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雷神崇拜与世俗生活——以榆林窟第23窟雷神图像为中心的考察研究

雷神的神性、神职及形象在古今中外各民族中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不少民族都视雷神为最高的自然神。道教所塑造的一大批雷部将军元帅的形象,丰富了我国古代的雷神信仰,并留下了许多雷神的绘塑画像,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珍贵的文化遗产。榆林窟第23窟壁画中的雷神,就是明清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的示例,弥足珍贵。

从“可归化思想”到重要参考:道家思想西传的生态转向

本文通过梳理并分析道家思想在西方传播历程,阐述西方道家思想研究实现跨文化、跨学科的生态转向的过程。总体而言,道家思想传播在西方共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归化思想”阶段、“替代智慧”阶段,以及作为生态主义理论建构重要参考的阶段。研究认为,道家思想在西方逐步摆脱了早期的基督教中心主义的研究桎梏后,其关联性思维和非二元思想的特质得到了广泛关注,因而与生态主义的联系随研究发展而愈发紧密,并成为当代生态主义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道教研究

薛爱华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道教研究的开拓者与重要人物。缘于个人兴趣、裨补学术阙漏的动机,以及欧洲学者的影响,薛爱华于20世纪70年代步入道教研究之门。几十年间,薛爱华对美国道教研究贡献甚巨。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文献译注、名物考证、名山研究(《唐代的茅山》)、道教文学研究等领域的成果上,还体现在他以人类学“文化区域”研究为特点的道教研究范式、对道教文学研究这一新领域所做的奠基,以及道教教学和弟子的培养上。总体上看,薛爱华通过科研与教学活动开辟了美国道教研究的新天地。

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宗教、祥瑞与治民:《广成集》所见前蜀地方官的日常

杜光庭《广成集》是五代时期难得基本完整保存下来的文集,从中可以看到道教色彩浓厚的前蜀政权基本情况,特别是州县政务的相关内容。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前蜀政权至少有1个府、13个州的地方官员有设醮行为,分布于直隶地区和7个藩镇,数量上占前蜀州(府)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前蜀君臣的崇道行为也至少涉及13个州,分属直隶地区和6个藩镇。前蜀地方官员斋醮活动所涉及内容包括宗教祈福(为己或为公)、祥瑞呈报、地方治理三大类,并且各有交叉。这些内容除了深入展示前蜀政权道教色彩的清晰画面,也能直观反映前蜀地方州县官员利用宗教手段介入政务运行的机制与理念。

宋代诗文中的文昌信仰探析

文昌信仰盛行于唐宋两代,因文昌帝君司掌功名禄位,得到了士大夫与平民百姓的普遍信奉。具体到信仰行为,除建庙造祠、斋醮祭祀之外,还出现了大量与文昌帝君相关的诗文,既有赠答交往诗中的相关诗语,也有文人参与宗教活动的祝文祠记。文昌帝君的形象经过朝廷敕封与民间崇奉,在宋代逐渐定型,集地方神、空间神与人格神为一体,产生的感召力远超前代。就诗文而言,宋人的遣词造意更加灵活丰富,既反映了文昌形象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出宋代士大夫的道教信仰与精神世界。

庄子的“神化”——唐宋诏封庄子真人、真君的道教史意义

唐玄宗、宋徽宗诏封庄周“真人”“真君”之号,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对道家先贤加以官方“神化”现象的代表,在道教神灵、道教经典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影响。庄周先后被封“南华真人”“微妙元通真君”,体现了“神权君授”的一面;同时,朝廷通过君权赋予的“神性”,可以进一步达成君权神授、神权反哺君权的目的。唐玄宗、宋徽宗对庄子的诏封,推动了庄子的神化,并通过政治性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庄周的新称号,推动《南华真经》的流传,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由此,唐宋以降,文人墨客笔下出现了不少“神性”的庄子形象,在不少神话与民间信仰中也开始出现“南华真人”之神迹。庄子的“神性”封号与世俗权力息息相关,“神权君授”的背后是强烈的君权神授的需求,而非君主单纯对“虚无之教”的崇尚。

清代天水道教洞窟与道士活动

清代随着天水道教力量的不断增强,道士进入佛教石窟寺,在仙人崖石窟、华盖寺石窟、大像山石窟及木梯寺石窟等佛教石窟寺中营建道教洞窟,营建活动一直持续至民国时期。佛教石窟寺僧人对道教洞窟的营建秉持着一种包容接纳的态度,而道士除营建道教洞窟外,也积极维护和修缮佛教洞窟,这表明天水佛道二教并未因道教向佛教空间的不断渗透对立,而是在双方共同推动下形成了融汇共生的关系。

元末江南士人的“佛道友人圈”:以王逢为例

元末著名诗人王逢虽为布衣,却交友广泛,辗转江南多地之时,众多佛道友人或为其题诗作文,或与其出游唱和。王逢经常出入道观佛寺,与佛、道两教人士往来频繁且关系密切,成为元末江南士人与宗教人士交好的典范。以王逢与佛道人士的交往为切入点探究元末江南士人与佛、道两教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对当时江南士人“隐于佛道”的心路历程和佛、道两教发展情况的认识。

肉身永驻到真性长存:道教张果“长生”意象的历史生成

作为道教“八仙”之一的张果,因精通长年秘术、擅长内外丹学而成为长寿、“长生”的代表,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张果的人物身份及对“长生”的理解发生了诸多变化。本文从历史学、文献学、图像学、概念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张果从真实历史人物到道教仙神的转化,同时探讨了先秦至元代“长生”内涵从长命不死、肉体永驻到真性长存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张果所代表的文化意象也完成了从祈寿、祝寿到济世度人的内涵升华。

五四时期道教批判述论

五四时期,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民族独立以及个体层面的个性解放,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启了救亡图存以及思想启蒙的运动,这两项任务目标都指向或关乎对包括道教在内的旧传统、旧文化的批判。其中陈独秀以“偶像破坏论”反对道教以正人心,鲁迅以“中国文化根柢说”批判道教,胡适以“贼赃说”指认道教为伪,钱玄同以“剿灭说”主张彻底消灭道教。批判内容涉及对道教长生不老、服食丹药以延年的批判;对道教鬼神、扶乩等封建迷信的批判;对儒道共谋主导之下的民间伦理的批判等。这些批判确实起到了清除人们内心的沉疴,破除封建束缚与压迫,给心灵留白以迎接新思想入驻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道教失去政治庇护几乎退出历史舞台,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统治社会人心的隐形功能。但是道教并未湮灭,而是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实践着现代转型以及与时代精神同向而行的重构。

道教疏文的成立及其早期發展

疏文是宋代以降道教儀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書類型之一,但對其創制、發展的過程仍少有專門的研究。以南宋定型化的道教疏文體系爲立足點上溯,可以發現道教疏文淵源於南北朝以來佛教齋會所用的齋疏。由於此類文書形式與儀式操作上的特殊性,晚唐五代開始流行以疏文爲齋會功德象徵物的思想,並隨之出現了一些新做法。爲了因應這種風潮,道教才開始引入這種文書體裁。宋代聖節僧道進呈功德疏制度的確立及類似做法的蔓延則進一步加强了疏文在道教儀式中的合法性,使之一躍成爲道教儀式核心文書類型之一。在引入疏文的過程中,道教並非刻板地照抄佛教的做法,而是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對其作了創造性的再闡釋,從而創制出了獨具道教特色的疏文體系。

熊铁基教授简介

熊铁基,1933年4月生,湖南常德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顾问,《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秦汉史、道家道教文化研究,学术成果为学界所推重。

蒙元全真祖师图像定型与传播考辨

蒙元时期全真教是北方新道教的代表,一方面获得了蒙元皇室的认同与支持,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应对佛教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利益冲突。蒙元时期全真祖师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个过程有着明确的时间节点,表现在图像上,对应的是蒙元政权不同阶段的全真祖师图像系统有所变化。就图像类型而言,全真祖师有肖像(写真像)图像、传记故事图像、说法朝会图像(含“尊像”)三类或四类(“尊像”单列一类),因为祖师身份的变化,对应说法朝会图像的礼仪图像变化最为明显。全真教高层确立全真祖师图像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宗教信仰,全真祖师图像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受到地域文化、支流派系、艺术创作者、功德主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时代性和宗教性相对统一的前提下出现了多元化传播。

新见唐代石刻古文整理及古文再现的时代背景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整理列举了新见唐代古文石刻22方,补充了传抄古文研究的材料;第二部分通过对石刻中古文再现的相关背景的考察,认为唐代石刻中古文再现和道教兴盛以及古文运动的倡导有内在的联系。

从“道言之悖”管窥道家言说方式及其哲思

“道不可道”乃道家哲思的第一悖论。“道的超验本性”“语言的局限”和“言说者的‘成心’”乃“道不可道”的三个主因。作为一种哲学史上的事实,道家以其“强为之容”的诗意言说方式,以古言今、以虚言实、以事言理、以象言意、以身言境,较有效地克服了“言尽悖”的宿命式“道意”遮蔽,填平了“道言之悖”的理论鸿沟。道家诗意言说的背后隐藏着“向道而思”的思维密码,包括基于体悟的直觉思维、基于“对反”的辩证思维和基于模拟的意象思维。

《西游记》中须菩提祖师的口诀及其相关的丹道意象

唐僧玄奘西行取经是《西游记》的主要内容,但小说却不由玄奘写起,反由虚构的孙悟空的出世讲起。我们究其原因,除了悟空在小说中扮演的角色位居关键外,另涉及《西游记》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不死的追寻。此一追寻,主要由小说中也是挥之不去的内丹语汇表现出来。本文就文本论文本,仅处理《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传给悟空的一首口诀及其相关的意象,因为这首歌诀实为《西游记》的丹道寓言的总枢,意义非凡。歌诀不长,修辞却相当精致,其中特色之最大者,是不同名词或意象配对成双,而其内涵往往又带有强烈的性暗示,例如日与月的结合、玉兔与金乌的媾合,以及龟与蛇的盘结等等,并及隐寓于其中的姹女与婴孩等阴阳的和合。本文博采丹家诸说,尤重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张伯端的《悟真篇》和或写于明清间的《性命圭旨》等丹经,正面处理须菩提祖师传给悟空的这首口诀,指出上述意象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外,另因某些情节发展而益具丹道上的意义,和《西游记》的主题发展关连尤大。虽然如此,本文最后仍结论道:上述具有性意涵的配对成双的意象,其实中文“譬喻”二字尽可传其神,道其韵,无非修辞而已。丹家或《西游记》中引用这些丹道的书家,无不希望炼家或读者得意便罢,其象捐之可也。

BD11193道教《靈書紫文》寫卷研究

一引言《靈書紫文》一般認爲是出自東晉末年的早期上清經。現存明《道藏》中,没有單獨以《靈書紫文》命名的經文。但有《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以下簡稱“《紫文上經》”)、《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以下簡稱“《琅玕上經》”)、《太微靈書紫文仙忌真記上經》(以下簡稱“《仙忌上經》”)這三篇包含“靈書紫文”字樣的道經(以下簡稱這三篇經文爲“三經”),與《靈書紫文》關係密切。王明先生率先提出“三經”可能原係一書,出自《靈書紫文》,該經爲晉以後、梁以前道教叢書,應作於《抱朴子》之後[1]。

祭祖祈福礼仪中的仫佬族依饭舞与道教文化研究

仫佬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山地民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仫佬族舞蹈与道教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仫佬族依饭舞与道教文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依饭舞”的典型动作有“朝圣罡”和“三步罡”;“依饭舞”的舞蹈风格体现在脚实身飘、程式规范等;仫佬族舞蹈所蕴含的道教文化无处不在。从审美的角度上来看,“依饭舞”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崇尚自然的和谐、遵循“五行”“八卦”、以圆为美。

明清笔记中的贵州道教发展探析

从明清笔记有关贵州道教记载情况来看,道教的传布主要集中在黔东、黔中等地区。贵州道教的传播发展得益于贵州建省、明朝政府大力扶持道教、明清时期贵州实行改土归流等政策。明清时期贵州道教具有巫道混杂合流、民间化世俗化加速发展、与地方官员紧密互动、与农民起义相结合、宫观多以岩洞为依托、区域发展不够均衡、晚清时期呈衰落之势等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