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若干理论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认识和处理我国宗教问题上的光辉典范和具体运用。我国宗教中国化必将给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宗教带来重大变革,必将对我国宗教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种重大变革和深远影响,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宗教界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废除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民主管理带来的大变革。本文通过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历程,论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宗教的群众性观点,更好地让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理念和实践为广大信教群众所接受和认同。

论元朝经营别失八里的政策措施

宋元明时期,吉木萨尔被称为“别失八里”,回鹘语“五城”之意。1209年,高昌亦都护归顺蒙古,别失八里随之为元朝所属。元朝统治者对于别失八里的战略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汉、唐的基础上进行锐意经营。一是先后设立达鲁花赤、行尚书省、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帅府)等军政机构进行管理。二是持续实行屯田开发,建立“站赤”,发展经济,保障民生。三是大力任用别失八里各族人才,让他们参与国家治理。元朝对于别失八里的经营,为加强统治西域、巩固西北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为平定西北宗王之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思巴为忽必烈授喜金刚灌顶的史实及意义新探

1253年,受命管理西藏的忽必烈与吐蕃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进行了会晤。这一会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谈判对话形式进行的直接谈判,因忽必烈的苛刻条件以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是以萨迦派喜金刚灌顶法会为名进行的间接政治谈判,最终取得成功,并促成了二人结盟。这为后来元朝处理宗教、民族关系确定了方向,对于藏传佛教传播、蒙古族与藏族民族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宗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高校思政课开展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探析

近年来,高校思政课开展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得到了重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本科阶段为例,明确各门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的侧重点,有助于思政课教师有的放矢、精准施教,从知识体系、信仰体系上更好地对青年学生进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同时,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整合、教师队伍建设等因素,协同推进,使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真正取得实效。

关于元杂剧繁荣原因的几个问题——元杂剧繁荣原因诸说评析

元杂剧因何繁荣,学者们众说纷纭,迄今尚无定论。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一是元朝长期停废科举,儒士仕进无门,遂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二是九儒十丐说。元朝儒士社会地位低下,遭受歧视,不被重用,不得已,只能在杂剧里讨生活。由于从业者人数众多,元杂剧才得以蓬勃发展;三是畸形繁荣说。元朝城市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安定,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四是元朝统治者喜欢说。由于元朝统治者喜欢杂剧,才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不能使人信服。元杂剧繁荣的真正原因,一是元朝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带动了杂剧的繁荣;二是元朝统治者不懂汉文,没有文字狱,客观上给杂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杂剧才得以繁荣发展。

《青海历史·梵音新韵》译注(一)

《青海历史·梵音新韵》是青海著名的蒙古族高僧松巴·益西班觉(1704—1788年)应固始汗重孙额尔德尼秦青·博硕特贝司·措杰多吉请求,于1786年用藏文撰写的一部和硕特蒙古兴衰史。“青海”一词也不是现在行政区划的青海省,而是和硕特蒙古统治下青海全境、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青海历史·梵音新韵》包括青海湖历史、历代统治者、自然环境等内容。作者虽为宗教人士,但敢于批判谬论,对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对研究青海、西藏、甘肃、四川藏区的地方志及民族关系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加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也有一定借鉴价值。

从考古发现看金代皇陵中的宗教因素

金代先后以上京(今哈尔滨阿城)、中都(今北京)和汴京(今开封)为都城,相应有多处皇陵区,其中以中都大房山陵区制度最为完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北京地区金中都皇陵进行了调查与发掘,收获颇丰.在对中都金陵的考古和调查中,有诸多与宗教相关的发现,包括佛教、道教以及萨满教元素,是金代多元宗教共存的一个缩影.

毛泽东对宗教社会作用二重性的认识及当代启示

以毛泽东自青年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期对宗教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为线索,勾勒出毛泽东对宗教社会作用二重性认识不断加深的演进轨迹,反映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宗教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司徒:从职官到转世活佛系统名号的演变——元明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遗珍

司徒是西周至元代之间中央政府机构的重要职官之一,经历了从实职到加官、赠官的演变。至元代,中央政府开始将司徒用于西藏等涉藏地区首领的封授,封授对象既有俗官,也有僧官,均为握有实权和影响较大的人物。明代继承了元代这一传统,并且司徒逐渐演变成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系统的名号,并沿用至今。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对涉藏地区僧俗首领司徒等职的封授,对涉藏地区的治理和疆域的一统产生了积极作用,司徒一词也逐渐融入藏族文化之中,是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等涉藏地区的重要遗珍,是历史上汉藏文化交融的又一实证,充分反映出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等涉藏地区的治理,藏族历史上对中央政府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宗教批判与现代政治文明--马克思对卢梭重建现代政治秩序进路的超越

卢梭针对基督教的世俗化倾向,提出具有意识形态效用的“公民宗教”范例,旨在通过重塑宗教精神来实现现代政治秩序的重建。但是马克思面对卢梭的政治方案并没有接受。马克思认为,宗教批判应自觉地提升至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高度,由此展现为“神圣形象”批判和“非神圣形象”批判的两种批判进路,并将这两种批判贯彻在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剖析当中。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只有深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运行方式内部,并自觉地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自身时,才有可能在现实的意义上为现代政治社会和未来文明探索出一条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进路。

呼伦贝尔地区藏传佛教本土化与边疆社会

呼伦贝尔草原既是蒙古人丰美的牧场,也是蒙古文化重要的承载地。明清时期,随着额鲁特、喀尔喀、布里亚特蒙古人和科尔沁蒙古杜尔伯特部的迁入,他们将藏传佛教带到了呼伦贝尔地区。藏传佛教在呼伦贝尔地区与萨满教斗争的过程中吸收萨满教因素,并与其他宗教信仰共存中逐渐本土化,积极适应呼伦贝尔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民俗风情。藏传佛教为维系边疆局势的稳定和边疆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研究

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是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难关”。本文在对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法制建设上的不健全、媒体平台权力分配上的失调、公众对网络舆情判断力较弱、宗教组织在应对上缺乏主动性以及政府部门在介入过程中效率不高等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一是提高宗教网络舆情法规的可操作性;二是强化主流媒体的舆情引导能力;三是推动大众参与维护舆论的理性平衡;四是引导宗教组织增强舆情应对的主动性;五是提升政府宗教网络舆情综合治理能力。

孝: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文化理解

在儒家与基督教中,孝都是重要的道德要求。其发生的逻辑都来自上天的法则,内部结构都认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而有诤”“从义不从父”,价值取向都是“立身行道,以显父母”“荣耀上天”。东西方两种孝文化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全球性的文化与伦理资源。

评《现代性再赋魅:中国温州的礼仪经济与社会》

杨美惠的《现代性再赋魅:中国温州的礼仪经济与社会》初步提出了关于民间社会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研究宗教复兴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该书提出了民间社会的双重内涵,展示了民间社会能动性的理论意义,并讨论了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宗教的三个关键性的转变。

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特点的微观分析——以铁村黄庄教徒信仰为分析对象

农村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秩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对江西铁村的实地调查和相关文献资料,从信仰个体视角对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特点进行分析概括,认为信仰动机的功利性、信仰意志的脆弱性、信仰对象的多元性和对教义理解的模糊性等四个方面是中国农村宗教信仰个体的基本特点。

农村“宗教热”原因探究:宗教社会风险假说

基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提出宗教风险假说,认为风险以及风险应对能力是人们做出宗教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市场经济、贫困和弱势群体等角度,根据作者调查数据、国家统计数据以及其他全国和局部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市场经济中的宗教需求要高于计划经济;(2)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信教密度就越高;(3)弱势群体的宗教需求要高于强势群体。这些结果证明了宗教风险假说的合理性。最后依据该假说,提出针对当前农村"宗教热"政策建议主要有两点:(1)降低农村人口所面临的风险;(2)提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

地缘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

地缘政治、经济和宗教因素的盘根错节和高度互动，是21世纪地缘学的主要特点。争取道德制高点、话语权．说服力和民众思想是地缘宗教的核心。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的全方位展开。宗教应在对外战略与地缘战略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精神心理健康服务范围与佛教慈善政策框架研究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创造诸多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首次使国人精神健康、心理关怀、危机干预和创伤治疗议题成为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卫生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精神心理健康议题由个人疾病、医疗问题演变为社会公共健康和社会问题。文章首次全面、系统回顾精神心理疾病的观察角度和诊断标准,界定精神心理疾病范围内容,深入讨论精神心理疾病与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模式,简要介绍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旨在客观分析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现状与结构困境,提出中国佛教慈善政策总体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的佛教慈善公益服务体系与政策框架,改善国人生活质量,缔造幸福美好生活。

宗教和民间信仰对福建沿海地区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我省沿海地区部分农村的宗教和民间信仰发展较快，并对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产生影响，其原因主要是：部分农村党组织在提高群众素质、带领群众致富方面尚较缺乏，把握党的宗教政策还不全面、准确，法制还不够规范、健全，核心领导作用发挥不力，思想政治工作弱等等。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本文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对策性思考。

宗教对灾难的回应——以玉树“4·14”和日本“3·11”地震为例

当下,人类生存的地球似乎已进入一种"震动模式"状态。仅2010年以来,先后有青海玉树"4·14"和日本"3·11"等大地震,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损失,"地球村"人无不为之惶恐和忧虑。应对无情的灾难,我们除了见证国家的强力救援之外,也目睹了宗教的积极回应、社会参与以及其给予人的心灵慰藉作用。事实表明,地震灾难是属于全人类的苦难,现代人类仍然需要宗教信仰,同时更需高扬人类之间无分别的悲悯、慈善与博爱的人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