犹太经验”,并将其呈现为一种社会学的客观立场。身处20世纪经历了整体性危机的西方社会,在经典理论家的“犹太命题”基础上,阿伦特为犹太人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向。阿伦特发现,近代西欧犹太人既生活在“社会之中”,又生活在“社会之外”,“局外人”一词暗含的社会与经济属性才是对犹太人与社会关系的客观表述。本文首先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与犹太人解放这段历史展开论述,然后重点叙述“富有犹太人”和“犹太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在近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处境与地位,最后讨论社会理论传统中的犹太人问题,并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定位阿伦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论荒谬之为异化——重思内格尔生命意义论证

托马斯·内格尔反驳了关于生命意义三个常见论证,即“百万年论证”、“蚍蜉论证”和“死亡终结论证”,进而指出生命的荒谬感实际上反映了人的一种深层次的自我认知能力,是我们对生活的深刻投入与对其“无可回避的疑虑”之间的冲突产生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框架,提出了对荒谬的一种历史解释,荒谬感其实是随现代化进程逐渐显现的认知状态,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异化的一种形态,其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密切相关,进而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当人类处于“分化的统一”阶段,作为主观异化的荒谬,这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最终也将随历史而去。

阿伦特科学技术哲学思想辨析——基于阿伦特《人的境况》的考察

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的力量逐渐渗透进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阿伦特探讨了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类生活被支配和“异化”的现状,指出科学技术使人的能力退化,使人的生活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确证。人的思维能力被科学技术所支配,人关于政治和哲学的思考逐渐被数字化所控制和取代。这种情况之下,阿伦特提出要将人解救出来,通过分析劳动、工作与行动,摆脱当前人类生活与思想的困境,建立一种不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查尔莫斯机器意识观的演变历程

“机器意识”问题随着人工智能与脑科学的不断突破而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对查尔莫斯的机器意识观的文本考察,可以将其相关思想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1989-1994)、中期阶段(1995-2003)以及后期阶段(2010至今)。查尔莫斯在早期认为机器意识存在实现的可能,计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基础;在中期他认为“难问题”的存在使得实现机器意识变得困难,需要一定非物理形式的解释;在后期他认为机器意识实现的最佳路径是渐进式上传,且需谨慎对待其发展的后果。

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路转向——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全新的“理性”统治方式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从马尔库塞等早期批判理论到哈贝马斯及其交往行为理论,技术理性批判在转向过程中显露出一定的逻辑困境。马尔库塞在以往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具有否定维度的“新理性”以消解异化现实;哈贝马斯则在继承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以“生活世界殖民化”为切入点,以语言为中介重建“交往理性”限制工具理性扩张。然而,哈贝马斯同样未能正确认识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脱离现实制度和生产关系单纯否定技术理性,使批判的总体理路向对技术本身的否定滑坡,其理想的话语状态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愿景。

纳斯鲍姆良善生活思想探析

纳斯鲍姆主张幸福或良善生活是合德性的实现活动,承认人的有限性及不自足性,因此她认为,基于人的现实活动基础之上的良善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繁杂的“运气”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脆弱性的显现。她指出人类唯有通过实践智慧和情感认知能力的共同参与,方能摆脱来自偶然的境遇和运气的束缚,从而实现人类的良善生活。

论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

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认为世界存在本质,个体的意义在于发现本质真理,找到统一的基础。而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则认为所谓本质不过是一种虚妄。借助反讽概念,罗蒂批判了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认为世界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德性和幸福都是无法论证的,二者的统一,是偶尔有之。他还提出将公共和私人领域加以区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社会应该赞成创造才是个人进步的关键。同时,罗蒂也主张,在追求独特的同时,要理解他人的终极语汇,最大可能地减少残酷,加强团结。

詹姆士论个人气质对哲学倾向的影响

有观点认为哲学家是在严肃对待客观前提与条件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哲学体系,实用主义的奠基人威廉·詹姆士却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个人气质的引导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哲学家个人的气质或冷酷或温和、或残忍或人道,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哲学道路的选择。詹姆士的这种理论被称作“哲学气质说”,该学说根据哲学气质的不同把哲学分为“柔和的”和“刚毅的”两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包括众多的小类。对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典型的哲学倾向,詹姆士分析了两者的特点,同时也论述了各自存在的弊端。“哲学气质说”把研究的核心放在了活生生的人身上,它关注个人的天性、喜好、习惯等对哲学倾向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哲学及其冲突与发展,为深入地理解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思想提供了素材。

浅谈弗罗姆“逃避自由”思想

埃里希·弗罗姆是20世纪2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了“逃避自由”这一引人深思的思想。弗罗姆以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为出发点,对现代人普遍存在的“逃避自由”的现象做出了深刻分析,挖掘出了现代人逃避自由的真正心理根源是对于确定性和安全感的需求。这一洞见,为解释消费主义、狼性文化、家庭暴力和打工人的压抑等社会现象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弗罗姆的“逃避自由”的思想不仅在探寻解决生存和发展中的难题的方法上展现了实践价值,同时,它为探索积极自由,构建理性信仰,加强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深远的启示和重要的指引。

论努斯鲍姆多元能力理论的得与失

玛莎·努斯鲍姆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女性哲学家。作为平等主义理论中可行能力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适用对象有限,忽视了现实中的人际差异性。在批判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努斯鲍姆提出了她的多元能力理论,以囊括十项核心能力的能力清单为主要内容。在开列能力清单之外,努斯鲍姆划分出基本能力、内在能力、混合能力三种能力类型,将残疾人士、动物、贫困国家纳入到正义理论的关照之中。相较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努斯鲍姆的多元能力理论在贯彻博爱原则、尊重个体独特性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理论仍有不足之处,例如:罗尔斯并没有如努斯鲍姆所批判的那样将残障人士完全弃之于正义理论之外;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人们可能无法就能力清单达成“重叠共识”,像这些问题仍有待多元能力理论去解决。

正义理论语境下“需要的客观性”分析

“需要”具有某种区别于想要、欲求和偏好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表现在对需要的判断脱离了需要者的心理状态,而依赖于某些客观的标准和外在的权威。通过对“伤害”观念的考察,发现伤害的客观性同样依赖于生活目的的普遍必然性。因而需要的客观性不能建立在伤害的客观性之基础上,它们都以共享的生活目的为前提。尽管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对生活目的的普遍必然性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但得益于“个体/公民”这样的现代道德建制,我们依然能够在某些限制之下拟定公民的客观需要,并说明如果他们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他们在何种意义上会“受到客观的伤害”。

自由之困境:社会单向度的表现及现实启示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深受海德格尔、马克思、黑格尔的影响,是马尔库塞的重要思想之一。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从政治、文化、话语到思想和人自身等方面都发展成为一种“单向度”的特点,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削弱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反抗精神,第二导致个体创新能力的丧失,第三带来社会虚假的自由。深入剖析社会单向度的表现及自由困境,对于我们坚持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重视人的发展和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研究

在想象一种他者性未来变得日益困难的同质化图景中,詹姆逊唤起的乌托邦思想的超越性和批判性开辟了重建集体性统一的可能性空间。他以政治阐释为绝对视阈,在文化批判中揭示隐匿的政治渗透,图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被封堵的总体,探索新的政治实践可能的理论尝试,对抵抗资本的普遍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菲尼斯对“权威悖论”的解决之道

自主性与权威的天然背离,这是沃尔夫提出的权威悖论问题。菲尼斯认为重构权威的前提是对自主性的重构,即在人的理性行动中需要加入最终目的的概念,从而将自主性的行动理论置于实践理性对人皆具有的“基本善”的追寻中。以基本善为前提,菲尼斯进而认为可以在共同体中建立“共同善”的概念,为权威的重构提供公共基础,即权威是为追求共同善而提出的共同体成员间协调的方案,这就是共同体中权威的实践理性基础。由此,菲尼斯重构了自主与权威的内涵,提供了一条将自主与权威连接起来解决“权威悖论”的合理路径。

“精神人文主义”平议

杜维明先生近年来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的构想。这里的“精神”或“精神性”,并非简单地相对于“物质”或“物质性”。据其论述,与“精神人文主义”相对的,是这样两种既有的人文主义:一种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即“物质主义”;一种是“凡俗的人文主义”,即“科学主义”,实质上指的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换言之,精神人文主义具有这样两个思考维度:一是精神的内在性与物质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与理性的凡俗性。“精神人文主义”构想一方面极具启发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重思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并给予很高评价。正义问题是罗尔斯解读马克思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二是通过回应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出马克思预设的正义观;三是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值得期许。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蕴含着双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实质,但对共产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读。

从显象学到符号学——皮尔士的知觉理论

本文主要考察皮尔士的知觉理论,并尝试解决皮尔士思想内部的解读疑难(推论主义与直接实在论的冲突),同时涉及当代英美哲学论域中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整合因果进程和认知进程。本文试图阐明,我们在讨论皮尔士的知觉理论时应该将视角从显象学(phaneronology)推进到他的广义符号学(semiotics)。这个推进步骤将帮助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刺激和推论的结合只有在经过符号学对显象学的转译和更新之后才是可能的,探讨知觉的基本论域必须从狭义的认识论转向广义的符号学。

批判抑或共谋:女性主义的理论退却?——兼评南希·弗雷泽的性别正义理论

作为一种批判性话语和解放理论的女性主义,进入21世纪后却日益表现出其理论极限。当代批判理论家弗雷泽通过回溯与剖析女性主义从批判到共谋这一“历史的狡计”的运动轨迹及其实质,试图以“一元三维”的性别正义理论来阐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资本主义批判必须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从而以一种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反经济主义、反父权制、反精英主义和反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为基本特征的可能性方案恢复女性主义作为解放理论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