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世界观——基于精神哲学的思考

世界观不是指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或观点,而是指在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或观点基础上自发形成或自觉构建的关于世界总体的根本性总体性观念。世界观存在着真理性问题,只有那种与其对象相一致并且对自己和他者有利的世界观才是真理性世界观,也是正确的世界观。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历史上有影响的世界观主要包括为所有人信奉的常识世界观、为宗教组织内信徒信奉的宗教世界观、为大多数人信奉的科学世界观和为部分人信奉的哲学世界观四大类型。就人们可选择的世界观而言,宗教世界观是完全不正确的世界观,科学世界观是不完全正确的世界观,只有哲学本体论才能提供正确的世界观。但哲学世界观的正确性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哲学家的使命在于为人们提供具有真理性的本体论所支撑的真正正确的世界观。

以学科交叉融合推进科技伦理治理

学科交叉融合是指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的活动。学科交叉融合既是学科发展的趋势,也是产生创新性成果的重要途径。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等科技活动时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应当遵循的价值原则与行为规范,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提供向善的价值方向。科技伦理是科技类学科与伦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它不只存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应用等科技活动之中,凡是因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伦理问题,都应被视为科技伦理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加快前沿和重点科技领域伦理治理规则的动态调整与制度构建;充分发挥由多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的各级各类科技伦理委员会的功能,科技伦理委员会能够为科技伦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专业功能提供实践平台;“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置,为培养跨学科的科技伦理治理专业人才提供了条件,科技伦理专业人才参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能够有效地克服科技伦理治理的技术化倾向,推动科技领域社会治理“伦理先行”的发展。

作为道德衡量标准的“功利”——从休谟到约翰·穆勒的英国功利主义批判研究

英国伦理学自寇德华斯、霍布斯以后,道德的来源和评判标准成为两大焦点问题。本文系统考察哈奇森、休谟、斯密、塔科、边沁、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关于道德评判标准问题的解答困境,并围绕困扰功利论者的三个重要问题展开:一、功利主义如何解决不同快乐之间的冲突?二、作为评判标准,“快乐”是否足以用于解决个体和社会间的利益冲突?三、作为道德标准,“快乐”能否有充分的“约束力”促使人们合乎道德地行动?尽管功利主义未能就上述问题提出圆满的解决方案,但它的理论并不会因此而失去意义。每种学说各有其优势与不足,功利主义的原则虽切近实际,但并非全是真理,我们对之应审慎取舍。

中国科技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责任与边界

自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来,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国家科技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科技期刊作为参与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主体,既要恪守业内共识和规范,又要在科技伦理治理中合理、适度参与,尽职尽责地发挥自身作用,共同完成协同治理的时代重任。本文在分析总结新时代新要求下科技期刊参与科技伦理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基础上,提出中国科技期刊进一步发挥其功能作用所亟需的理念上的提升与转变,通过更加清晰地认识责任与边界来保障自身作为国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中关键一环的作用发挥,进而提出贯彻这些理念所需要的具体措施。

面向未来的中国科普伦理发展探索

本文针对当前科普伦理建设实际,探讨新时代中国科普伦理发展的必要性及其对未来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作用,分析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以及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科普伦理实践和启示,提出科普伦理建设策略和实施路径,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支撑,并补全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一环。通过强化科普伦理建设,可以有效促进科技成果的社会责任化、公众对科学理解和接受度的提升,以及科技与社会和谐共融的实现,为中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道德指导和伦理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伦理基础及其优化路径

伦理基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和持续动能,而政治伦理基础在其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和作用。政治观念与政治制度供给是政治伦理基础的基本构成,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合法性支撑,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公民权利、保障民主自由的政治观念及政治制度安排,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的政治伦理基础,其价值追求以共同善和实现共同善为鹄的。从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实践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建设担负着激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使命。优良的政治价值观念与完善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政治伦理基础的重要路径:一是铸牢人民至上与法治文明政治价值观念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之善;二是完善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之善。

原则主义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的应用、反思及其超越

原则主义是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和实践推进的主导性理论。原则主义是结合了道义论、后果论与美德伦理学等哲学理论的“价值规范组合”,回到某个单一经典伦理立场,既无法解决理论自洽问题,还会出现“极端化”或者僵化适用的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可对其作适应性改造:运用演化心理学的基础道德理论来重构公共道德理论,提升理论深刻性;采用行为机器学路径方向的技术社会系统理论,对“反思平衡机制”进行改造,解决因价值规范面对技术变革能力不足的僵化问题。基于原则主义与法学在方法与思路上具有高度相似性,法学与应用伦理学可无缝融合,通过伦理原则的“法化”来提升人工智能伦理制度可操作性。

应用伦理学中的程序伦理

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在于为功能分化的社会各个领域部门出现的道德冲突与伦理悖论提供解答,这一任务的完成有赖于程序伦理理念的建构。作为一种程序伦理,应用伦理学通过体现民主在道德哲学中的运用而呈示了全新的伦理范式。依照论证程序的建构原则,具有价值多元性的商谈决策参与者们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起点只能是中立的程序,但实际上商谈程序又并非纯形式上的和价值中立的,因为程序伦理以自由为价值底蕴,以公正先于善好为价值导向。商谈程序的参与者应具备伦理专业基础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对情境有全面精准的把握,善于提炼和厘清伦理问题,能够运用伦理理论工具,自觉遵循程序的基本规范性设定,力求在理性论证基础上赢得也许并非道德真理而是具有一定道德正确程度的道德共识,所有这一切均构成程序伦理的基本样态。

当代中西方规范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德法之道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商关系“亲、清”两原则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时代政商关系抑或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探讨日渐深入。由于中西方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认知态度各不相同,致使其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形同质异,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迥然有别。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运演机制面临更加复杂的伦理挑战:就数字权力资本化而言,它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就数字资本权力化而言,也同样生成了类型各异的表现形式。为求解这些难题,必须对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底线道德、伦理规则和法治原则进行深度理论辨析,正确处理好三大问题:以何种态度对待弱势群体是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道德前提,持续构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体系,不断增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法治保障。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和求解新时代我国政商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遇到的各种难题。

应用伦理学的方法论

作为方法体系的应用伦理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方法组合”,是各种原则、规范、推理技巧和分析框架的应用组合;它也是一种“做伦理学”的方法论。应用伦理学的早期范式是一种原则主义,即运用普遍原则判断特殊事例的道德推理。当代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则是一个“转化”和“应用”多元知识解决道德困境的综合判断决策系统,它有两个重要的方法路径:权衡伦理原则和细化伦理规则。规则的权衡和细化是应用伦理学对道德推理不断开发的过程,是两种具有基础意义的应用伦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伦理学不仅打开了一个可适度无限开放的问题域,也催生着一个开放的学科知识交互系统和一个综合判断决策系统。但也应认识到,应用伦理学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因此不能对它抱有不合理的预期。

元宇宙的时间性

理解元宇宙的时间性需要从元宇宙层级性构成展开。从总体上看,不同层级的记忆系统共同构成元宇宙的整体时间性。从具体的技术维度与体验维度看,表现出多样性。技术维度表明元宇宙本身的时间与技术物有关,也具有流逝的特征;然而体验维度却使得这种流逝成为虚假流逝,并且使得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的流逝总是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步现象;人类体验本身的时间性会被带入元宇宙空间构成之中,这也是元宇宙的时间性来源。

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研究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智能时代下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也引致了智能技术对人类个体和整体合法权益的担忧。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下都提出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主张,引导全球在人工智能伦理的轨道上发展智能技术。人工智能伦理有遵循一般科技伦理原则的方面,同时更多涉及社会伦理问题及人类整体安全问题。文章通过探讨人工智能伦理的基本内涵,分析人工智能伦理审查的道德正当性与政策规范的必要性,厘清人工智能伦理审查的理论逻辑,提出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机制的构建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确保人工智能“向善”发展,还需确保制度规范的公平公正,厘清透明度与问责制的因果联系,确保科技发展与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在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原则中落实监管责任,适时建立审查评估制度。

认知科学视域下人工智能道德主体地位辨析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道德主体地位是解决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关键。认知科学的建立使我们有可能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心智和人工智能。人类心智和认知分为神经、心理、语言、思维、文化五个层级,其中语言、思维和文化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特有的心智和认知能力。文章基于认知科学视角,在探究人工智能道德主体地位的研究进路,分析人工智能神经认知、心理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人工智能不具有道德主体地位。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挑战,要厘清人工智能道德责任归属,推动科学技术向善,以问题为中心,把握好伦理“方向盘”,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研发理念,才能保证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

再论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对若干批评的回应

流行的道德实在论,作为一种元伦理学理论,关心的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后果论和义务论这两种规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如何确定行动之对错这两种道德性质的客观性。这种以行动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不仅无法回应道德反实在论的种种批评,而且没有反映近几十年复兴起来的美德论这种规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如何确定一个人即行动主体之好坏这两种道德性质的客观性。这样一种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以人性来规定人的好坏:好人即人性在其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的人,坏人则是人性在其身上受到损害的人;正确的行动乃是好人所赞赏的行动,而错误的行动是好人所反对的行动。一个人的好坏既是客观的又是规范的,就像一个人是否健康一样。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朱熹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者,但后者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人性观比前者以理性为核心的人性观能更好地论证好坏这两种性质的伦理规范性、客观性和自然性。因此,朱熹的哲学思想可以为以行动主体为中心的道德实在论作出有效辩护。

中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伦理向度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关乎伦理,蕴含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彰显共建共享的顶层设计、聚焦正义和效率的协调统一、秉持公共善和个体善相辅相成的伦理属性;在制度的执行和贯彻中存在保基本与需求多样性的差距、传统代际养老责任意识与普惠性相背离、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不足等方面的实然伦理困境;只有聚焦基本养老服务责任的顺序性和协同性相结合、传统孝老爱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本养老服务分配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相统一等应然伦理路径,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才能在“善”的应然方向彰显更大效能。

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对科技伦理的冲击及应对

Sora的推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人工智能进步的标志性事件,凸显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Sora的爆火离不开规模化数据、先进算法和规模化算力,其内在运行机制紧扣文本输入、文本编码、视频生成和视频输出的基本逻辑,在人类社会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但Sora在技术更迭和运用过程中可能给科技伦理带来诸如冲击人的主体性地位、导致人们认知的混乱性、冲击伦理规则的适用性、冲击数字隐私伦理并造成数字歧视等风险。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运用技术手段增强Sora的数据筛选力度和敏捷治理效度,防止数据泄露和侵犯隐私,进行伦理设计实现科技伦理与时俱进,辅之必要的教育培训,以此提升全民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具有多重伦理意蕴。政治伦理,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生命伦理,将维护生命尊严与生命安全放在最高位置;发展伦理,推动全球发展迈进良性健康轨道;交往伦理,倡导形成互尊互信、聚同化异的相处模式;生态伦理,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责任伦理,打造共迎挑战与共担责任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理论贡献,必将推动国际社会成员达成重要共识,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

圈层化网络社群对青少年的伦理挑战及其应对

青少年在网络空间构筑了基于共同兴趣和偏好的“新社群”。网络社群内部的圈层化趋势加强了青少年之间的联系与共鸣,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他们的社会认知和伦理判断。然而,这种圈层化也带来了新型场域对伦理空间的冲击、圈层区隔对伦理关系的界分、特定惯习对伦理实践的影响和微观规训对伦理意识的裹挟等问题,将他们置于伦理挑战的情境中进行考量。鉴于此,创构主流舆论传播新格局、释放网络圈层整合共振力、激活多元话语互促生命力、注重外部治理和内部自律的统一性,对于网络社会治理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从康德《永久和平论》到罗尔斯《万民法》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最能显示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正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理想与现实形成了最鲜明,或许还是对人类最讽刺的对照。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考察,需要特别注意具有可行性的规则。借助康德与罗尔斯这两位相隔两百年的哲学家,可以尝试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中考察战争与和平的原则规范及其论证。康德在1795年出版了《永久和平论》,论述了“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正式条款与和平保证。罗尔斯在1993—1998年完成了《万民法》,论述了万民法的基本理念与诸项原则。在聚焦于对这些原则规范的比较和论证的同时,也可参照历史的验证和有关人性的思考,或许能形成一种适应当下国际形势的新的战争与和平的伦理规则。

道德概念是一种HPC概念吗?——浅议厚道德概念与道德概念自然化

道德概念与自然概念的关系是元伦理学领域的重要议题,自然主义者同意道德概念可以通过自然概念说明却被摩尔批判为“自然主义谬误”,博伊德提出属性稳态丛聚理论(homeostatic property cluster,以下简称HPC)以规避该批评。定义HPC类词项的内在属性间应具有因果联系,但对“善”概念进行的两个思想实验证明“善”概念不具有归纳推理适宜性,这意味着薄道德概念难以具备成为HPC概念的必要条件。厚道德概念由于含有丰富的描述性内容更有利于归纳。文章试将厚道德概念作为HPC概念定义并确定其丛聚属性,以维护部分道德概念的自然性、彰显道德概念的历史与社会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