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PT-4看人工智能的进化约束和伦理边界问题

以自然物为材料的传统技术,是没有自主性和主体能力的纯粹工具,它本身不具有伦理性,也不存在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之所以获得伦理性,并不断地生成更新的伦理问题,是因为它以生物人脑为研发对象,通过模拟人脑工作原理和运行机制,发现人类模拟、学习、生成、创造的“化物为人”的进化法则,执着于探索“模拟的本质是学习,学习的本质是生成,生成的本质是创造”,成功地创造出几何学进化方式的GPT-4,不仅整体地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品质和主体能力,也将其根本的伦理问题暴露了出来。人工智能技术如何突破其自主性进化的伦理边界和应用的伦理约束,已成为人类将以何种方式存在的根本问题。

化工制药从业人员伦理学相关问题研究--评《制药从业人员伦理学》

化工制药行业涉及到的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需要遵守一系列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以保障药物的质量,包括确保研发过程的科学严谨性和可信性,生产过程的合规性,以及推广过程的合法性等。药物研发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人体试验来评估药物的疗效。在进行人体试验时,需要尊重试验对象的权利,确保其知情同意,并保护其个人隐私。此外,研究人员还需权衡研究的科学价值,遵循伦理规范的要求。化工制药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考虑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此外,他们还需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包括道德商业实践、安全文化建设和企业社会责任等。因此,研究化工制药从业人员伦理学的相关问题,有助于深入了解和解决该行业中的伦理难题,并为制定相关政策和规范提供指导,这也有助于提高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意识和伦理素养,进一步推动化工制药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系转向:21世纪及之后的技术-伦理

伦理学属性判断路径倾向于通过内在属性来赋予某个对象以道德地位,并进行伦理判断,这种前提假设往往面临诸多哲学难题。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现要求伦理学从关注个体内在属性转移到对外在社会环境和关系的思考,通过强调关系性的动态伦理来理解道德地位和道德判断等问题。通过建构一种强调关系性、现象学、多样性和情境化的元伦理理论,无疑可以规避伦理学内在属性判断路径中的许多问题,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21世纪独特的机遇和挑战。

ChatGPT智能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对策研究--基于弗罗洛夫科学伦理的视角

随着现代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美国OpenAI公司的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应运而生,无论是论文撰写、新闻稿件润色,还是代码编写等,ChatGPT均表现出强大的综合运算功能,但ChatGPT智能技术的发展存在三重伦理风险--原数据偏见、人的主体性缺失、科学与教育伦理的应用紊乱。基于弗罗洛夫科学伦理视角,尝试三种应对之策以消解ChatGPT智能技术的伦理风险。

道德杀手与思想试验--从“流浪地球”到“黑暗森林”的逻辑反转

“道德的尽头是科幻”,这体现了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科幻创作的基本理念,并生动具体地呈现在其作品《流浪地球》和《三体》系列中。如果说,西方人的道德尽头是神,那么中国人的道德尽头或者说能够替代道德的,在道德尽头所能够呈现的,究竟是科幻、技术,还是资本、权力,或者是象征民族、国家的某种神圣符号,然后变成自证神圣的道德代理者?它们或充当救世主,或异化为道德杀手。这不仅涉及对人类文明是否值得拯救、如何拯救等问题的深入讨论,涉及对刘慈欣科幻作品的重新解读,同时也是对中国式现代性问题的再度反思。

2005-2006广告主广告诚信攻略全报告

企业对外宣传的诚信其实是企业诚信的一部分。像一个不讲信用的人一样,一个缺乏诚信的企业在对外宣传的时候难免会撒谎、欺骗。这些谎言在广告中的表现总结起来主要有数字造假型、夸大效果型和偷梁换柱型三种,数字造假型如金龙鱼调和油成分明明是0.27:1:1,却非要说自己是1:1:1,并非仅仅为了好记、好看,其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在里面;夸大效果型如新兴医院,大肆夸大自己治疗不孕不育的效果,欺骗前来就医的患者;偷梁换柱型如白沙,“鹤舞白沙、我心飞翔”原来是白沙烟的广告语,却嫁接在了白沙物流、文化、传播上。要治理广告宣传中不讲诚信的现象,还是要从源头上做起,建立起全社会的信用体系,从而建立起企业的信用。当不少企业还在信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抓住机会就说谎,总想拿谎言来换取高额利润回报的时候,也有一些企业,如华北制药、居然之家,已经开始了自身的诚信建设,并且逐步建立起了避免虚假对外宣传的机制,本期专题在介绍一些虚假广告案例的同时,也介绍了几家优秀企业的经验,希望能够供其他企业借鉴。

积极老龄化:理念、局限与拓展

积极老龄化理念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主要战略思路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天然正确的政治话语,“健康”“参与”和“保障”是三项主要内容。积极老龄化思想虽然具有诸多贡献,但同样也存在理论构建的局限与不足,表现为缺少供给视角、局限在应然维度、造成消极与积极的二元对立、忽略残病扩张对老年健康的冲击、忽视退休年龄太早下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基于此,积极老龄化理论可以从“健康”“参与”“保障”“责任”和“可持续”五位一体角度进行拓展,进而为中国探寻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提供启发与裨益。

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的伦理类型——与Gerasimos Santas及Douglas B.Rasmussen and Douglas J.Den Uyl商榷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德性,桑托斯认为公正德性为目的论伦理,道格拉斯认为他的伦理学为某种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二者都否认其公正德性为德性伦理。这不符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伦理类型,也不符合他阐述的公正德性本身。根据德性伦理的基本结构,公正德性应归属为德性伦理的范围,可以称之为德性功利主义。但公正德性又非仅仅是德性伦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目的论伦理和义务论伦理。

城镇化的伦理自觉与人文经济的空间实现

人文城市、伦理城市是人文经济的落地方式和空间化营建。不断深化的城镇化日益表现出深刻的人文性、伦理性、命运共同体特性。城镇化是推动发展的重要方式,是衡量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是营建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是满足与激活人的全面合理需要的重要形式。城镇化不等于西方化,不等于都市化,不等于城乡对立,不等于乡村与传统的消失;城镇化是传承、借鉴、创新的统一,是自然、乡村、城镇、城市、都市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命运共同体、城乡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统一。营建人文城市,推进城镇化的人文化、伦理化,发展人文经济,需要树立包容性思维、伦理生态思维,具体克服空间权利的粘性化、空间生产的公式性和城镇化的涂层异化等问题。人文城市、人文城镇化,是我国人文经济、城镇化的重要发展方向。

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

本文以“农二代”城市新移民家庭的代际共育为经验研究对象,讨论农业家庭进城后中间一代在同居共育过程中重建家庭平衡的实践过程。一方面,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压力,中间一代有意识地依据培养现代个体的观念与技术来抚育子代,他们对自己儿时被抚育经历的反思强化了“为人父母”时抚育理念的现代化,造成祖代与中间一代观念上的显性断裂。另一方面,在共居育儿的生活实践中,中间一代又隐性承袭了亲子一体的传统意识,既会无意识地调用亲子一体的伦理资源来平衡家庭关系,也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文化自觉”,体认到育儿的现代实践依赖传统一体的支持。“一体”与“个体”的交织塑造着家内行动者尤其是女性的感情世界。这一过程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深沉而恒常的支持力量,又蕴含着其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差别原则、平等主义与优先主义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学者从优先主义的视角阐释差别原则,认为差别原则在将绝对优先性给予处境最差者时,未顾及处境较好者可能遭受的较大损失,从而导致“向下拉平”现象的出现。实际上,该问题主要源自对差别原则的优先主义的不当解读,并不是差别原则本身的问题。差别原则与优先主义之间存在差异,前者在界定处境最差者时主要采取一种比较性的标准,后者则关注人的绝对水平。人们不应该对差别原则进行优先主义的解读,应当将差别原则视为一种义务论平等主义。

论文化伦理新形态建构的逻辑进路

文化伦理是在人类共同体的社会文化活动中精神谱系通过自我运动走向道德谱系而形成的道德修养、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是在社会文化观和道德观统一基础上生成的属人世界“善”的追求、人伦关系、秩序规范和制度体系的总和。它一方面具有引导、规范、维系和制衡文化主体之间关系的作用,具有主导文化本身发展的方向和促使文化活动、文化成果造福人类幸福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整合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宗教伦理等应用伦理的功能优势和政治、经济、科技等职业道德的价值维度。文化伦理新形态的生成过程其实也就是精神在文化中的自我运动过程。在这一自我运动中,精神走出了一条“精神-精神谱系-道德谱系-文化伦理”的逻辑进路。也就是说,精神谱系要想实现自己的对象化,只有进一步融入道德谱系,把精神的内容转变成文化伦理实践中的道德规范,才能真正得以完成。

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审视与伦理重塑——基于人工智能时代的视角分析

人工智能背景下,英雄精神传播不仅获得了更现实的技术成长规定,而且面临更深刻的道德价值冲突。与传统的传播形态相比,人工智能驱动传播呈现技术与价值双重革新特点,而以传播形态存在的英雄精神,一方面在满足主体现实需要的选择、展开应然道德标准的评价、实现自我塑造功能的教育等维度体现着本真的价值关系,另一方面面临着崇高性追求与扁平化趋势、情感体验要求与数据计算方式、一元价值导向与多样价值取向等系列价值冲突,这些冲突表征着技术变革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遮蔽了英雄精神传播的本真价值关系,从根本上体现了英雄精神传播实践中主体的深层次价值认同与塑造危机。依此而言,应从确立人性底线意识、追求理想价值目标、坚持社会正义原则、构建伦理融合机制等维度,高扬主体伦理理性,增进伦理价值认同,化解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冲突,实现人工智能时代英雄精神传播的伦理重塑,以期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文明的价值引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构筑精神动力。

祛魅、重塑与整合:追光动画“电影宇宙”的叙事伦理透视

从2019年的《白蛇:缘起》到2023年的《长安三万里》,追光动画公司致力于对中国古典文本的挖掘,成功打造了“新传说”“新神话”“新文化”三大电影宇宙。一方面通过故事层面的叙事机制、人物塑造完成了现实伦理指涉;另一方面通过叙述层面的视听呈现和空间建构实现了观众的民族情感认同。因此,基于叙事伦理视角分析论述追光动画公司在古典文本改编过程中的伦理内核植入,有助于召唤受众主体情感与价值意识的回归,进而为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化进程提供内驱动力。

生命伦理学视角下的古代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活动

古代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是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重要社会呈现方式。汉传佛教寺院从事医疗照护活动,根本原因在于佛教义理将医疗照护视为慈悲心的践行,外在原因在于具备僧医、药藏、药典等条件,且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汉传佛教寺院的医疗照护活动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主要形式,对内医疗照护越来越规范化和制度化,对外医疗照护逐渐深入乡村和民众。汉传佛教寺院医疗照护活动的理论渊源、开展条件和主要类型都蕴含公共性的特征,对当今汉传佛教生命伦理思想的社会呈现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近五年华语复仇主题电影的价值观更迭与伦理观探究

回顾近五年的国内院线电影,围绕其题材选取、叙事更新与内核深化等方面的问题仍待电影从业者重提与解决。“复仇”是电影叙述经久不衰的选材主题,作为随着电影产业诞生起即存在的叙事母题,将在新一轮的电影产业复苏之中再一次更新自身的价值观与伦理观。从朴素正义观、法治观念深化和人文情怀思考三重价值观更迭与伦理观的表达立场进行反思,做到与时俱进,焕发出符合时代诉求的叙事生命力。

论工程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工程科技创新必须以相应的工程伦理规范及核心原则作为价值指引。所有国家工程职业领域伦理规范核心原则都包含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工程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同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层面的广义工程共同体,应在跨文化、跨地域生态文明建设中达成和践行工程生态文明责任的工程伦理行动。

透明社会的隐私伦理何以可能

透明社会是一个数据化、可视化、算法化的超交际社会。也是一个肯定社会、展示社会、加速社会、监控社会。肯定社会排斥了否定性交往,沦为“同群主义”的“应答”;展示社会让交往成为一种色情展示;加速社会让交往陷入超际交往的“肥痴”与“恣意”之中;监控社会由陌生他者监控变为熟人亲密监控。隐私是一个空间概念,隐私从根本而言是一种主体守护自身不可知性的“藏匿”,它藏于内心空间,且自身成为一个空间。透明社会的隐私伦理由“遮蔽”与“隐藏”变为“透明”与“敞开”。在透明社会里,隐私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维护隐私伦理不是指向陌生的他者,而是指向熟悉的“亲人”。交往者主动的透明化或许是透明社会隐私自我守护的手段。向熟人敞开和透明以保持真正的隐私,向陌生人敞开隐私以彰显透明换取交心与信任。这是透明社会的超际交往对隐私伦理及维护机制的根本性修正。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样态审视--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基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迥异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看待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二元论思维方式,扬弃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把资本增殖作为目标驱动的价值设定,超越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秉持的技术工具论倾向,以及逾胜了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嵌藏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蕴涵着人与自然界内在同一的理念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系统性的思维方法以及多元共治的多边主义等文明基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中国化阐释和时代化发展,对生态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以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创造。

前沿科技的深层次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当前,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伦理风险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正在走上制度化发展之路。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工作,我们必须切实把握作为科技伦理治理重点的前沿科技的特征,揭示其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深层次伦理风险,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科技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的理解,探索和重构风险认知的底层逻辑。其一,充分认识新兴科技驱动的科技社会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以此理解前沿科技深层次伦理风险的结构性实质。其二,立足前沿科技伦理治理的开放性实践,将科技伦理的风险认知和规范视为相关群体不断更新的集体认知和工作假设。其三,强调前沿科技风险认知的系统性与可塑性,赋予科技和创新更大的可能性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树立科学认知的伦理边界、设置合理的伦理法律门槛、形成具有开放性和整体性的治理机制、增进公众科技伦理素养以及遵循相称性原则等面向深层次科技伦理风险的预控和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