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教职人员培养的历史反思——基于1949年以来中国各级佛学院教育的探讨

虽然宗教界人才培养可以部分借助寺庙丛林教育、经堂教育、社会教育、各级政府相关机构的专题培训等多种渠道,但宗教院校始终是中国宗教界人才培养的主平台、主渠道。本文对1949年以来中国佛教创办的诸多宗教院校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总结。总结经验、直面问题,对佛教界人才培养、中国佛教健康发展、宗教界修学体系建设、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宋以降佛教士庶化——福建功德寺院的个案研究

文章主要通过以福建为主的东南功德寺院的历史演变个案,探讨东南佛教在宋代以后的士庶化过程这一过程与宋以降儒家文化走向民间社会的过程紧密相连,与国家制度和文化的下沉如华南民间信仰的国家化密切相关,也与华南大规模的宗族文化创造相伴随。佛教的士庶化一方面是国家佛教制度下沉到基层社会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士庶社会消费国家的佛教文化资本,将国家做到他们身边的结果。

尼泊尔中华寺

中华寺,坐落在尼泊尔蓝毗尼佛祖诞生地,由中国佛教协会建造,是我国在海外的第一座正式寺院。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印顺法师于2011年荣膺方丈以来,开展了扶贫、医药、助学等社会慈善事业,举办了“丝路光明行”等活动,赢得了世界佛教界和当地政府的好评。201 9年1 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尼泊尔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指出“中尼是互学互鉴的好邻居。中国在蓝毗尼建设的中华寺,成为中尼宗教文化交流的标志”。

考古重建西州回鹘家族寺院的生命史

石窟寺作为独立单体遗址,从最初的规划设计营建到使用、重修、改建、废弃,会经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遗址中丰富的遗迹现象承载着自身的历史书写。因而,可以从动态发展的视角审视石窟寺遗址的生命轨迹和不同时代切面中其所展现的寺院样貌。本文以吐峪沟西区中部回鹘佛寺为个案,首先将探险队早年拍摄的照片及挖掘、记录资料与新近考古发掘成果相互整合,尝试最大限度地复原遗址的原初样貌。再对寺院形制结构、佛堂石室的封堵与重启和壁画的破坏与修复重绘等具体遗迹现象进行考古学系统分析,解读出该西州回鹘家族寺院从开始规划营建到寺院的废弃与赞助者的回归、再到僧人撤离与寺院的最终废弃全部过程,重建寺院供养人的赞助行为、住寺僧人的活动轨迹和寺院的生命史。

唐长安佛教寺院布局影像研究——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钟楼、经楼为中心

盛唐至五代敦煌莫高窟石窟的多处壁画中出现了钟、经楼,究其根本应是唐长安的寺院建造布局随着丝绸之路传播至敦煌所致。对长安寺院布局的文字描述及图案绘制使得佛教寺院样式得到广泛流传并逐渐形成了粉本,其影响体现在敦煌石窟壁画的画面结构及空间概念的建构上。

观音信仰中的修庙及舆地问题研究——以山西民间信仰石刻资料为中心

观音信仰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了民众祈祷的主要神灵之一。对于观音菩萨的信仰首先表现在为祈祷而修建的寺庙上,修建观音庙宇的缘由主要是祈求子嗣与解厄等方面。关于建庙与传统舆地术的关系,观音庙宇通常会建造在舆地术所认为的修补风脉的方位或吉地之上,这样就使得庇佑的力量达到了民间信仰所追求的最大化。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成立与南北传佛教的联合

二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空前高涨,中国佛教逐渐成为北传佛教最为重要的代表。在此背景下,法舫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不仅被邀请参加第一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为世佛联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而且成为世佛联主要的团结对象。在这个联合过程中,马拉拉塞克拉和法舫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原始佛教”观念则是团结近代中国佛教与斯里兰卡佛教的精神纽带,这种“本真”的想象对促成近代中斯佛教,乃至南北传佛教的联合产生过重要影响。

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五台山的调查研究

有文殊净土之称的五台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与世界文殊信仰中心。近代日本为满足其侵略中国的需求,通过采取官方扶持、设立机构、委派“兴亚留学生”以及个人踏访等多种手段,对中国五台山地区进行长期性、综合性的实地调查,包括五台山的地理环境、寺院建筑、所藏文献、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收集整理近代日本关于中国五台山的调查成果,着重从调查动机、调查内容、调查特点等方面分析日本在五台山地区的相关活动,以此揭示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意图,客观上也为中日佛教史、中日文化史等方面研究提供直接或间接参考。

中国佛教协会七十年的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

2023年是中国佛教协会七十华诞。中国佛教虽历经风雨,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回顾走过的路,佛教界先贤大德筚路蓝缕,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在新的因缘时节下,如何发挥佛教济世度人、净化心灵的积极作用,为社会稳定、人群安乐,制度的建设与保障依然任重道远。

《庐山秀峰寺志》的编纂及其价值

《庐山秀峰寺志》是现存的两部庐山古代寺志之一,编纂于康熙年间,系统记录了千年古刹秀峰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寺院布局、历代高僧、寺院田产、诗文歌赋等内容,对于研究秀峰寺的历史变迁以及庐山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

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世俗化与边疆文化安全

傣族佛寺教育是傣族传统的教育手段,对于傣族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而地处边疆地区的傣族民族文化的发展又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以往对傣族文化研究多关注南传佛教文化、傣族民族教育以及西南边疆文化安全,多涉及宗教渗透,但这些社会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南传佛教佛寺教育通过自身桥梁纽带作用把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以南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傣族文化统一体。近年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社会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使得傣族佛寺教育出现了世俗化现象,佛寺教育发展呈现出与世俗教育分离、去超验性(祛魅化)和私人化的特点,解构着傣族群体的传统观念,为异质文化元素的进入提供了契机,从而影响了西南边疆傣族地区的文化安全。

中国禅寺僧堂建筑形制考

僧堂是中国禅寺中一种常见的建筑类型,其产生与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的《禅林清规》有密切关系。南宋时期,江南禅寺竞相创建大僧堂,其中以“五山十刹”寺院中的径山寺、灵隐寺与天童寺僧堂最为著名。本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探讨中国禅寺僧堂的历史渊源、建筑形制与影响。

亡僧遗物所见中古寺院的知识、艺术世界

道宣在贞观十一年(637)撰写的《量处轻仪》,本是其戒律学著作《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辅助作品,其内容是讨论亡故僧人所属物品的处置方式。其中详细开列的物品清单,为考察中古佛教寺院,乃至一般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道宣圆寂之前,又对该文献做了改订。今存敦煌写本和藏经所收本,分别反映了修改前后的形态。该文献中关于写本书籍、音乐演艺和美术书法等方面的记载,生动呈了中古寺院生活的知识和术世界。

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的文献来源及校勘

释元贤所撰《泉州开元寺志》是该寺现存体例最完备、编纂最精良的寺志。该书保存开元寺千年之历史、历代高僧传记以及寺院赋税田产等资料,为梳理东南佛教史、研究寺院经济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所收录的碑刻、诗文,许多已不见于他处,可供补遗、辑录之用,文献价值不可忽视。但该书现存完整的民国刻本,校勘不够精良,讹误之处颇多;以之为底本点校整理,难免有所讹误。因此笔者分析该书的文献来源,校对其现存两个版本的异同,分析其版本优劣,以期为该书的整理提供参考,使人们更好地运用该寺志资料。

锦石岩寺:一座山区千年古刹的寺院经济样本——以石刻资料为中心

位于广东丹霞山的锦石岩寺现存近百处摩崖、碑刻,为研究这座千年古刹的发展历程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以田野调查结合拓片资料研究的方法,有助于还原这座岭南山区中小寺院的历史脉络,考证了其明代的法系为临济宗;考察了该寺院的四项主要经济来源,分析了该寺与相邻的丛林别传寺的寺产传承制度。本文还将碑刻资料结合方志等相关文献,考察了历史上对寺院资产纠纷的不同处理方式及其背后的原因;结合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相关资料,对清代山区寺院与城市寺院的经济来源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

《佛教百科全书》编撰始末——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初期的对外文化工程

一、引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人民政府采取仇视的态度。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采取各种手段想将共产党所建立的新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利用各种手段,破坏欲与中国建立友好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利用国际宗教组织来孤立中国。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中国佛教协会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流,广泛同各国佛教界、国际佛教组织与宗教和平组织进行友好交往,传播佛教文化,维护世界和平。在此,将中斯两国开展的《佛教百科全书》之合作,做一个简明扼要地回顾,展现中国佛教界的对外交往的辉煌成绩。

周叔迦与中国佛学院

周叔迦(1899-1970),原名明夔,字志和;笔名云音、演济、沧衍、水月光等。安徽至德人(今安徽东至)。先生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是享有著名声誉的现代佛教居士、佛教学者、佛教活动家、佛学教育家。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学术和佛教教育的先驱者,也是学贯古今、会通内外典的佛教大思想家。一、青年立志潜心佛典周叔迦先生,1915年毕业于天津德华中学,1918年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肄业。1920年在天津创办普育铁工厂,前后经营三年。1924年在汉口任六河沟煤矿公司副理一职,期间曾上书太虚法师。

慧灯长照在人间——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七十周年

赵朴初先生生前曾经指出,中国佛教有着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往的三大优良传统。七十年来,中国佛教协会继承、发扬光大了三大优良传统,团结广大信众,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1980年以来,本人忝列中国佛教协会一员,先后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前身为研究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中国佛学院供职,并与中国佛教协会下属机构金陵刻经处、三时学会有着殊胜的因缘,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佛协的变化和发展。往事并不如烟。如今回忆起来,佛协当年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前辈师长、上司同事的音容笑貌,其人其事,依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 of China,英文缩写:RIBCC)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佛教协会下属的佛教文化研究机构和开展国内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的窗口。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遵照中国佛教协会的基本宗旨,配合中国佛教界加强自身建设、发展佛教教育、提高四众弟子整体素质的方针,制定长期和短期的研究计划,联合教内外学者对佛教历史、理论和现状进行研究;加强与全国高等院校和宗教研究机构、各地佛教寺院和佛学院校、佛学研究机构的联系;加强与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研究机构和佛教学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与国外佛教组织、佛教教育研究机构和佛教学者的联系;通过举办佛教学术会议,开展多种形式的佛教学术和文化艺术活动,出版《佛学研究》半年刊,致力于扩大佛教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佛教研究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共同提高,为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为祖国统一,为增进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为中国佛教实践和发展人间佛教理念,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积极贡献力量。

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忆张范中先生与中国佛教协会

一1987年,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大学的时候,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记得当时写了一篇论《坛经》惠能得法偈的考据文章,因为要查一些佛教的文献,我找到了教我们中国文学史的章无忌(1937-)老师,问她是否可以介绍我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查一些资料,因为她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郭志刚(1933-)教授。章老师非常热情,她告诉我她弟弟章鸿志在中国佛教协会外联部工作,她可以帮我联系佛教协会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