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状”到“别传”:灌顶《智者大师别传》新探

灌顶《智者大师别传》,国内外所存写刻本均作“别传”,而实际上应是“行状”,这一转变应缘于道宣《大唐内典录》著录此书时的改题,台、越等州传本即受其影响。智者行状备载智者生前、身后的诸多灵异,而这些灵异遂成为行状最核心、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而行状的撰写、增补修订、进奏皇帝以及奉敕在全国各州流传,都与杨广对智者死后灵异的关注以及仁寿元年、大业元年两次开智者龛有直接关系。而第二次开龛不见尸骸之“圣瑞”,甚至成为杨广符瑞制作的重要环节。灵异书写在中古僧尼行状中普遍存在,这也是其与公卿行状最大的不同,揭示其同与不同,进而对中古僧尼行状、传状展开综合研究,很有必要。

从“性实同源”到“形同异域”——“唐决”视域下中日天台宗“无情有性”思想的分途

“唐决”是记载古代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是中国文化和平向外传播的生动案例,见证了中日两国纵贯千年的文明互鉴。湛然的“无情有性”思想随着最澄入唐求法而东传至日本,引发了日本天台宗的疑问和探讨。“唐决”记载了中日天台僧人对于“无情有性”思想的不同理解和阐释,由于日本天台宗的主张未曾获得中国天台僧人的认可,“无情有性”思想在日本融合其他思想后发展为“草木成佛”思想。双方对于“无情有性”思想的各自关注可谓“性实同源”,而在传承过程中各自分途则是“形同异域”。

北宋天台宗对《大乘起信论》与《十不二门》的诠释与论争

一、经典诠释与正统性(orthodoxy)的建立 唐以来的中国佛教,天台已经逐渐式微,而处于社会思潮的边缘,思想上是禅、华严与唯识三家的天下,"三者率皆以道行卓名播九重,且为帝王师范,故得侈时其学".所以当天台湛然开始试图重建正统性的时候,他面临着与诸宗抗衡,"横身受敌"的局面.①在义学上,天台一直以华严宗系作为自家主要的敌手,特别要辟华严为"异端","两家(台贤)学者,枘凿冰碳".②<起信论>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一部颇有争议性的论典,但在唐代经过华严祖师的努力(特别是法藏),该论已经被经典化并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

天台宗东传朝鲜半岛

中国佛教的天台宗,又称法华宗。无论是在它奠基时期,抑或是正宗创宗的时候,还是在它的衰而复振阶段,都有朝鲜半岛僧人前来习法问道,不少僧人还归故国,推动本土教宗的发展,这些入学僧是:发正、玄光、波若、缘光、朗智、法融、理应、纯英、道育、义通、谛观、义天,此外还有登州赤山法华院诸僧等。除法华院诸僧外,归与未归者各半。而且大多与天台山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活动是天台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天台宗心性论述评

天台宗综合了南朝和北朝佛教的不同学风,提倡理论与实践并重。其学说的重心是实相论。着重探讨宇宙万物的如实相状,本来状态。此论认为一切现象就是实在的理体,一切事物当体就是实相,万物的不同形状就是显示万物自性的体相。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本来圆满具足所有的性能,每一现象都具有对立的本性,彼此完全具足又互不混淆。天台宗所立的“圆融三谛”和“一念三千”说就是具体说明实相涵义的。天台宗人在实相论的基础上,又进而探讨了心与众生。

论柳宗元的佛教信仰

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受天台宗影响颇深 ,他对禅宗也有一套与当时洪州禅风相背离的独特见解。就个人信仰而言 ,柳宗元以理智信佛 ,不以情感入佛。佛理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他审视的对象 ,并没有消解他精神的执着追求。

论天台宗的圆融三谛说

圆融三谛说是天台宗圆融思想的重要内容。从内容上看,圆融三谛是即空即假即中三谛,它们之间平等、相即、互具;从归属上看,它属于佛教真理观的范畴,表达的是诸法实相的重要内容;从它与其他天台思想的联系看,三谛与三智、三观为同一层次中三个互为关联的概念;从方法的角度看,证悟圆融三谛的关键在于体认一念无明法性心;从区别的角度看,天台的圆融和华严思想的圆融两者在内涵上是有差异的。

元代佛门的义学传承——天台宗

与昔日教创台贤之气象相比,元代的义学已可谓强弩之末。但是,学贯三教、振玄发微之人宗大匠,则所在皆有。台宗后人在经历旷日持久的山家、山外之争以后,对义学的兴趣已普遍不如其前辈浓厚,天台祖道与净土法门并行,或将禅宗的接人方式、说法风格乃至禅林规制直接援入台宗讲院的做法,比比皆是。有元一代,承绪天台宗法脉的主要是“四明三家”中的南屏梵臻系大德,特别是北峰宗印门下三大高足剡源觉先、桐洲怀坦、佛光法照的传人。

智者的佛教解释学及其对佛教解释的清原正本

在文本意义问题上,智者不仅认为存在着客观、自在的意义,还从佛教解释"不达圣意"或"得文失旨"的现实出发,通过分析法本、教本、行本、义本各自的本质及诸本之间的关系,探讨佛教文本意义的实质、特点,以及客观理解此意义的可能性,揭示接近、会通"大旨"的解释学条件、原则和技术——形态学方法。把理解与解脱统一起来,既是智者佛教解释学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其世界观、本体论和解脱论乃至全部人生哲学的轴心或拱顶石。不注意到这一点,既不能理解他对佛教"大旨"、佛出世本悟的解释,也不能理解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实践。因为"理"指的是万事万物的实相或谛理。而谛理是"诸佛所师",开示悟入此谛理是诸佛出世的唯一的"大事因缘"。佛之所以为佛,就是因为他彻底解了、证得了这谛理,故智者说:"相尽解极,即是为佛。"这种解是诸种理解中的最高的理解,即"顺理"之解。故智者常说:"顺理为解"。做到了顺理而解,甚至达到了"解极"是体,其用是"累尽苦灭、寂然永乐",是彻底、究竟的解脱,亦即超凡入圣而成佛。反之,"邪心观理"必迷理,而迷理必"倒相纷然",执幻虚我法为实际,远离自己本具的谛理,生起见爱等种种烦恼,直至轮回六道。

从放生到忏愿:北宋天台宗放生仪式的起源与演变

北宋初期,中土佛教随政权统一开始复兴,天台宗亦重振学风,在知礼、遵式等门人的不懈努力下走向中兴。由天台宗创制的放生仪式也演化成为与《金光明经》密切联系且加入了大量声情元素的忏愿仪式,深刻影响了教内与民众生活,并逐渐成为佛教水陆法会的重要仪式环节。本文在天台宗门背景下围绕知礼、遵式二人之著述,考证放生仪式的故事文献,梳理仪式仪节,分析放生仪式的演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

佛教与东亚文化交流合作——以韩国大觉国师义天的国际活动为中心

义天大师是韩国天台宗的始祖,名重东亚的僧统,才行俱优,透彻佛教真谛;既修教,又修禅,学兼多宗。同时他也是中韩历史上卓有建树的使者,曾为中韩文化(包括佛教)交流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北宋王朝时期,义天大师曾以高丽王子的身份,数度入宋求法,弘扬天台、华严,他给中国带来了因战乱而久已失传的华严章疏,使天台宗教义在中国、日本等国重新播扬、振兴起来。他捐赠中国的华严经被庋藏杭州的慧因寺,慧因寺因他而被称为高丽寺。

天台宗“性具善恶”观论析

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观在具体发展中是有细微变化的。作为“性具善恶”思想成立基础的“一念心”具有三层含义 :其一 ,“心”与外缘相遇而起动的瞬间。其二 ,无明与法性的相即相待。其三 ,心即实相 ,实相即心。智的“性具善恶”有“法门教化”的含义 ,而其哲学论证则是“三因互具”。湛然谨慎地引入了真如不变随缘的观念 ,在本体论上提出了“一念心性真如”的提法 ,但在论证“无情有性”说时仍然偏于“理体”而未能妥贴地将一念心与真如合为一体。在性具善恶问题上 ,湛然贡献出了两个理论命题 ,即“修性不二”和“染净不二”。湛然引入《起信论》之说却引发了宋代天台宗内部的争论。在“山家”、“山外”之争中 ,知礼提出了“理毒性恶”的思想 ,将佛性具恶的层面提高到了“理体”的高度 ,这是性具善恶思想的极致。

天台智■对法华妙理的开展

天台智的巨著《法华玄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诠释《法华经》之旨意的精妙,更体现在其围绕着法华妙理,而开展出中国佛教得以成立的完整佛学体系。同时,各种佛教理论亦得到了归纳、整理、总结和发扬。故此,学人欲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教理和教义,《法华玄义》不失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足以从中一窥中国佛教的精髓。

“五蕴”概念释论

"五蕴"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佛教传入中原的历史过程中,"五蕴"曾有不同的翻译,如"五众"、"五聚"、"五受阴"、"五阴"等。每一种不同的翻译,其背后都隐含有对"五蕴"涵义的不同理解,这也反映了印度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之过程。组成"五蕴"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又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功能,色蕴主要指的是物质的要素,但又不限于物质,其余四蕴指的是精神的要素。佛教认为,"五蕴"相互作用,共同积聚成每一个人的人身,人们不知自己的真性被覆盖,痛苦就会多一些,只有认识到"五蕴"的假合作用,才可令真性显发,而且,还要从空性的角度来认识"五蕴"。

高丽谛观与吴越佛教天台宗

高丽谛观在中国天台宗急需散失的教籍来寻求自身发展的情况下,应吴越王之请,高丽王之派遣而携带天台教籍来华。谛观入宋,一方面其所带来的教籍填补了中国天台宗所缺失的教籍,从而使中国天台宗得以复兴;另一方面,谛观又据智顗的《华经玄义》著述了《天台四教仪》,为天台宗僧提供了宗派入门书。可以说,谛观为吴越与高丽之间的佛教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天台宗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从动物权利论伦理到生态伦理

佛教天台宗含有丰富的伦理思想,智顗的“十界互具”本质上是动物权利论伦理观;湛然的“无情有性”说本质上是生态伦理观。当我们把以辛格、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伦理和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态伦理与智顗和湛然的伦理观同放在人类思想发展史的纵轴线上加以比较考察时,不难发现,它们都属于非人类中心论(或泛主体论)伦理观。并且后者方佛是前者的回复,是高级的回复,正好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智对佛教忏法的贡献

在中国佛教史上,天台智是第一个把忏法理论化、系统化的人。他的思路历程是:先依中土儒家文化的强势背景,把忏悔概念的处延和内涵加以扩充;再在天台宗理论特色的层面上,依《梵网经》把《大智度论》中的十戒和天台宗的藏通别圆判教、三谛圆融和一心三观理论相融通;最后在佛教一般的层面上,把三种忏悔与戒、定、慧相匹配,显示所有的忏法都是佛法。这样,使忏法既保留佛教的共性,又具有天台宗特色的个性,又符合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

“教演天台,行归净土”思想的萌芽

天台宗与净土宗的融合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最早的萌芽则要追溯到天台宗的初创时期。天台宗创立之前,并无天台净土之分,智者大师整合南北佛教的时候,念佛法门是被作为禅法吸收到天台宗思想体系之中的,它是天台宗实修法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已显示出不同于通途法门的独特优势。智者大师对净土法门的肯定和重视,既有他兼顾不同根性的考虑,也有他晚年引净土以补天台的选择,形成了台净组合的雏形,这一时期可称为"教演天台,行归净土"的萌芽期。

论池田大作的天台观

池田大作认为,天台曾是一个心怀大志、坚决求道的哲学少年,一个坚持不懈、苦学佛理的青年求道者,更是一个建立最高法华哲学和实践哲理的佛法理论大师;天台是集过去一切佛教哲学之大成的哲人,他使佛法作为一种哲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完成,并在其身上达到了顶峰。

天台宗知礼答日本国师问

宋代,社会相对稳定,各帝王基本都扶持佛教,天台宗的典藉章疏失而复得,相当完备,再加上以知礼为首的山家派与庆昭等山外派长达30余年的争论,天台宗理论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入宋僧寂昭和绍良带着日本天台宗的"二十七问"和"十问"请决于知礼,知礼站在天台圆教的立场,以智顗、湛然理论为纲格,对日僧"三十七问"一一作了答复,使他们自觉得没有达到宋天台宗圆教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