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这样读族谱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

双重超越:结构化理论“化”之意涵及再审视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综融性社会学思想备受学界重视,但相关讨论存在二元分化之藩篱。理解结构化理论的关键在于“化”之意涵,其本质是一种融会贯通的双重生产机制,通过行动的能动性与结构的促动性交织互化而成;而在经验解释功用上,“化”之机制体现为个体与整体、定性与定量的相互渗透,因而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双重超越。当然,结构化理论之“化”仍有含混紧张之处,从其根源性、条件性、趋向性三方面对之进行厘清,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探索其方法论意义,为构建中国语境下的自主知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数字化的碳排放效应: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当前,以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为特征的数字化日益成为降低碳排放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与工具。但是,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碳减排尚无共识,相关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理论阐述,实证结果不一。为厘清数字化与碳排放的复杂关系,探究数字化的碳排放效应,本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首先,基于理论溯源与演进,对数字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理论阐释进行系统归纳,总结提出了三层次、三阶段、四阶段、系统嵌套等多维理论分析框架,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其次,归纳总结了数字化影响碳排放的四种机理,为探究数字化与碳排放的关系提供了分析思路;再次,梳理和综述了当前关于数字化碳排放效应的实证进展;最后,在前述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早期社会学家有城市理论吗?——马克思恩格斯、韦伯、涂尔干城市思想评析

早期社会学家说明了西欧城市的社会成分和生活特点,为城市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市的集中表现;韦伯认为中世纪谋求城市自治和理性精神铺设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涂尔干分析了社会分工引起的城市道德秩序转型。早期社会学家的城市思想各有侧重,并不都把城市作为直接研究对象,但在许多方面有一致看法,认为城市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其他多重矛盾,但其特殊地位只体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城市问题应放到更宏观的社会运行中去对待,所以不适合也没有必要建立一套面向未来的城市理论。

“接诉即办”改革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研究

在“接诉即办”改革的大背景下,城市社区居委会自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居委会不仅协助街道进行社区治理,还需与物业共同合作,确保社区环境的和谐与稳定。然而在当前的实践中,居委会的工作开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在老旧小区的管理过程中,物业在履行职责时有时显得力不从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区治理的复杂性。面对这些挑战,居委会工作人员需积极应对,主动作为通过加强与物业的沟通协作,明确各自职责,形成合力,及时响应居民诉求,提高问题解决效率,以推动社区治理的持续优化。

健康社区及其测量指标体系的概念框架

健康社区建设运动和研究在西方社会开展已有数年,但在中国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文献整合分析的基础上,文章通过对健康社区建设运动、弹性和可持续性等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探讨了健康社区的基本概念和建设健康社区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健康社区与弹性、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最后构建了健康社区测量的基本流程和其指标体系概念框架,并讨论了健康社区指标和测量的评估问题。

激进地理学的形成和演变——以《异端的传统》为例

当前国内对激进地理学的研究相当有限。从方法论角度,通过选取激进地理学的代表作《异端的传统》为案例,在分析其背景的基础上,从激进地理学的理论、实践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方面总结和提炼了激进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要点,评价了该文的方法论涵义,并总结了它对中国地理学方法论研究的启示。该案例剖析表明,激进地理学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实证主义地理学存在内在缺陷的背景下产生;其理论前提在于地理学家固有的种族-阶级属性使地理学成为科学实证和文化属性相结合的产物;激进地理学家主要通过创办刊物、建立团体、开展运动树立了激进主义学派,使它由"异端"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多数激进地理学家的理论选择;批判和自我批判基础上的重构可能是当今和未来地理学方法论创新的主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开展激进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国外知识共享理论研究述评

组织内部员工间的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作为组织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日益成为知识管理关注的焦点。知识共享的前因可概括为知识特性、个体特性、组织特性和环境特性四大类,组织特性又可划分为薪酬设计、技术特征、组织氛围、领导风格和组织战略;知识共享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对组织创新能力和组织绩效的影响。本文在对该理论全面述评的基础上,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组织内部知识共享的管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熊彼特及其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关于创新-经济周期研究的述评

创新理论是解释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以熊彼特及其主流新熊彼特主义学者的创新理论为依据,考察了他们以创新解释经济周期的逻辑发展过程,并扼要评论了他们的理论贡献与不足之处。

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

本文从概念、起源及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三方面评述了当前非营利组织研究的主要理论。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在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下对非营利组织的概念、起源、与其他组织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基于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现状,进行更为深入和详尽的研究非常必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领导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充分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必须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必须按照文化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坚持和改善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

现代化理论的过去与现在

现代化理论的过去与现在谢立中“现代化理论”是当代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五六十年代曾经主导过发展问题的研究。六七十年代间，由于发达国家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明显停滞，以及“依附理论”等对立理论的兴起，“现代化理论”受到了一定...

现代性视角下的社会整合问题——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启示

现代性就是不断地求新、求异、求变。启蒙运动以来,解决社会整合问题的理论取向包括个人主义、契约论、功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必须进行自我确认,重构生活世界,使人们能够理性地进行交流并对有关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沟通,这是现代社会整合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运用语用学方法分析实践领域中的社会整合问题需要注意一个核心概念——有效性,即以保证所有的相关者能够作为参与者进行合理的商谈而得到的规范才是有效的。同时,在商谈过程中必须包容他者,真正做到去自我中心化,以促使可能性变为现实。目前我们国家提出的协商民主的总体构想是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整合问题的最好办法。

中华伦理文化与当代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无论是从西方历史上,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经验包括: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明确道德教育的目标;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采取有效方式,强调领导者的率先垂范等。重视中华传统伦理,加强道德教育,国家重视是前提,领导垂范是关键,小区试验是模范。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转向

社会学自1979年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延续了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经世济民的思想,紧贴社会现实展开研究理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置身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场景,社会学研究重批判轻建设,重验证轻理论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队伍结构混乱的现状,既不利于学科的合法性获得,更不利于社会学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抱持美好社会的学术理想,有意识促成三个转向:由批判到批判性建设的立场转向,由消极研究到积极干预的策略转向,由亦步亦趋到独立自主的话语转向。

农村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在慢性病防治中的应用分析

本文通过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分析,发现男女两群体都具有较高的自我认知度和互助共济精神,都有参与和利用社会网络的意愿,但是健康活动的参与率较低,对村干部缺乏信任感。具体来说,女性更感性一些,易于情感表露,富于同情心,且行事谨慎;男性则趋向理性,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善于借助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目标。由此,笔者认为在实施农村慢性病防治管理措施时,既要考虑到农民的共性特点,又要注意性别差异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民精神生活研究

近年来,关于农民精神生活的研究在视角、内容和关注点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这主要表现在:探讨了农民精神生活的现状与问题,虽然总体上来说农民精神状况良好,但是精神贫困、精神负担等问题比较凸显;研究了地域差异和社会分化对农民精神生活需求和质量的多重影响;提出了构建农民精神共同体的一般路径和主要内容。农民精神生活研究的这些理论成果,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及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关系

技术的社会形成论 (SST)是自 80年代兴起至今仍在欧美尤其是欧洲十分盛行的一种对技术的社会研究流派 ,它以建构主义的方法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成过程 ,十分强调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塑造的 ,对技术决定论持否定的态度 ,主张技术应对社会学开放 ,即运用社会学方法去考察社会的、体制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对技术起形成作用的方式 ,为认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SST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它的许多核心概念 ,如“解释的灵活性”、“结束机制”、“协商”和“对称分析”等 ,都是直接将SSK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分析扩展到对技术的相同分析的产物 ,由此表明科学的人文社会研究与技术的同类研究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身体:社会学的新视域

身体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它也受社会规范和社会经验的影响,是高度社会化、历史化、精神化、商业化、审美化的人类文化载体。身体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出现在社会学的视域中,开创了身体社会学这一崭新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的社会学家们在社会学领域对身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布赖恩·特纳从多角度确定了身体研究的范围,从身体的复杂性、身体的社会行动、身体的集体性等方面对身体社会学进行了整合,奥尼尔提出了"五种身体的设想",由此而形成了身体社会学的理论思维、研究框架和时代主题。身体社会学以其敏锐的触角对这一领域进行的探索,使我们对身体的理解更加深刻。

哈贝马斯交往观略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观,在社会科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综观哈贝马斯的交往观,交往行为理论是其理论基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其重要目的。近年来,我国有学者从文明视野研究交往行为,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观有一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