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策略、叙事转译与秩序形塑:云南神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制研究

历史上,云南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有意识地不断介入“原初叙事”实现“次级叙事”的再造,借由“解码”和“编码”的转译过程将世俗转化为神圣、将冲突转化为和谐、将非共同体转化为共同体,最终建构出一套神圣性叙事体系。云南神话作为历史现实、文化真实、社会事实的反映,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一种具有情感性、隐喻性、民间性、教化性的文化策略。这种文化策略能够影响区域各民族的目标设定与行动选择,推动区域民族共同体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形成。云南神话特别是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神话”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库存”。

反思现代西方“神话”历史:“古希腊起源”、霸权意识和回溯式目的论

神话历史是指以解释和维护现实为目标而构建的历史,它往往遮蔽真实的历史。由于存在巨大的可信文字记录断裂期、现实政治的需要和现代西方史学作为民族国家神圣化工具的地位等重要因素,西方史学中存在大量神话历史。西方文明的“古希腊起源”论是现代西方神话历史构架的基石。它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出现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在历史中投射的产物。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进程,也是欧洲全球霸权形成的过程。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在进行自我解释时,同时也是在对欧洲霸权进行解释。新的欧洲文化自我意识渗透着霸权意识。当它投射于历史时,霸权意识形成西方神话历史的五大迷思:西方文明特质论、西方文明内在发展论、西方文明天定命运论、西方文明世界引领论、西方文明使命论。回溯式目的论是西方神话历史谬误产生的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它衍生三大方法论错误:以结果做原因,预设西方文明特质;寻找相似性,虚构内在连续性;将历史目的论化、泛道德化。

让神话的精神自己起作用——钱特皮与神话现象学的早期发展

钱特皮是宗教现象学方法的创建者,他从宗教学视角对神话现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这代表了比较神话学的一个重要取向。从这一方法出发,他对神话现象进行了非历史的或系统的、非神学的以及反化约论的解释,对当时的主要神话理论进行了批判总结。他反对神话学中的各种寓言式解读,包括实用式解释(犹希迈罗斯主义)、心理式解释与自然式解释,而强调要重视神话本身的特质。他认为神话学必须依靠直接的直观来把握住神话的有机整体,让神话的精神自己起作用。这一视野预示了20世纪神话现象学发展的诸多特征。

回到神话本身的神话学——神话学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现象学-先验论革命

神话学革命起源于对神话学理论遮蔽神话主体实践观念而导致的“神话”概念二论背反的自我反思,由此开启了神话学革命对神话主体文化实践的现象学整体观念直观。但是,因现象学无法通过直观神话实践(表演)观念的经验性标准(标定)而抽象出神话实践文化责任的普遍原则(本质),神话学革命就在方法上从现象学观念直观转换为先验论理念演绎,通过对内在于表演准则(责任)的普遍形式(道德法则)的概念分析,还原出表演责任的双向逻辑-意向形式,即纯粹理性-道德法则对任意强制的规定(道德法则作为实践责任的客观动力),以及任意对纯粹理性-道德法则敬重的信仰(道德情感作为实践责任的主观动力)的意向形式,再通过对纯粹实践理性信仰意向形式自我给予的意向对象的理想还原,超越理性的界限而构造出纯粹理性-普遍情感神圣意志的超验意象,完成了神话学先验论革命之于理性信仰对神圣意志的理想直观,最终证成了人的本原性(实践的道德神圣性)、本真性(信仰的超验真实性)神话法则的存在方式,实现了神话学革命的最终目的,即证成了内在于神话现象自身的普遍(绝对)价值判断标准及其内在法则动力。

万年中国论如何为文旅赋能——东北旅游新线路:基于16次玉帛之路考察的创意设计

文学人类学团队2023年7~8月举行的第十六次玉帛之路(东北道)文化考察,覆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18个县市,聚焦史前玉文化在上五千年间的发生发展和传播,以吉黑地区距今10000~9000年重要遗址为首,南下催生距今8000~5000年的西辽河地区玉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第十六次考察报告提出,重构中国玉文化史源流的总体性认知模型。整合相关学术研究新成果和考古新发现,设计东北全境旅游的物质文化专题游全新线路,以沉浸式体验万年中国的上五千年文化为总目标,开发东北三省加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四省区文化旅游专线,将启发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作为直接功效,打造全国范围内目前独一无二的“中华上五千年体验之旅”品牌。

云南口头传统中的“兄弟祖先”记忆与叙事

云南各民族的“兄弟祖先”口头传统与“同源共祖”的民族记忆一脉相承、相互递进,包含了各民族对于本民族及周边其他民族的形成、发展、变迁的想象建构和对于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朴素解释,对各民族和谐共生、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现实的理解认识提炼浓缩为“兄弟祖先”的口头叙事传统,并通过“兄弟祖先”这一凝聚群体的表征符号强化了云南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神话叙事的活态传承与功能比较——以中国《布伯》和老挝《蛤蟆国王》为例

中国与老挝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比较中国壮族的《布伯》与老挝佬族的《蛤蟆国王》两则神话,可发现它们在母题与叙事模式上的相似之处及其不同仪式、风俗之间的关联。两则神话中高度相似的母题与情节,揭示了中国壮族人民与老挝佬族人民深厚的稻作农耕文化传统。他们还有着相似的雨(天)神、蛙类以及水神信仰,但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叙事侧重,塑造了新的神话形象,展示了神话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如今,《布伯》主要是壮族人民在求雨、酬神等仪式中演述,这与他们对人类始祖伏羲(盘古)兄妹的信仰相关,《蛤蟆国王》则解释老挝佬族人民放“芒飞”的由来,主要用于阐释风俗节庆的形成。可见,相似的神话叙事推动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风俗与节庆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塑造功能。重视对神话及其塑形功能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和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共性,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尺度理论:朝鲜半岛檀君神话文化模式阐释

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通过对大量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深入研究了文化模式,提出了文化尺度理论。借助该理论对朝鲜半岛的檀君神话进行分析,可以从文化尺度理论的视角对檀君神话的文化模式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阐释。檀君神话可以被看作一个历史不断“层累”下的具有长期导向的神话故事。檀君神话中存在着严密的权力领导体系;带有明显的集体主义色彩;具有男性文化导向的色彩。神话中明显的上下级领导体系也可看出权力距离大的民族文化模式。

图额·兽形龙·人形龙:论壮族神话中龙形象的嬗变

神话故事是由人们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想象而产生的。在壮族神话故事中,龙的形象经历了从图额到以恶龙、妖龙为主的兽形龙,再到以龙女为主的人形龙的嬗变过程。通过对该变化过程的解读,发现壮族神话中龙形象的嬗变与壮族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壮族群众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壮汉两族文化的交融更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卡西尔神话理论的情感维度意蕴

卡西尔神话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不同于逻辑思维的神话思维。在卡西尔看来,若意识不到神话思维与生命情感之间的特殊关联,对神话的探讨就很容易出现不恰当的理性化的结果。神话是人类智慧的起点,而神话的真正基质是情感,神话世界以人类的原始情感为基础。神话意识的每一次变化,都通过情感强有力地表现出来。在非理性的情感背景下,神话意识才得以产生、发展和演变。情感在神话意识衍化过程中具有隐蔽的功能和意义,情感使神话产品在创造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统一性。情感是理解卡西尔神话理论的出发点。

Resonance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Mythological Metaphors i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Films

This paper is centered on the extent to which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s related to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ies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scholarly discussion and how these ancient mythologies are utilized specifically in the futuristic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By referring to academic dialogues,this paper argues that ancient mythologies can be recreated in modern science fiction and create modern mythologies in futuristic narratives to present or deal with modern human fears.Based on this argument,this paper then continues to explore what kinds of modern mythologies science fiction might deliver.The Chinese film The Wandering Earth(2019)will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its mythological symbols and metaphors.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approach through which to reconnect past stories with futuristic narratives and builds a frame in which to contextualize ancient mytholo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文化圈视域下长阳廪君神话与向王传说叙事融合现象考察

湖北长阳地区的廪君神话与向王传说在流传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相融,出现了神话、传说的“破圈”融合现象。廪君神话中土家族先祖廪君在开创基业时体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与向王传说中向辅治水的勇敢无畏精神具有相似性,两者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相交相融,形成了一个箭垛型人物——向王,廪君神话的内容也就逐渐被附着到上面,最后形成了“廪君向王为一人”的融合叙事。神话与传说的“破圈”融合,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价值认同,符合当地民众的情感期许,正是民众认同与传播,最后才有了长阳民间叙事中“廪君向王为一人”的融合叙事。通过文化圈理论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地理空间上的相近分布与重叠、地方文化在时间上的叠压及当地民众价值认同和情感期许,是促成“破圈”融合的重要因素。

从文化科学的角度探求神话的起源与意义

神话普遍存在于一切文化当中,并展现出了神奇传说的形式,它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文化创造。神话的起源是早期人类生存中所接触到的日常经验事实,推动神话产生的动力有两个:一是作为人类智慧早期阶段的神学思维在创作者头脑中形塑了神话;二是语言在神话流传过程中起到了二次形塑的作用。研究神话的意义,一方面是发掘蕴含着历史真实性的神话的历史价值;二是神话作为早期人类精神创造的产物可以作为研究早期人类思维及其发展规律的证据。

杨利慧女娲神话思想与实践研究

女娲神话作为现代中国神话学的核心对象,不仅因为其位于中国神话谱系的核心层,也因为它的精神发掘正好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历史高度契合。如果从女娲神话研究的第一代学者茅盾、顾颉刚等人算起,杨利慧应属第四代学者。杨利慧的女娲神话研究,研究资料宏富,理论视角创新,学术思想敏锐,确立了女娲的中华民族始母神地位。从文献与田野中探讨女娲的神格、流变和功能开始,到表演、旅游与电子媒介中朝向当下阐述女娲的新实践和新视角,杨利慧及其团队持续30年的整体研究对于女娲神话信仰和中国神话的研究史而言,具有神话学术史范式价值,反映出当代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转换与嬗变,为当代神话学的体系建构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现代建构提供了代表性案例。女娲神话思想与实践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国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且加快了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

打开神话的禁锢:民俗学视角下的神话研究——以《帝尧创世神话图像谱系》为例

民俗学视角下的神话民俗叙事理论将民俗行为、民俗图像与语言叙事一起作为神话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神话谱系理论则以整体性、系统性视角对神话民俗叙事进行时间、空间、民族、自身形式的谱系分析和建构,二者打开神话研究的禁锢,展现出一种宽广、深远、立体的研究空间。《帝尧创世神话图像谱系》秉持上述理论方法,对帝尧创世神话的图像谱系进行分析和整理,拓宽了帝尧神话的研究空间,揭开了帝尧神话研究的新篇章,无论是在理论方法、研究分析还是资料文献上,都为后来者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长江流域掘尾龙神话的叙事伦理

中国掘尾龙神话在长江流域衍伸出情节各异的故事。神话在民众口耳相传中以变形、隐喻、融合等叙事语法向周围地区辐射,在父母与子女间形成以权力为核心的叙事伦理观。长江流域掘尾龙神话故事中龙母与龙子的关系,是伦理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关系,不同版本的叙事文本是父母与子女伦理关系的真实写照。

神话与文化多维关系研究成果数据分析--以中国知网920篇核心期刊论文为例

神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文化的根源,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对神话与文化关系研究的920篇样本文献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呈波动上升走势,研究主题丰富且具有稳定性。从文献的合作情况来看,不论是作者间合作还是机构间合作,都是以独立研究为主,合作研究占比较小,尚未形成明显的合作网络关系。目前神话与文化关系研究在中国创世神话研究、从文化角度解读神话、从神话中找寻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近年来,从中国神话中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从神话中寻找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神话在当今文化“双创”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兴起,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当下神话与文化关系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对中国神话整体性的研究较多,但对各民族神话的关注较少;有多学科多视角研究,而学科间合作研究较少等。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者需要关注神话与文化自信、文化强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前沿领域以及多学科多视角、交叉学科研究视角下的神话与文化关系研究。

广元真武庙地理分布探微

真武神是道教中伏魔降妖之神,最初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湖北武当山一带,其信仰在历史上有一个向外流布的过程。广元地处川陕交界之地,历来是川北交通门户,境内分布有大量祀真武的道教庙宇,折射出此地民间真武信仰浓厚的文化氛围。本文选取第一手田野材料,对广元地区真武信仰的特征作了较全面的揭示。广元地区真武庙分布较为广泛,究其原因,可从地理因素、皇权因素、历史因素三个方面做较为深入的剖析。

傩俗活动中鸡的文化功能与意义

鸡凝聚了人们对勇敢、忠诚、执着等美好品质的向往与追求,它是正义、吉祥与吉利的化身,象征光明与未来的使者,为世人提供着永恒的榜样力量,在世人心目中拥有独特的神性,人们对鸡也抱有崇敬之情。鸡的崇高品性深刻地影响着广布民间的傩俗活动。鸡在傩祭活动中被用作沟通人神关系的信使,成为不可或缺的牲品,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例如:驱鬼逐魔;彰显傩坛师的法力,取信于人;激发潜能、增加神力;震慑恶人恶行;祛病消灾等。

从神话学视角解读“空桑”

对于古代文献中的“空桑”一词,历来解释不一。较为常见的有地名、瑟名与神树之名三种解释。当“空桑”被释作地名时,无法依据不同文献的记录确定其具体之所在,并且有可能是神话虚构之地名。“空桑”作为瑟的代称时,其命名依据主要有产地与材质两种解释。最后,围绕着“空桑”出现了一些“树木生人”的叙事,这可能与先秦时期的植物崇拜与生殖崇拜有关。三种不同的解释背后都能找到神话的痕迹,因此“空桑”的多义之间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这也印证了比较神话学中关于神话与同音异义词之间关系的论述。这种多义之间的联系也使“空桑”在文学中呈现出意义不定的模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