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财富伦理观述论--兼论社会转型期国民财富观的重构问题

面对当前国民财富观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亟待重新认识财富,厘清财富本身所具有的伦理本性。黑格尔关于财富的辩证思考是我们重新审视转型期国民财富观的重要思想资源。黑格尔强调财富与伦理之间的相通之处,揭示了财富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或公共本质,这是其财富伦理观的主要内涵。财富的两种现实样态即家庭财富和市民财富,其蕴含了普遍性或伦理性。由此表明,财富即是伦理的,财富观要以普遍性或伦理性为内在规定。如何正确认识财富、理解财富,建构正确的、健康的财富观,黑格尔的财富伦理观给我们提供了思想启示。

跳出“道义-后果”论的藩篱——生命伦理学研究方法初探

基于生命伦理学的性质和任务上的特点,生命伦理学应避免囿于"道义-后果"论的藩篱,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一方面要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伦理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还要开拓视野,高屋建瓴,创新方法,或者借鉴别的学科的方法和成果,多视角多方法地分析和处理问题。坚持伦理价值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在具体论争中相互尊重和加强对话。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并从客观上发展和创新伦理学。

移情≠同情,移情→同情——关怀伦理学中的移情与同情之辨

移情与同情是一组极易产生混淆的概念。当我移情于你,便会对你的遭遇感同身受,形成“相同的情感”,这不就是一种同情吗?如果不计较概念,似乎确实可以将两者等量齐观。然而,若想对道德哲学形成系统认识,并且敏感于各种道德情感,以及这些情感之于我们的伦理意义,那么就有必要精细区分移情与同情了。

“主义”制度与正义制度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制度沿着正义方向的演进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基于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正义是以人的自由与平等为目标,不断发展的,正义之发展要求人们对社会制度作出与之相应的变革。人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现实统一体,基于此,正义可以分为差异性正义与同一性正义。这两种正义总是共存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共同作用,推动着社会制度的发展。差异性正义与同一性正义的生成及其运动,是不断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

浅析当代伦理学的新理论:关怀伦理

关怀伦理理论的提出在西方当代伦理学中建构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本文分析了关怀伦理的理论来源、道德推论形式、道德推论要素等内容,指出关怀伦理中“关怀”的含义,它不是主流伦理学中的一种美德范畴和道德品质,而是代表了一种新的道德实践模式。

美德伦理如何复兴?

当代美德伦理的复兴有着现实而复杂的社会实践背景和文化理论成因。然而,美德伦理的当代复兴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德伦理学能否真正复兴?又如何复兴?其理论复兴——假如其复兴是可能且现实的——的当代前景又会怎样?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解释和回答。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生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天欲与人理:近代人性论对传统人性论的批判与改造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是伦理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所谓人性，是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本质本性的一种认识，反映了人对自身的觉悟。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对人性的认识，主要是对人的德性的认识，属于一种德性的觉悟，它把人看作是道德人，规定为一种价值符号，否定人的感性存在...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自制”的思想

自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把自制界定为处于德性与恶之间的品质,把自制作为达到德性的中间性环节。亚里士多德以对苏格拉底无人不自制观点的回应为主线,主要论及自制与知识、自制与不能自制、自制与节制、自制与明智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时知识的分析中解决了自制和不能自制的疑难,强调了自制与节制、自制与明智之间的联系。理清自制的性质与定义后可见,自制是一种依靠理智使其自身不适当欲望遵循逻各斯的好品质,它使人们在习惯修养中达到节制的德性,并能使我们在好的城邦中生活得好。

亲密有间:两代人话语中的新孝道

当前,现代城市家庭的孝道标准已由"顺从"向"尊重"演化,亲子间的互动模式由"奉养无违"转变为"亲密有间"。因此,建基于个体独立和平等关系的新孝道模式有利于代际间的"自立"和形成有"利他"情感的亲密关系。新孝道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孝道要求,即对精神赡养的重视(显亲、悦亲强化),而物质赡养成为辅助性要求(养亲、侍亲弱化),使孝道理念回归到基于对父母的尊敬和真挚的爱而"善待"父母。

关于道德的起源和目的四种理论

道德与法一样,就其自身来说,不过是对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的压抑、侵犯,因而是一种害或恶;就其结果和目的来说,却能够防止更大的害或恶(如社会的崩溃)和求得更大的利或善(如社会的存在发展),因而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恶。美德与道德一样,是净余额为善的恶,是必要的恶。所以,道德的起源与目的不可能是自律的,不可能是为了道德自身、为了完善每个人的品德;而只能是他律的,只能是为了道德和美德之外的他物: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和幸福。但是,只有道德的特殊的和直接的起源、目的以及标准,才可能是为了增进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而道德终极的起源、目的和标准,则只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利益。这样,一方面,当人类与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一致时,便应该遵循道德的特殊的、直接的目的和标准,便应该既增进人类利益又增进动植物的利益,甚至应该为了增进动植物的利益而增进动植物的利益;另一方面,当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可两全时,道德的特殊的直接的目的和标准便不起作用了;这时,便应该诉诸道德终极目的和标准"增进人类的利益",从而应该牺牲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而保全人类的利益。

互惠利他理论:历史、问题与趋势

互惠利他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解决"利他主义难题"的基础上,学者们分别从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视角对互惠利他行为做出阐释,呈现出不同理论内容、理论特征及研究走向。在互惠利他理论的发展进程中,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个人发展、企业盈利和国际合作等问题上,为理解社会现实生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参考维度。

西方个人主体性德育范式的困境及其转向

近年来受到追捧的西方个人主体性德育范式实际上潜藏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发展困境和危机。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其受自启蒙运动以来片面高扬的现代性哲学范式基础,即意识哲学的牵导和束缚。为了摆脱西方个人主体性德育范式的困境,研究当代道德教育向相互理解范式的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一是基于研究重心由“应当”问题转换为“德行之所以然”的问题,二是基于研究范式上由目的论、德性论、义务论等转换为价值论。作为传统伦理学的集大成者,康德伦理学一方面因其浓烈的价值论色彩而成为舍勒和N.哈特曼价值伦理学的前奏,另一方面因其“实质”内容缺失而致的形式主义又为后者的拓展提供了空间。舍勒,尤其是N.哈特曼的实质价值伦理学正是在康德伦理学的理论平台上得以建立的。

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

价值冲突实质上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引起价值冲突。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道德价值与利益价值的冲突;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一元价值指导思想与多元价值思想并存的冲突。价值冲突对转型时期的社会既有负面的影响,又具有正面的作用。在当前我国要通过健全社会制度与客观运行机制,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主导价值观念体系,挖掘与转化中国传统价值论中的生生和谐的和合之学来克服价值冲突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的功能和作用,实现价值观念之间的新的动态和谐发展。

代际伦理: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新维度

可持续发展内在地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代际伦理,并以代际伦理作为自身的伦理基础。代际延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不可持续性是导致代际冲突的根源之一。这不仅表现在因现代性而导致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使人类代际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代际公平问题日益呈现,而且在传统社会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的价值观的代际分化亦愈来愈明显和深刻,这些问题急需人类从实践和理论等各个层面加以探讨和解决。

当代中西隐私权的研究及其启示

当代中西价值哲学对隐私权的研究集中在如何界定隐私权、隐私权具有目的性的价值还是工具性价值、隐私权是否有限制、与公权力和知情权的界限如何划分这样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的讨论方面,另外还出现了对网络、流行病防治、同性恋等新的领域中的隐私权的研究。西方更多地注重其中深层的理论问题,而中国学者则较多地关注对现象的分析。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发展”的伦理内蕴与可能生活的展开

在语义规则上,"发展"一词蕴涵着在伦理上更好的价值取向,它并非表示与价值无涉的、杂乱无章的变化。因此,正是"发展"自身而非其它附加因素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具有伦理规范与价值色彩。"发展"自身所固有的价值色彩为人类的当下存在打开了未来性的向度,它引领人们先行进入到未来,去为当下的发展实践做积极的道德原则勾勒,并以此原则来统摄当下的发展实践。在具体发展实践中,主体性之人能够基于其理性慎思在多种可能性中做出自己的合情、合意、合理的选择,该选择赋予了人类的自由、价值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