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视域中的中西哲学及其会通

哲学具有地方性和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和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地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文明论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厚的哲学"。正是这种"厚的哲学",在普遍同质化的世界进程愈来愈深入的过程中,承担着世界的多样化与丰富性,为不同形态的哲学提供了合法性。中西哲学的交遇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事实之一,必然导致二者之间的会通,会通的形式有三种:以普遍同质化世界进程为基础,建立与之相应的面向人类共同境况与问题的"大哲学"或"世界哲学";通过学习他者、吸纳他者而丰富自身,以绕道他者的方式重建自身;以哲学游牧者的姿态在不同哲学与文明之间自由穿行,从而解除哲学与特定文明的具体捆绑,建立二者之间流动性的自由关联。

汉译哲学的翻译与理解

哲学的汉语翻译包含语言的转换和思想的呈现两个方面,涉及对西方语言和思想文化的理解,还涉及关于哲学这个学科的理解。在汉译哲学中,有关being的翻译与其他名词的翻译不同。being是系词,相当于是一个句法词汇,体现一种句法作用,它的含义来自于它这种句法作用,因而与它的句法作用相联系。经过多年的讨论,应该对这一点获得清晰而充分的认识,并且应该形成共识;这一认识对于理解西方哲学至关重要,对于汉译哲学的改进和发展至关重要。

“社会现实”的发现——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探索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在对现实生活本质的理解上还远未达到唯物主义的程度,总的来说依然是理性主义的。但不可否认,因为物质利益问题的介入,马克思发现了被思辨哲学所包裹起来的社会现实的平面。无疑,社会现实的发现,孕育了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得以形成的各种思想条件。不理解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成就,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后来对黑格尔哲学乃至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更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出离"哲学的地基"而走上经济学的道路,并创作了《资本论》。

创新发展观念是经济腾飞的关键

科学发展,观念先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自觉地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推进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大大连”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软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过渡时期理论的形成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理论的问世均遵循严密的逻辑且蕴含着多重概念与核心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由唯心主义者到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哲学变革是过渡时期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身处百弊丛生的资本主义时代及世界历史向何处去的时代,追问是过渡时期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三阶段理论"与过渡期所需要的条件构成了过渡时期理论的逻辑核心。廓清过渡时期理论的形成逻辑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价值。抚今追昔,马克思恩格斯过渡时期理论形成逻辑的当代价值包括: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看待问题,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认清国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认识"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历史规律,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关于恩格斯平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平等的本质是经济状况的反映。并从三个角度依次对杜林的平等谬论进行批判:批判杜林抽象的研究对象无助于实际平等问题的解决;批判杜林抽象、先验的分析方法不能探寻事物的规律、性质以及特征;批判杜林平等话语只会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当前,解读恩格斯平等思想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启示价值。

马克思在感性活动理论上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超越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基础。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绝不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的简单拼凑,而是在对二者的批判超越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不仅体现在对辩证法的改造,更体现在深层次的哲学基础的超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也不仅仅体现在对其感性直观的超越,更在于哲学的回归。同时马克思的感性活动也实现了对传统认识论的超越,开启了全新存在论视域。

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基础--写好中国当代哲学史的思考

写好中国当代哲学史,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科学体系的重要基础。本文初步探讨书写中国当代哲学史的三个问题:一、时代课题与新中国重大哲学争论(讨论)。新中国的时代中心问题,是找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新中国的九次重大哲学争论(讨论)是这个时代课题的反映。二、当代中国哲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与区别。大致上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改革开放后讨论的问题,往往在改革开放前已有某些铺垫,改革开放后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达到了新的境界;一是改革开放后讨论的问题,是从反思改革开放前的某些错误开始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个研究领域均有体现。三、当代中国哲学家理论体系的品格,以张岱年、冯契、高清海为例,阐明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共同理论品格是:在理论立场上,坚守马克思主义与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在理论资源上,马、中、西相会通;在理论构造上,哲学与哲学史相交融。

东西方心灵观比较研究

东西方心灵观的比较研究本该是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优势领域,而西方学者在这里又捷足先登了。既然有西方的积累和铺垫,加上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欠缺,因此我们在这里仍可以大有作为、后来居上。纵观已有的心灵观比较研究,一个突出的局限性是没有看到中国心灵观在本领域的贡献。有的即使有所关注,但误解甚于正解。中国心灵观对心灵的开发、挖掘进到了比西方人关注得更深的本体论层面,所取得的成果是比较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相对于发现真理、进行理论探讨本身这一根本目的而言,求同比求异更重要。因为真理往往包含在不同文化共通的思想之中。心灵观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对共通思想的挖掘,探寻解决心灵观问题的出路。

加快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这一重要讲话对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要求、设定了更高目标。我们认为,立足当代实践,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深厚土壤之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创发出凝聚中华文明价值和中华民族力量,回应人类共同命运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为此,我们需要以“文化自觉”锻造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体系的主体性,以人民至,上的道理贯通中华文明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知行合一的实践本体论,以体用一如、综合融通、古今贯通、守正创新的态度,以中、外、马哲学彼此贯通的视野,构建新时代广泛而统一的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我们相信,新时代中国的哲学一定能够熔铸新时代的精华,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出中国的哲学方案。

从虚假到超真实:日常生活游戏中资本角色的华丽蜕变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资本主导的文化工业建构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追求物质享受的需要游戏。鲍德里亚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游戏从追求个人享受的物质消费转变为追求社会认同的符号消费。日常生活游戏的升级换代推动资本角色的华丽蜕变,资本从受理性批判的虚假需要的生产者进化成拒绝理性批判的超真实需要的生产者。资本主导的社会价值编码系统任意操控符号意义的生产,促使符号成为超出物的真实限制的超真实存在。日常生活游戏借助符号的超真实消除真实与幻象的对立,诱导人们主动参与社会阶层区分的符号消费游戏,通过竞争性合作培育人们对消费角色扮演游戏的心理认同,塑造没有反对者的消费神话,凸显资本作为消费游戏掌控者的超然地位。

生产劳动形态历史变迁与体育活动意义阐释

作为人的感性存在的两个重要面向,生产劳动与体育活动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尽管生产劳动构成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及延续的重要保障,然而生产劳动的形态及人们对生产劳动的观念却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从最初被贬抑为人的动物性的表现,到构成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基础,再到马克思所阐释的作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主要方面,体现了人们对生产劳动本质不断深入的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体育活动作为人的感性存在的自由表达,其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彰显伴随着生产劳动形态的历史变迁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基于生产劳动形态及观念历史变迁的视域,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体育活动的价值。

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政治哲学意义

权力与法律之来源的正当性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革命是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解决。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与法律的正当性来自无产阶级大众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施米特关于"主权就是决断非常状态"的著名论题提供了在理论上对马克思革命观进行重新阐释的重要契机,阿伦特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研究则为这项研究工作提供了参照性的历史视域。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如果放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的学术背景中看,乃是马克思论述革命、权力与法律之正当性问题的最重要文献。因为从近代人民革命和人民主权原则的发展来看,马克思在这一文献中通过解读巴黎公社所揭示出来的社会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主权原则,比之前任何一次革命的目标和理念都更加前卫,更加彻底。这份重要理论遗产及其当代价值,仍然有待发掘。

文本学研究何以实现“史”“论”“著”的统一

以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为内容的文本学研究,延续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史""论""著"相统一的学术传统,实现了文本、历史、理论、现实之间的有机结合。遵循文本学研究的思路及方法,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原始顺序版"出发,具体解读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所作的七条论证,清晰地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即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政治形态、完成形态、实现途径、历史方位,以及理解共产主义所需借助的理论资源、共产主义扬弃私有财产的内容补充。从历史维度看,马克思延续了《莱茵报》时期和克罗茨纳赫时期对于当时各种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与定位,于巴黎时期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并在其之后的思想发展中得以深化。与此同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原理和"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体""感觉与对象的关系""人化自然"等命题,也在其中得到了重释,最后,不同时代之间的同构性,使得共产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即其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不断开显出来。

试论科学理论的公理化方法及其意义

对科学理论结构加以分析是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逻辑经验主义给出了一种"公理体系+对应规则"的形式化构造,被称为"公认观点"。苏佩斯基于对"公认观点"的重审和批判,提出了集合论公理化的研究进路,将科学理论视为模型的集合。该进路为结构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强调科学理论的结构具有数学属性,并将其作为可用集合论谓词来予以公理化的对象。尽管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这些尝试无疑可为揆度未来科学哲学发展的可能路向提供重要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启迪。

赫勒正义理论的批判性研究

赫勒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其正义理论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核,呈现出鲜明的人道主义和后现代特点,对于完善正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和解决中国当下的正义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在现代性批判的层面上,赫勒的正义理论也呈现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视域的疏离,以后现代主义立场过度凸显了主体主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时代价值,尤其是严重误读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割裂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完整内涵,存在局限性,带有浓厚的审美乌托邦色彩。

未尽的话题:论创伤、历史、记忆和身份的关系

创伤、历史、记忆和身份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仍然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将历史和记忆塑造为一对二元概念的情况下,通过深入探索二者间更为复杂和不易研究的关系,包括创伤的角色及其影响,来研究这一主题。文章尝试提出一套顾及多方面的研究计划,同时包含多种概念上彼此关联的组成部分,呼吁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通过不贬低档案材料价值和重要性的研究方式,探究创伤记忆和记忆(或者回忆性作品)的角色,后者不仅可以抵消创伤后效应,还可以补充、甚至纠正文献材料。文章主张历史学应以一种包含批判性的积极方式研究创伤、记忆和身份构成,通过探讨最近的相关研究,指出该领域中某些至今仍被持续关注的内容。文章还列举诸多研究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创伤对受害者和施害人的挚友和后代的跨代遗传作用。最后将详细阐述有关身份和身份构成问题的基础,关注一个研究非常不足的问题,即批判性动物研究及其在历史和伦理上的重要性,这个问题需要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人类以外,关注人类和动物关系的重要意义。

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与技术后人类:两种后人类未来的文化讨论

后人类近来成为人类视野中日益凸显的讨论事项。然而,人们关于后人类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却没有共识,技术后人类期望与针对人文学科批判的后人类主义学术方面之间的张力变得越来越明显。前者蕴含了一种全新意义的历史性(historicity),它期待着一种引起技术后人类的终极改变,使得之前的非存在与人类之外的东西成为中心主体,而后者则对仍聚焦人类的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进行理论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技术后人类解放性地拓展了技术后人类对业已熟悉的人类世界的关注,使之导向非人类世界,并对生态学意义上的它者给予特别重视。而人文学科的两种处理方式——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与科技后人类——除了在某些偶然主张方面拥有共同平台之外,它们分别造成的关于无尽力量科技存在的期望与各个种类平等相处的生态乌托邦并不能很好地融洽在一起。我在这篇论文中将论证,技术后人类与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代表着两种很难调和的社会想象和有关后人类未来的两种文化。我的处理将是一种呼唤,以期达到对于这两者更为深刻和成熟的认识。与其致力于特殊的事项、宣称针对行星生命整体和所有知识生产的学术团体有效,不如投入更多努力去把握这两种社会想象,并且连带地思考创造一种全新知识经济的概念工具,以便有利于理解日新月异的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后人类期望。

对当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与未来哲学的期望

科学研究作为哲学发展的推动力始终构成对哲学地位和内容的挑战。当代科学取得的每个成就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的验证,更是为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与人类生存福祉密切相关,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哲学知识论一脉相承,科学研究前景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然而,当代哲学家对科学研究的两种不同反应,即"科学万能论"和"哲学特色论"却严重阻碍了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当代哲学在探讨人类心灵和认识活动性质时,需要借助于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这并不是哲学研究自身的最终诉求。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不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逻辑论证和概念支持,而是考察和清除科学发展中存在的理论难题和思想障碍,作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清道夫和提醒者。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任务上,未来的哲学都不应是科学的随附者,而应是科学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