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与中世纪逻辑的交汇与接口

从公元8世纪起,阿拉伯人开始大量翻译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史称"阿拉伯翻译运动"。许多阿拉伯学者在这场翻译和研究活动中结合阿拉伯文化自身特点,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基础上创造了具有阿拉伯民族特色的"阿拉伯逻辑",尽管这种逻辑的本质仍是古希腊的逻辑传统,但他们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逻辑科学:(1)阿尔法拉比归纳论证的三段论理论;(2)阿尔法拉比的未来偶然陈述的学说;(3)阿维森纳的条件命题理论;(4)阿维森纳的模态逻辑的时态结构理论;(5)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模态三段论理论的重构。繁荣的阿拉伯逻辑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它是一个交汇地和接口处,借助于阿拉伯的翻译运动和逻辑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被陆续介绍到西方的拉丁世界,事实上,许多中世纪拉丁逻辑的著名创新是从阿拉伯逻辑中借用过来的。

东西方逻辑的三源交汇与比较研究的兴起

西方古典逻辑学、印度因明学以及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学是世界逻辑学的主要来源,这三者在近代中国的交汇时对逻辑学的比较、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日本学名“论理”之厘定

近代以前,西方逻辑学(拉丁文Lagica)即由入华传教士传到中国,并被赋予汉字学名,如意大利人艾儒略(Aleni Giuleo,1582~1649年)的《职方外纪》音译“落日加”,意译“辨是非之法”;葡萄牙人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87~1653年)译“名理探”。这些译名曾随《职方外纪》等“早期汉译西书”东传日本并发生影响。但是,这种势头并未延续下来成为东亚近代逻辑学史的直接源头。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逻辑言说之比较

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开展奠基于三大基础 ,即修辞学、几何学与哲学。其中 ,由修辞学发展起了论证形式 ;由几何学发展起了推理形式 ;而由哲学则发展起了抽象形式。最终 ,古代希腊的逻辑言说在其形式逻辑学这里确立了基本的范式。相比之下 ,古代中国以“说”而非“辩”为主的方式影响了逻辑言说的充分发展 ;科学活动中对于经验的倚重也限制了逻辑言说充分发展的主要途径 ;哲学思考中过于浓厚的具体化色彩同样不利于抽象表达的生长。再加之语法结构和书写系统的特点以及观念和思想层面对于语言的实用化倾向和怀疑性看法 ,都存在着不利于逻辑言说的因素。当然 ,这并非说古代中国没有逻辑言说。早在西周时期 ,各种推断句型已经形成 ;春秋时期 ,分析这样一种逻辑言说的形式也已出现 ;战国初年 ,逻辑言说的论证形式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 ,概念的初始形态也产生了。但是 ,古代中国的逻辑言说显然存在着一些缺点 ,最突出的表现是

存在图：逻辑和认知

作为"思维的动画",存在图是查尔斯·皮尔士在现代符号逻辑草创时期所建立的图式逻辑。20世纪初期,现代观念的符号逻辑出现之时,存在图在学界的研究有着完全相反的立场,其传播过程更是相当微妙。存在图的哲学方面对当前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如镜像逻辑和图像之间的关系、逻辑常项的意义问题、镜像逻辑的认知经济性、弗雷格-罗素论题的失败以及思维语言假设的失败等。

试述三大逻辑起源比较研究

中国、印度和西方是逻辑的三大源流,它们有各自民族文化所赋予的特色,由于逻辑思维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的特征,在不同时期所受的外界因素对逻辑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不一样的逻辑思维。但三大源流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乏相互传播与借鉴,所以通过比较三者的逻辑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发现中外逻辑的各自长短,使逻辑的研究领域拓的更宽。

因明绝学抢救性研究的意义

一、世界逻辑整体观从世界逻辑整体观研判,有助于深刻认知印度因明、中国墨辩与西方逻辑共同的逻辑本质。不同地区民族文化环境不同,导致印度因明、中国墨辩与西方逻辑盛衰中命运的殊异。印度因明与中国墨辩,长期沦为冷门绝学,亟须抢救性研究。西方逻辑,独占鳌头,绵延不断,蓬勃发展。马克思以人体和猴体解剖为比喻,阐发以高例低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西方逻辑,发达完善,树为范例,是研究因明、墨辩冷门绝学的合用钥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因明、墨辩名列亟须抢救性研究的濒危学科,从“世界逻辑整体观”与国家文化战略考察,致力于完善因明墨辩冷门绝学的抢救性研究,恰逢其时,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