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问——读江畅教授的新著《好生活如何成为可能》

江畅教授的新著《好生活如何成为可能》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美好生活”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的学理研究,建构了以“好生活”为核心范畴的价值理论。与以往价值论中纯粹强调价值的客观性或价值的主观性不同,它从价值主体及其生活场景的交互关系中把握“好生活”的学理意蕴。好生活不是单纯道德意义上的善生活,而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动态交织的系统整体。在分析价值主体与自然、社会的理想生存场景之间的客观要素中,彰显出客观环境对主体价值需要满足的统一。当人类个体普遍具备良好品质和健全人格时,人才能构建一个优越的社会和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它对伦理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了崭新的探索。

建设中国自己的死亡学

生和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生命不可分割的内涵。不了解生,不可能了解死;不了解死,也不可能了解生,必须把两者放在一起思考,没有先后,关键还是要真正理解生命。

从价值观视角阐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尝试——评张丽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形成史》

如何阐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史,有很多的理论范式。张丽君教授所著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形成史》(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是从价值观的视角,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线索进行阐释的一种尝试。这一尝试对于解决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些理论疑难具有意义。

快乐与德性:西方幸福观的发展理路及当代省思

幸福作为生活的目的统摄人的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追求。然而,对幸福的解读却见仁见智。快乐主义幸福观以乐论福,认为幸福在于欲望的满足与快乐的感受。德性主义幸福观则关注幸福与道德的关联,主张德福一致,幸福存在于德性之中。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深刻,幸福既不是单纯的物质享乐,也并非纯粹的道德体验。幸福是人的物质、精神双重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受,是集感官层面的愉悦情绪反应和心理认知层面的愉悦享受的统一。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互依存构成幸福的完整内核,从幸福的本体而言物质幸福是基础性的,精神幸福则占居形上地位。人的本质是具有精神理性的存在体,人对精神幸福的追求赋予物质生活以生命根基,也为人的现象存在确定永恒价值。

人工智能时代之人性新诠:结构、本质和可能

技术进步与人性进步的关系既是一个传统问题,更是一个崭新命题。人工智能时代集中体现了技术对人的定义的改变:技术加剧了人类控物的能力与自控能力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能导致人性的基本规定发生动摇,从而产生人性的认同危机和意义之问。为了解决这一终极之问,首先传统的线性“进步”时间观念需要被重新解释为开放和流动的场域的新语境,其次需要真正理解人性的结构和本质始终是基于理性、精神和心灵的存在,同时又是属灵的有限存在,如此方能启迪个人确立自觉自为的人生价值,重返人文,拒斥虚无,为人类带来不朽的希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与死的现象具有客观性、必然性、不可逆转性。中国文化体系的开放性使得儒释道三家思想能够在发展演变中形成会通共生的格局,随着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和社会发展,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也在长期碰撞交流中逐渐互融互补,共同形成了生死认知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哲学和人生智慧,为当下认识生死和理解生命价值提供了有益借鉴。

积极老龄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溯源

中国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老有所终”的敬老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老文化、“老当益壮”的养老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积极老龄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老龄观,有助于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强化老龄工作保障、营造良好的爱老社会氛围。新时代孝亲敬老要在全社会重塑“老”和“老年人”的基本意涵与社会价值,积极引导老年人自身保持独立意志,树立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促进老年群体在社会中做出新贡献。

张扬与衰落: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悖论

技术一直在解决人如何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和衰落也彰显着技术的存在与力量。人工智能时代是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张扬的时代,人的自由时间得到增加,实践能力得到提高,思维方式得到革新。但当人通过人工智能增强控制世界和驾驭自身命运力量的同时,却悄无声息地陷入了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中,进而导致了人的主体性衰落。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囚禁于算法全景监狱,逐渐成为量化自我的数据人,变得越来越像感性退化、理性丧失的“检索机器”。

休谟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比较分析——基于《人性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的奥秘在于人。活跃于18世纪的休谟在《人性论》中围绕人的知性、情感和道德,建立起关于人性科学的一般原则。他根据经验观察的方法,论述情感自然主义,遵循怀疑主义的实践,呈现出丰富的人学思想。百年之后,19世纪的马克思从现实的生活出发,遵循辩证思维,阐释“现实的人”,强调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将人性放置在社会、实践、世界和历史的维度上,实现了对人性丰富的、具体的、动态的考察,实现了对休谟人性原则的现实超越。二位哲学家在人性思想的发展逻辑上形成了递进式的解构。

反思与重构: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金律的再思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金律是迄今为止被人类所接受的最为广泛的道德准则之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意涵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讲究平等,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当前,学界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金律常常在伦理责任、利己主义倾向、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方面存在价值争议,并以此来分析这一道德金律的历史局限性:从正义伦理角度看,它未能解释如何处理非平等互惠性问题,同时也没有明确阐释无论我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我的义务是否都是义务的问题;从仁爱伦理角度看,它似乎没有增加人们对仁爱适用正确情境的理解,亦即没有从根本上激发出人们实施仁爱的内在力量。基于此,结合当今话语情境与时代特征,我们更多需要在平等互惠的共识上使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金律,进一步明确彼此承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积极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价值观格局,增强集体意识、类意识,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自爱、爱人的道德素养,进而发掘其时代意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其价值重塑。

传统儒学中俭德的内涵、现代性转化与现代价值

传统儒学中的俭德是一种重要德性,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内涵。从传统内涵来看,它具有节制、节约的含义,主要展现了主体在农业社会中的生存智慧;从现代内涵来看,它具有资源节约、物尽其用的含义,主要体现了市场主体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品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俭德尽管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性价值和个体性价值。从社会性价值来看,提出节俭,并不会导致生产难以维系,也不会制约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相反,俭德有助于生产和消费的顺利进行,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个体性价值来看,倡导俭德符合消费时代的长远发展趋势,有助于个体之间形成良好的道德关系、提升道德修养、促进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俭朴的社会风尚。

诺奇克是坚定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吗?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欧洲,发展的过程中受古典自由主义、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等事件的影响。诺奇克早年曾在其代表作中明确提出自由至上的立场。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个人自由具有最高的政治价值,强调财产权而忽视其他权利。然而,诺奇克晚期著作似乎确实表现出对其早期立场的些许反思。在其晚期的著作中,诺奇克对他此前提出的自由至上主义立场进行了修整,他认识到单纯依靠自由至上主义无法彻底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也无法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基本服务和资源分配,不过他并没有推翻他在早前建立的自由主义基础框架。

人类美好生活: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追求目标

人类美好生活是人类在双重世界实践中构建自我生活的美好设想,是人类社会中的必然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都是以人类美好生活为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与公民三个层次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以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共同追求目标,从而成为构建两者之间内在相通的重要基础之一。

苏轼的公仆境界

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春,苏轼携友去城东坡地。归遇大雨,一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友人皆感狼狈,唯独东坡视若无雨,拄着竹杖,穿着草鞋,迎风冒雨,吟诗放歌,气定神闲。不一会儿,雨霁天青,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挥而就。

稻盛和夫讲做事五原则

1.抓住本质,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往往会将事情考虑得过于复杂。然而,事物的本质其实极为单纯。越是看似错综复杂的问题,越是要回归原点,依据单纯的原则做出决策。2.勇于在“漩涡中心”工作。没有谁要求,他却自己主动要干。这样的人就是在漩涡中心工作的人,他会带动整个组织一起行动,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人生四字诀”

据《宋人笔记》记载,一个年少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前辈答:“做官要勤、谨、和、缓。”后人将其称为“做官四字诀”。深入思考,岂止是做官、做学问,几乎工作、生活、为人处世一切琐事,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概括,并应时刻牢记遵循,堪称“人生四字诀”。

心态好的人应有这8个认知和习惯

心态好的人,有积极向上的人生,他的事业同样会风生水起。“人,最可怕的不是疾病,而是丧失了意志和信念,不要自暴自弃,不要消极等待,对生活和事业应有进取的心境。”

人生最高级的智慧“稳”

人生最高级的智慧,亦在于一个“稳”字。心境稳,处变不惊;目标稳,坚持初心;步伐稳,行稳致远。古人云:“非宁静无以致远。”真正有格局的人,一定懂得稳住自己的心境。很多时候,只有让自己保持平和的心境,才能够宠辱不惊,才会更加理性地思考问题,才不会轻易被情绪左右,不骄不躁,不疾不徐,才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幸福。

中国古代价值观及其当代理论回归

若深入分析,较之西方传统价值观,中国古代价值观有三大特点。一是对价值的先天性的强调,二是对价值优先于认识的强调,三是对价值的差序性的强调。无独有偶,一旦我们进入当代人类伦理最新形态——马克斯·舍勒的伦理学,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价值观三大特点无一不在其中得以体现。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意味着对西方传统价值观的根本颠覆和批判,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不朽魅力在新时代的重新发现。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共产主义信仰中的诗性人生探赜

何以在中国社会显露出共产主义信仰中诗性人生的真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群体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要克服的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成为解题的理论根据。依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精神不再是拒斥感性世界的纯粹精神性追求,而是基于感性世界并憧憬超越现存状况的生存性追求。由此,共产主义信仰不仅源于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最大现实,也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高远理想呼唤“现实的人”所特有的超越性追求,共产主义信仰中的诗性人生因获得了现实生活根基和“有我之境”而自然流露。面向中国社会群体,共产主义信仰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增益其以“现实的人”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并表达中国社会群体超越西方现代性从而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理想,共产主义信仰中的诗性人生由此更加彰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