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下都市单身青年婚恋态度

根据期待婚恋程度以及择偶状态的不同,本文将都市单身青年的婚恋态度分为五种类型。通过对北京市单身青年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当比例的单身青年持有负面婚恋态度,或焦虑,或佛系,或恐惧,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婚恋迷茫中。本文从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出发,以“人在情境中”为分析框架,从个体、社会环境、个体与环境互动三个层面系统性探究了单身都市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生成规律和机制。为此本文建议采取系统性、整合性的干预之道,从实现青年个体增能、促进青年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营造包容支持的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解决青年的婚恋问题,促进单身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理性的婚恋态度。

从情感投射到数码情感:数字景观中人机交往的情感嬗变

伴随数字交往的革命浪潮,人机间的生存联结正在逐渐趋向日常化。其中,情感作为重要的黏合剂,在推动人机交往,构建紧密交织的社会形态过程中扮演必要角色。通过对人机交往中情感生成模式及其历史演变的深入考察,在传统的情感投射之上,我们提出建立在复杂技术系统基础上与多元数字交往者间的数码情感机制。后者标志着人机情感交往在元宇宙背景下的深化与演进,亦揭示了对数字时代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思考的未来朝向。当前,数字社会的各类符号在相互关联指涉与重复循环中进一步演化迭奏,激发情感的内爆。这一内爆加剧了数字社会情感的复杂性,模糊了情感的人类本源,使情感经验的生成与接受更为异化但也更加多元丰富。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生成及应对

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风险治理的基本单元。因治理手段不当、治理能力不足或治理资源缺失,形成了以日常生活性风险、社区秩序稳定风险和治理主体公信力流失风险等为主要类型的城市社区治理风险。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客观存在,给城市社区治理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质量提升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城市社区治理风险的形成,与城市社区治理规模过大、治理对象复杂、治理资源有限和治理规范不足等要素密切相关。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质量,增强城市居民社区生活体验感和治理成效获得感,需要对城市社区治理风险进行分类治理、培育治理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整体治理。

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的制度影响及建构策略

城市制度是新移民融入城市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也是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建构不可回避的因素。经过调查发现,制度体系、制度体验、制度成效及制度对新移民权益保障程度等因素对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制度的作用机制表明,加强城市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建设以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意识、保障制度执行资源、遵循制度执行机制以提升制度效力,完善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文化参与引导机制、文化创造促进机制以保障新移民文化权益等,是推进城市新移民文化认同建构的有效路径。

新劳动的核心特质及其中国的时代呈现

随着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各类事物不再困于特定系统中,而是被要素化,随着系统边界的打破被释放出来,并与新要素联结在一起,使劳动呈现出各种新状态。知识劳动、创意劳动、创业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劳动推动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劳动的核心特质是破壁性与关联性:从劳动方式看,其破除了各类劳动、要素的边界,要求总体性劳动实现高位复归;从劳动时空看,其在时空交错、时空侵占机制作用下,不断突破着生活与工作、虚拟与真实、本地与全球、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次元壁;从劳动组织和制度看,自上而下的制度规章与自下而上的自主工作加以结合,劳雇双方的身边边界变得模糊,氛围、体验等非制度因素成为激发生产活力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新劳动的出现也对劳动社会学研究提出了破壁与联结的新要求。

“里和”与“外应”:气候变化下环湖地区的适应性治理

气候变化给青藏高原带来显著影响,更是对当地农牧民的生计造成冲击,研究当地气候变化影响及牧民应对策略,不仅是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起点,也是建立适应气候变化区域格局的重要支撑。基于2020和2023年对案例地Z村的两次实地调研,通过牧户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按照适应性治理的三层特征,分析当地气候变化适应的成效与挑战。研究发现:面对降水和气温的变化、湖面扩大、植被变化和灾害影响,牧民积极采取多种办法来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呈现较高的适应性与恢复力。这些适应行动的成功经验源于“里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律动。但是“外应”不足仍是挑战,即案例地缺少必要的外部支持,不仅包括直接灾害救助,还包括对其适应能力可持续性的保护和应对潜在的草原生态变化。如果“外应”持续低迷,现有的适应能力终会耗尽。提出建立适应气候变化区域格局应遵循多中心治理的思路,将多个利益相关者联合起来,汇总不同地区气候变化应对的成功经验,形成多种知识的融合,才能形成对地方的有效“外应”,提高中国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性别差异、养老金福利与退休决策

明晰不同性别个体在延迟退休中的福利损益,是优化设计延迟退休制度的关键。本文使用微观模拟和OAXACA-RIF分解方法,模拟了现行制度以及八种延迟退休制度下个体的养老金总财富、养老金净财富、退休总净现值三种养老金福利,并通过模拟养老金总财富累计值、养老金总财富峰值、养老金净财富峰值、期权价值确定了个体最优的退休年龄选择。研究发现:现行制度存在提前退休激励;阶梯奖惩的弹性延迟退休制度具有延迟退休激励效果;现行制度下个体养老金福利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可以通过延迟退休缓解。据此,本文认为在延迟退休制度设计中需要加入激励措施、采取具有阶梯奖惩措施的弹性延迟退休方案、减少养老金福利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从乡土中国到转型中国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探索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交相辉映。无论是“差序格局”“志在富民”“文化自觉”这些经典概念,抑或是学术生涯晚期对“心态”的关注,费孝通始终基于本乡本土的立场来思考中国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特别关心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人历史传统和家庭人伦的冲击。梳理费孝通不同学术阶段中内隐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从他思考的层次、方向和力度中汲取营养,可以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新的启发。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在乡村振兴时代,地方政府的职能发生很大转变。地方政府从产业亲历者变成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把为农村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放在重要位置。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生产性公共服务和面向个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两个部分进行分析,前者面向农村地区的生产工作,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可以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后者面向农村百姓的生活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提供两种公共服务时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在生产性公共服务上,地方政府扮演产业的规划者和分配机制的规范者,给农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整体规划,并规范出利益分配机制;在面向个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上,地方政府首先是服务提供者;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扮演着社会资源的牵线者和规范者。提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与地方社会基础相结合,方能够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实地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及其问题、提出社会改革方案,以及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聚焦于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中注重实地调查的代表性人物——李景汉,展现他面对厚重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动荡,试图以社会调查这个“新工具”,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开路”的激情与决心,为社会调查本土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分析李景汉对于调查技术背后的人文环境、调查与社会改造以及救国救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对其工作的贡献、意义,以及在调查技术和伦理方面的某些局限性进行讨论。

权力渗透与基层回应:对五六十年代天津街道生产的制度分析

本文以五六十年代的天津街道生产为案例,探讨街道社区组织生产的动力机制。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治理的重点是推动形成“生产型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无法将所有的适龄劳动力加以吸纳。替代方案是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留在企业之外,通过构建街道生产组织的方式,将他们动员管理起来。这就要求街居除了完成居民社会服务和救济福利等方面的职能之外,更需要对基层社会加以整合,将其按照全民企业的生产架构进行管理运作,由此加强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但在实践过程中,行政力量在介入基层社会,对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管控的同时,也受到基层社会的强力回应。“非单位人”的能动性一定程度上抵制被组织起来的努力,进而促使街道生产逐步回归社会自治属性。对这一案例的分析,体现出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管理的复杂性,有助于脱离“国家统合社会”的单一叙事视角,加深对这一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

回归日常:论“生活型养老”的政策维度与建构合力

建立和完善城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养老生活的品质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新趋势。在中国人“好好过日子”的文化语境下,现有“生存型”养老政策需要回归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逐步升级为“生活型养老”。“生活型养老”立基于彰显福利普惠性、时空整体性、发展性的“生活福利”,将老年人视为与家庭、社会进行互动的“关系体”,通过提供关注老年人主体行动、生活过程、家庭抗逆力、代际交流的福利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其政策维度应包括个体层面的生命周期阶段性养老政策、家庭层面的幸福家庭共建性养老政策和代际层面的代际融合性养老政策。“生活型养老”政策的实践保障机制在于养老主体的联合发力,构建不同层次的政策网络,形成链接政府、老年人家庭、同辈群体、社区、养老机构等主体的生活福利网络,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阈下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失衡及其重塑

社会心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心理基础,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能有效消解当代中国基础社会心态失序的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与社会心态之间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人民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一环,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实践指向,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心态秩序建设的逻辑耦合,具有本质相关性、整体联动性、互构共生性,为推动构建良好基层社会心态秩序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存在因发展成果共享不足带来基层社会心态失序、“陌生人社会”带来基层社会信任危机、社会治理主体单一导致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基层社会心态圈层化催生群体极化现象等问题,一定程度影响并阻碍着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和成效。因此,亟须完善社会心态失衡的疏导机制、利用数字化手段建设社会信任、激化社会心态治理的多元参与、整合多方资源打破社会心态圈层,切实推进和谐社会心态秩序的建设。

意义危机与新部落主义的想象:青年数字游牧社区研究

现代社会工作和消费分离,工作之中青年的自主性被掩埋在各种大型组织之下,变得越来越去个性化,普遍出现了“意义危机”,消费成为其展示个性、追求意义的重要手段,消费主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在长三角Z省A县的山村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青年消费现象——数字游牧。数字游牧以现代数字技术为基础,是工作与消费结合的极简式旅游消费。青年逃离工作场所,同时逃离消费主义场景,试图将工作融入消费,在山村中重构一种消费与工作合一的共同体——数字游牧社区。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文章发现:数字游牧是青年对现代工作制度与消费主义的双重革新,但是游牧的短暂性意味着革新的象征性;数字游牧身份仅仅是其追求的符号物,这种身份仅仅彰显了他们的与众不同,数字游牧社区也可能只是一个被持续寻找与放弃的乌托邦。因此这种双重革新是不彻底的。在数字游牧社区中,数字青年工作的独立性,以及共同生活与消费的短暂性,可能仅意味着其对新部落主义情感共同体的想象。

社工机构介入儿童友好型社区营造的行动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策略——以安徽省X项目为例

儿童友好型社区营造需要多主体协同参与,包括由民政部门、基层社区、社区居民、高校等主体组成的人类行动者以及社区文化、公共空间、课程体系等非人类行动者,社工机构如何激活这一行动者网络依然有待讨论。本文以安徽省X项目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框架,从转译的不同阶段分析社工机构的行动逻辑: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行动目标与强制通行点;在利益赋予阶段协调各类行动者的关键利益;在征召阶段推动异质行动者的融合加入;在异议动员阶段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为了保障儿童友好型社区营造的可持续性,社工机构可采取的策略包括:通过调研评估挖掘社区特色的内源力、通过跨界融合吸纳异质行动者的加入、通过平台搭建畅通主体间的沟通渠道、通过充权赋能保障规划运营的自主化。

“如何做社会理论研究”圆桌研讨纪要

时间:2024年2月25日形式:线上会议主持人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议。本次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开展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理论作为社会学学科延续和发展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相较于成熟的社会学定量抑或定性研究,社会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遵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面对不同的知识传统,如何兼顾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进而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有效的理论问题,以此回应社会发展之问,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风险二重性:现代风险认知的转向及其决策意涵

近代以来,受实证主义思潮和主客二分范式的影响,学界围绕风险研究的整体图景基本是沿袭风险一元论或风险二元论所展开的。然而,随着现代风险治理复杂化与学科研究融合性趋势日益加深,以往风险研究传统的不适应性时常引致多重决策危机。本研究从风险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出发,以新的风险认知视野--风险二重性,即将现代风险视为社会建构风险和客观实在风险有机耦合的产物,以此来揭示现代风险认知的转向及其决策意涵。风险二重性的提出,是对风险一元论的彻底否定和对风险二元论的融合发展,推动着风险认知的二元关系从过去的互斥和互补转向融合,暗含着人与风险的关系从强调主客二分转向互主体性的哲学逻辑,意味着一种新的理解风险本体和结构特征的风险认知路径及决策范式的产生。同时,风险二重性对于现代风险决策体系的认知结构、基本范式以及方法体系都具有重塑与变革意义。在未来,基于风险二重性进一步总结与提炼中国开放式框架下的风险决策话语体系及实践经验是风险研究共同体的努力方向。

从“顶天”到“立地”:郑杭生晚年的社会学实践转向

郑杭生先生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术历程中,倡导并践行“顶天立地”的学术理念,以“顶天”的理论自觉和世界眼光,开创性地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四论”。在其晚年,以身作则,深入杭州、郑州、广州和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基层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开启社会学实践转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完整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新的指向。重温和回顾“顶天立地”的社会学思想及实践转向,旨在全面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本质要求及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