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蒂希望的哲学与希望的政治

罗蒂的希望理论包括希望的哲学与希望的政治两个维度:前者指从知识到希望的范式变迁,即反对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与基础主义的知识,代之以人类的乌托邦希望;后者指自由主义希望,即宣扬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社会与民主制度。希望的哲学不为希望的政治提供哲学基础,而是提供再描述,以促进自由主义希望的实现。再描述是参与对话的好的预言,是希望的运行条件。与之相应的是,再描述刷新了传统哲学的角色,重塑了哲学家形象。探究希望理论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罗蒂何以批评费什、哈贝马斯、福柯与马克思等众多学者以及罗蒂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观念纠葛。

哲学抑或思想史?——试论沃格林历史哲学的限度与中国“效应”

沃格林的历史哲学对各种文明表现出西方学者中罕见的宽容与深度,成为中国思想建构的一个有益镜鉴,然而这种哲学在思想性质、秩序观、历史观等方面的限度也不可不察。在思想性质方面,它在根本上乃是一种思想史的乃至社会科学的考察,即从过往思想中总结历史规律,并以某种本身貌似自明的模型来评判历史,而没有达到哲学对这种考察方式之效力应有的更深刻反思。在秩序观方面,沃格林忽视了他心目中的一些灵知主义“典型”在现代性的边缘之处通达宇宙秩序的可能性。在历史观方面,沃格林虽然反对人的解释受到历史的主导,主张“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却由于致思方式的局限,仅仅看到“历史中的哲学”,没有真正达到“哲学观照的历史”,尤其是忽略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与谢林肯定哲学“究天人之际”的旨趣。鉴于这些限度,加之中国文明在根本上并未遵从西方以形式感主导的构成方式,我们在沃格林之后“接着说”时不应以沃格林的论述框架为“底本”,而只应将其作为我们重新发掘中国文明“道中庸”的不同方式时的外部参照物。

在与康德道德思想的对比中看罗尔斯的契约观——兼论政治自由主义中的两个循环论证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始终将他的正义观念视为某种形式的契约论。这种契约观在建构主义中达到完善和成熟,它的某些主要理论要素源自对康德道德思想的重新解读。罗尔斯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吸收与改造来构建其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树立了捍卫理性信仰的成功典范,但也在契约论框架下处理康德义务立法概念时遭遇了表现为循环论证的困难。

空间批判与历史叙事--论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建构

詹姆逊对辩证法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强调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从哲学到非哲学、从时间逻辑到空间逻辑的转变;二是通过重读《资本论》的辩证法,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批判是辩证法的具体化或内在性的实践,并由此将辩证法的空间批判扩展到对于资本全球化及其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审视;三是通过对保罗·利科的时间叙事理论的辩证解读,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叙事结构引入对唯物辩证法叙事逻辑的阐释,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向度开辟了新的道路。詹姆逊对辩证法的后现代主义建构,为我们在晚期资本主义语境下探讨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和激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力开辟了新视角,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普特南论美国实用主义的独特性

当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传统发展到21世纪,哲学界便有人认为实用主义不过是一种过时了的哲学思潮,它在一百年前曾经昙花一现,然而在当代哲学中却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希拉里·普特南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为此他专门写下姊妹论文《实用主义的独特性》和《什么使实用主义如此与众不同?》,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同欧洲三大哲学流派进行比较,目的是在形而上学传统的框架内突显实用主义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普特南的新实用主义哲学不仅体现出早年的分析哲学元素,同时还体现出同欧陆哲学的主流思想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他在后期哲学中所坚持的实用主义立场是建基于经验之上的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哲学。

论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

以柏拉图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认为世界存在本质,个体的意义在于发现本质真理,找到统一的基础。而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则认为所谓本质不过是一种虚妄。借助反讽概念,罗蒂批判了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认为世界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德性和幸福都是无法论证的,二者的统一,是偶尔有之。他还提出将公共和私人领域加以区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社会应该赞成创造才是个人进步的关键。同时,罗蒂也主张,在追求独特的同时,要理解他人的终极语汇,最大可能地减少残酷,加强团结。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隐喻论探析

理查德·罗蒂在后哲学文化的新实用主义思潮下界定隐喻,其核心在于隐喻的非认知性。私人隐喻话语具有主体依存性和局部仰仗性双重特征,它不受普遍性原则管控,当这些话语被频繁使用,就会失去新奇魔力,演化为大众耳熟能详的公共话语,融入直陈意义,享有通约性和默认性,最终达成隐喻合理性证成。理查德·罗蒂对隐喻非认知性的论述涉及新奇性、外延性、延时性、私人性、通约性。对理查德·罗蒂隐喻观的细致探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和功能,并揭示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隐秘场所”的探索——弗雷泽资本主义批判新视角

忠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绕不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批判,被后马克思主义者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当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南希·弗雷泽,依托资本主义现实背景为前提,试图揭开资本主义本质背后隐藏着的“隐秘场所”,意在通过这一“隐秘场所”进行一番彻底的批判性考察,从而,解构资本主义的“规范性”道路,重建一种全新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

布兰顿与黑格尔论概念及其规范性

随着《信任的精神》的出版,布兰顿建立了“分析哲学的黑格尔阶段”。他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为“语义学”,并认为黑格尔完成了那个源自康德并历经塞拉斯的“规范性转向”。但布兰顿的解读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诸多黑格尔专家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普遍认为他误解了黑格尔的本意。在该书的核心内容即概念本质及其规范性的问题上,布兰顿与黑格尔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布兰顿理解的概念既有内容的维度,也有表征的维度,还是一种我们在推理实践中掌握的能力;而黑格尔理解的概念却含有理性认识的基本单位、事物和思维的自我运动及其展开状态等丰富含义。布兰顿对黑格尔的解读虽然并不完全忠实于黑格尔哲学的本意,但这种创造性诠释却为分析哲学带来了新的可能。这一诠释若能进一步采纳批评意见,或许就能形成更加完善和辩证的语言哲学。

蒯因的知识论范式能否验证本体论的相对性

针对传统知识论以科学知识多类型演进与语言表达式为视角对本体论相对性所提出的质疑,蒯因以整体主义知识论予以回应。蒯因将科学知识视为不断接受经验证伪和修正的系统,据此证实本体论只有相对于特定的知识背景才能彰明自身的理论意义。蒯因的整体主义知识论以实用性为准则来构建科学知识的系统,对满足本体论相对性合理需要的部分知识加以过滤和选取,结果在承认科学知识可被修改的同时否认各部分知识之间相互比较的可能性。蒯因验证策略的实质在于借用知识论的相对性为本体论的相对性进行辩护,这致使他跌入狭隘的相对主义深渊,其本体论对“何物存在”的探讨也沦为空洞的承诺。

自由之困境:社会单向度的表现及现实启示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深受海德格尔、马克思、黑格尔的影响,是马尔库塞的重要思想之一。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从政治、文化、话语到思想和人自身等方面都发展成为一种“单向度”的特点,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削弱了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反抗精神,第二导致个体创新能力的丧失,第三带来社会虚假的自由。深入剖析社会单向度的表现及自由困境,对于我们坚持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重视人的发展和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作为境况的“社会”:阿伦特论现代性与“局外人”

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都以各自的方式处理了他们的“犹太经验”,并将其呈现为一种社会学的客观立场。身处20世纪经历了整体性危机的西方社会,在经典理论家的“犹太命题”基础上,阿伦特为犹太人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向。阿伦特发现,近代西欧犹太人既生活在“社会之中”,又生活在“社会之外”,“局外人”一词暗含的社会与经济属性才是对犹太人与社会关系的客观表述。本文首先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与犹太人解放这段历史展开论述,然后重点叙述“富有犹太人”和“犹太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在近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处境与地位,最后讨论社会理论传统中的犹太人问题,并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定位阿伦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理性主义在戴维森哲学中的核心作用

在语言哲学等领域,戴维森与奎因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看起来一致的结论。但是,在这些一致结论背后可能存在的哲学基础的不同,需要给予充分注意。应该看到,由于戴维森的基本哲学倾向是理性主义的,故他在考虑语言理解问题时,是从理性原则出发的。因此,用作自然语言语义模式的塔尔斯基式的真理论、看起来与奎因一致的整体论和善意原则等,都应该被理解为理性原则,而不是奎因意义上的经验认知的助发现原则。重要的是,戴维森哲学作为一种理性主义哲学,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它强调交流者间共享的因果环境,强调外在对象作为语句和信念的内容,并把此种语言和认知的外在主义整合进理性主义的体系之中,从而避免了传统理性主义的一些困难。

论荒谬之为异化——重思内格尔生命意义论证

托马斯·内格尔反驳了关于生命意义三个常见论证,即“百万年论证”、“蚍蜉论证”和“死亡终结论证”,进而指出生命的荒谬感实际上反映了人的一种深层次的自我认知能力,是我们对生活的深刻投入与对其“无可回避的疑虑”之间的冲突产生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观框架,提出了对荒谬的一种历史解释,荒谬感其实是随现代化进程逐渐显现的认知状态,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异化的一种形态,其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密切相关,进而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当人类处于“分化的统一”阶段,作为主观异化的荒谬,这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最终也将随历史而去。

杜威中国之行及其艺术经验论的理论创新

百年前,杜威携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理论,开启了为期两年的中国之旅,引起我国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此次中国之行也为杜威哲学思想的成熟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杜威的美学思想鲜少被中国学界谈及,但其美学主要代表作《艺术即经验》多次被译介,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之深远。其中,“活的生物”概念、经验论、表现论、形式说等观点凝结为“艺术即经验”学说,成为杜威美学体系的基本构架,而由此发展出的艺术的三个连续性的观点,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阿伦特科学技术哲学思想辨析——基于阿伦特《人的境况》的考察

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的力量逐渐渗透进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阿伦特探讨了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类生活被支配和“异化”的现状,指出科学技术使人的能力退化,使人的生活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确证。人的思维能力被科学技术所支配,人关于政治和哲学的思考逐渐被数字化所控制和取代。这种情况之下,阿伦特提出要将人解救出来,通过分析劳动、工作与行动,摆脱当前人类生活与思想的困境,建立一种不过分依赖科学技术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技术理性批判的理路转向——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全新的“理性”统治方式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从马尔库塞等早期批判理论到哈贝马斯及其交往行为理论,技术理性批判在转向过程中显露出一定的逻辑困境。马尔库塞在以往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具有否定维度的“新理性”以消解异化现实;哈贝马斯则在继承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以“生活世界殖民化”为切入点,以语言为中介重建“交往理性”限制工具理性扩张。然而,哈贝马斯同样未能正确认识技术理性内在的“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属性,脱离现实制度和生产关系单纯否定技术理性,使批判的总体理路向对技术本身的否定滑坡,其理想的话语状态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愿景。

爱德华·索亚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索亚理解的空间正义包含空间的政治正义、空间的经济正义和空间的文化正义。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空间的非正义,具体表现为空间剥夺、空间差异和空间发展不平衡等。索亚认为资本主义霸权对弱国和边缘城市造成剥削和压迫,不仅存在于城市公共空间,更拓展到了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使得边缘与中心的差距增大,加深空间非正义性。索亚从城市、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探讨了实现空间正义的路径选择,认为通过争取城市权利、实现区域城市化以消除城市和郊区的界限、激发全球正义运动是实现空间正义的主要方式。索亚对城市空间非正义性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城市批判的空间维度,但其空间正义路径选择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真正克服资本任性的缺陷,故无法真正实现空间正义。

纳斯鲍姆良善生活思想探析

纳斯鲍姆主张幸福或良善生活是合德性的实现活动,承认人的有限性及不自足性,因此她认为,基于人的现实活动基础之上的良善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繁杂的“运气”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脆弱性的显现。她指出人类唯有通过实践智慧和情感认知能力的共同参与,方能摆脱来自偶然的境遇和运气的束缚,从而实现人类的良善生活。

论努斯鲍姆多元能力理论的得与失

玛莎·努斯鲍姆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女性哲学家。作为平等主义理论中可行能力分析路径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适用对象有限,忽视了现实中的人际差异性。在批判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努斯鲍姆提出了她的多元能力理论,以囊括十项核心能力的能力清单为主要内容。在开列能力清单之外,努斯鲍姆划分出基本能力、内在能力、混合能力三种能力类型,将残疾人士、动物、贫困国家纳入到正义理论的关照之中。相较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努斯鲍姆的多元能力理论在贯彻博爱原则、尊重个体独特性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理论仍有不足之处,例如:罗尔斯并没有如努斯鲍姆所批判的那样将残障人士完全弃之于正义理论之外;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人们可能无法就能力清单达成“重叠共识”,像这些问题仍有待多元能力理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