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廷对宗教改革的回应

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爆发,1545年罗马天主教会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特兰托召开大公会议,旨在应对宗教改革,澄清传统教义,推动自我革新。特兰托大公会议断断续续进行了近18年,得到欧洲多国君主的支持,并吸引了新教诸侯的参与。会议围绕教义和改革两个主题展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涉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兰托大公会议巩固了教廷的权威和天主教在欧洲的地位,对欧洲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乡村民俗嬗变——以天主教影响下的鲁西毛家铺村清明祭祖为例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大量涌入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齐鲁大地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具有强烈孝文化色彩的清明祭祖便是鲜明的体现。本文以鲁西毛家铺村为例,运用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采取个案研究的方式,对该村颇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清明祭祖仪式进行详实的调研发现,清明祭祖既是对逝者的慎终追远,又是家人团聚的节点。该地区清明祭祖不仅是对祖先的祭祀,还是对烈士的拜谒与缅怀,对当代社会孝道的传承、民众认同的强化、心灵的慰藉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

利用《教案教务档》、《清末教案》等清宫档案资料及其他第一手材料,结合西人著作,对圣母圣心会从1874年到1914年间在陕西三边地区的传教活动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展现了圣母圣心会在陕西三边传教的概貌。

17～19世纪西教在山西的传播

探讨义和团运动前天主教、新教在山西传入,传播的历程与概况,考察两教传入的州县及教徒的数量,纠正一些不实认识,并通过对教会的传教方式和教徒入教动机的剖析,揭示当时山西社会的一些特点与问题以及西教能在山西立足发展的社会根源。

论16、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

天主教是在日本战国末期封建权力和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相对虚弱的状态下，通过在日耶稣会的适应传教策略，以"福音"和外贸为武器而打入日本的，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满足了不同阶级的不同需求，从而形成了日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天主教热潮。但是，护教大名们的"经济头脑"清晰可见，织田信长的宽容也只不过是"两害之中取其轻"。统治阶级的这种态度也预示着天主教在日本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对外来文化的取舍是统治者的"专利"，他们可以随时、任意决定某种文化的命运。当日本最高统治者取得封建权威并着手整饬集权统治秩序时，天主教便在劫难逃了，这正是日本统治者严厉禁教的最根本的原因。

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与《守圉全书》

韩霖是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与当时在华传教士多有交游。其所著述的《守圉全书》是明末极为重要的一部军事著作,表现出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书中所征引的书目文章极为丰富,保留了大量的史料,并且介绍了当时西洋的一些军事科学,有些甚至是欧洲人的著作和文章,具有很明显的提倡“西学”之目的。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

自利玛窦开教南京以后,天主教在江南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南京、上海、杭州、松江等地的天主教传播相当繁荣。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播的宽松环境,江南地方官绅的支持和帮助,一批素质极高的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利玛窦传教策略的贯彻执行以及适应本土特点的传教方式的不断探索。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救婴事业述评

明清时期,和世界其他很多国家或地区一样,弃婴现象在中国也比较严重,同时中国的育婴事业逐步开展,这些都引起了来华传教士的注意。由于天主教宗教理念的关系,有些传教士也参与到中国的救婴事业之中,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救治弃婴也成为传教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然、人文地理双重视野下的天主教在康区的早期传播及适应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天主教士陆续进驻康区。然而,康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传教士来说无疑是个挑战。本文从自然、人文地理双重视野出发,对天主教在康区的早期传播进行探讨,进而从一个侧面窥视天主教的区域传播史。

天主教在西南民族地区传播与发展问题的思考——基于广西贺州、贵州凯里的调查

天主教在桂黔民族地区采用"本地化"的发展路线,多元化的传教方式,灵活的礼拜形式,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多渠道的经费来源使天主教发展迅速。随着信徒数量激增、非科学思想的出现、特殊身份的信教徒存在、信徒的低龄化趋势、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等负面因素日增,为促进桂黔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要加强对天主教的引导和监管,有效发挥桂黔民族地区天主教教会组织的社会作用,科学引导桂黔民族地区民众的思想和行为。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

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与容教令出台三者是连环关系,二次南巡眷顾传教士触发浙江禁教,再导致容教令的制订与颁布,就中康熙帝眷注传教士和允许传教的态度表露无遗。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考察,众所周知的南巡主要目的之外,康熙帝为了使用西洋人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有着附加的一个目标——借机考察传教士的为人与技能。目的达到了,调查研究的施政手段亦运用得很成熟。就康熙帝个人讲,他在对天主教与反教臣民之间实行中庸之道的平衡政策,也是一种政治治理艺术。容教令颁布,宗教纠纷并未完结,地方官的反教事情终康熙之世亦未停止(康熙以后仍在继续)。究其原因,臣民反对外来的天主教是在"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观念支配下进行的;又由于君统与道统分离,君统不能支配道统,至少不能完全支配道统,体现君统的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若与道统不能协调一致,方针政策就不能贯彻到所有的领域,不能真正贯彻到基层政权的州县。

明清间天主教文献出版的演变

明清间基督宗教第三次进入中国,这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主要是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在传教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相关文献得到刊刻出版,这些文献可分为西学文献和宗教文献两大类。参与天主教文献出版的有皇室和官方、士大夫、教会、书商等,他们的出版活动有各自不同的动机和特点。晚明士大夫大力刊行天主教文献对西学和天主教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入清以后教会成为天主教文献出版的主要力量。清廷禁教后传教活动转入地下,但天主教文献的出版并未完全断绝。

中世纪天主教信仰的仪式化

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为天主教会规定了统一的礼拜仪式 ,七项礼拜仪式将天主教宗教信仰演绎成各种外在的物化仪式。在当时社会文化水平低下 ,识字人口不多的情况下 ,这种仪式化的祈祷方式有助于天主教徒学习并感知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七项礼拜仪式与教徒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定期出席礼拜仪式是中世纪天主教徒的生活方式。英国中世纪教会借助于强制性地要求教徒出席礼拜仪式的办法 ,实现对社会日常生活的规范。然而宗教信仰的仪式化导致世俗身份的教徒在宗教信仰上对教会的依赖 ,天主教最终演变成了以教职界精英为中心的宗教信仰。这种发展趋势是引发 1 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原因之一 ,马丁·路德首倡的“唯信称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中世纪天主教重礼仪、轻信仰的倾向 。

澳门与明末清初的传教活动

明末清初 ,传教士在远东的传教以澳门为中心。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历尽艰难险阻 ,克服交通、语言和文化习俗等许多困难 ,采用以儒传教的方式和利用西学、西器和西艺等各种方法终于打开了中国的传教之门 ,在传教过程中 ,澳门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成为宗教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礼仪之争引起禁教之后 ,澳门又成了维系宗教存在的最后堡垒。

明末耶稣会稀见文献《拜客问答》初探

法国国家图书馆现藏明末天主教耶稣会稀见抄本《拜客问答》一册,总字数计约万言,内容遍涉欧洲风俗、世界地理、各地物产等领域,且包含一则《伊索寓言》故事,为明末士人开启了一扇瞭望西方社会文化的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拜客问答》用来呈现"西学""新知"的载体并非当时占据书面语主流的文言,而是通俗的白话文,其中亦夹杂欧化语。本文集中研究《拜客问答》这一文本,考定其作者及撰述年代,分析其撰述目的,进而探讨其文体形式与语言特色,并尝试以汉语书面语系统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这一历史背景为框架,考察该文本的独特性。

滇西藏区地方社会中的天主教——作为分类体系的宗教与村落生活“秩序”的践行

通过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茨中村的天主教的人类学观察,可以理解当地天主教在村落中的存在,以及其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一起,不仅仅是以“宗教”的身份存在于村落中,更是一整套生活实践规则。两者一起组成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成为村落内部社会分类的标准,并且形成一套新的秩序,保证了村落公共生活层面的稳定有序。宗教的社会分类系统,以及关于村落起源的历史叙事,共同揭示出一种对于异质化社会的整合过程,并且保证了完整的村落成为公共性事务中的“主体”存在。

历史身份的标记与村落社区的边界——当代闽江下游船民后裔天主教社区调查

通过对闽侯县上街镇四个船民后裔乡天主教社区的田野调查,探讨天主教信仰对当代船民后裔社区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船民被岸上居民视为"贱民",且深受其欺辱。晚清以来,为争取社会平等,船民通过改信天主教以获得"洋人"支持与庇护,从而形成闽江中下流两岸天主教徒以船民为主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船民普遍上岸聚族定居,天主教信仰成为他们特殊身份的标记与无法摆脱的历史记忆。在周围乡村浓厚的宗族与民间信仰文化影响下,天主教信仰使船民后裔区别于其他汉人群体,村落社区边界清晰,天主教成为他们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纽带,教堂承载着其他社区都有的宗祠与村庙的功能,"堂管"扮演着社区民间权威的角色。

天主教在贵州的早期传播

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始传入贵州。它在贵州的传播 ,随着清政府对它的政策的改变而呈现出与邻省不同的态势 ,具有鲜明的特点 ,并对贵州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湖南桑植白族“三元教”

"三元教"是一种广泛流传于湖南桑植白族地区的普化型民间宗教信仰,具有神祇、典籍、神职人员、朝科、仪轨、卦象与符号等较为完整的信仰体系。"三元教"较多地受到道教、傩愿戏和白族本主信仰的影响,但又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本质上属于三元神而非傩神崇拜。

19世纪中叶拉萨宗座代牧区首任主教选立波折

19世纪中叶,拉萨宗座代牧区首任主教的选立不仅过程一波三折,而且最终当选者杜多明对中国西藏可谓一无所知,其根本无力承担“西藏教务”之重任。这一曲折过程与“反常”结果同教会内部保守派与激进派对当时清廷“禁教”形势的不同理解息息相关,以上两派围绕“西藏教务”曾产生严重的策略分歧及利益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