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关系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研究——以长沙市高年级小学生的实证调查为例

对长沙市960名高年级小学生进行实证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积差分析、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等探究不同背景变量下学生同伴关系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同伴关系中的同伴排斥与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以及整体校园欺凌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同伴关系中的同伴沟通与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存在显著负相关;同伴接纳、同伴排斥可作为校园欺凌行为有效的预测变量;同伴接纳和同伴沟通作为校园欺凌行为的保护因素,可以明显抑制或减少欺凌行为,帮助被欺凌者缓解欺凌行为所带来的伤害。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综合防治校园欺凌行为的建议:系统建构全校性欺凌行为防治方案;营造安全与正向支持的同伴团体力量;引导学生发展积极品质的同伴关系;对学生进行人际冲突技能训练;采取良好的教养方式,培养温暖的亲子关系。

透明之爱:社交媒体“晒恩爱”的仪式过程与新型亲密关系建构

在社交媒体“晒恩爱”成为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常态,其既是诉说浪漫关系和爱情故事的新实践,也是当代青年的一种成长仪式。本研究对16名青年进行深度访谈,试图从仪式实践切入,阐释“晒恩爱”在个体生命进程中的意义及其对新型亲密关系建构的影响。文章首先从官宣、热恋、紧张、分手等四个关键时刻出发,分析晒恩爱仪式的传播特征,其次分析晒恩爱仪式过程中显现出的人、物和结构的三重组合如何对个体生命历程及恋爱关系发挥作用,最后指出:这种新型亲密关系“透明之爱”对个人成长、亲密关系和爱情记忆等三方均呈现出数字化特点。

基于智能手机的网络交往及其治理策略

进入数字化时代,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交往在方式、形态、特征、场域发生巨大变革。但是基于智能手机的网络交往也存在语言失真、失意和失范的挑战,存在碎片化、浅层化和群体极化的挑战,存在强化监控、暴露隐私和记忆解构的挑战,存在工具依赖、娱乐成瘾和数字身份异化的挑战。治理基于智能手机的网络交往需要加强对基于智能手机的网络交往的引导,在语言上强化基于智能手机的网络交往的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在关系上强化基于智能手机的网络交往场景的主流价值嵌入,在规范上强化基于智能手机的网络交往的德法兼治手段运用,在观念上提升基于智能手机的网络交往中人机交互素养,形成融洽的人机关系和和谐的人机交往生态。

友谊质量与孤独感关系的meta分析

目的:运用meta分析探讨友谊质量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及友谊质量的测量工具、所选被试人群和文化背景(东西方)对两者关系的作用。方法:通过系统检索CNKI数据库、万方数据检索系统、Wiley Online library、Web of Science、Google学术和读秀等中英文数据库,以正常被试为研究对象[不包括各种疾病患者(如孤独症等)],收集1984-2014年间有关友谊质量与孤独感关系的相关研究。数据分析采用CMA2.0软件进行,计算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估计值(r)及其95%可信区间(95%CI)。结果:共有46篇文献满足meta分析的要求,总样本量为19422,其中以东方人群为被试的文献有24篇,被试量为11846;以西方人群为被试的文献22篇,被试量为7676。友谊质量与孤独感存在负相关(r=-0.28,95%CI:-0.23^-0.32)。友谊质量的测量工具能够调节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Q=11.95,P<0.01);被试群体对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有调节作用(Q=19.54,P<0.001);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Q=0.05,P>0.05)。结论:友谊质量与孤独感存在关联,其中测量工具、被试群体对友谊质量与孤独感关系有影响,但是文化背景不能影响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

网络社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重构

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结构带来深远的影响。在分析网络社会以及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结构特征的基础上,探讨网络社会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影响。网络社会基于数字信息形成相互间人际关系,是一种兼具技术、个人、社会三重属性的社会样态。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关系结构呈现差序格局特征。网络社会改变了现实中个体的自我及社会人际关系构建机制,形成了主客相对分离之后的多重人际格局。对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结构形成双向作用机制,在个体层面表现为独立性与黏着性的统一,在群体层面表现为总体分散和局部凝结的共存。

移动社交网络微信的发展及潜在价值分析

移动社交迅速成为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的社交方式。其中,微信作为我国最受关注的一款社交APP,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从移动社交网络角度对微信的本质和使用动机、来源与发展以及潜在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将微信的发展阶段分为私密社交即时通讯软件、以私密社交为主陌生人社交为辅的多维度社交圈的即时通讯软件、多功能的移动生活平台三个阶段,另外在电子商务领域、媒体领域以及教育领域分析了微信的潜在价值,旨在通过对微信的研究更好地理解移动社交网络的现状及发展。

三种经典公平正义理论之比较

在当代西方有两种典型的正义理论,一种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以平等为取向的公平的分配正义理论,他要求分配的不平等必须是机会公平平等的结果,又要受差别原则的补偿,使社会较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诺齐克是一个以权利为取向的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罗尔斯具有平等倾向的差别原则及主张扩大国家功能于分配领域的观点,强调在社会经济领域彻底贯彻自由原则,反对推行人为的分配平等,并提出持有正义三原则。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主张分配作为一种权利,直接来源于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配是一种现实的经济权利与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权利。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优越并超越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公平正义理论。

微信使用对员工关系绩效影响的研究

微信作为目前最受欢迎的社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微信的本体、功能和应用,忽视了与微信使用相关的实证研究。引入沟通质量、工作中断和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对微信使用和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微信使用与关系绩效及其两个维度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呈显著影响关系,同时验证了沟通质量和信任在微信使用和关系绩效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及其与社会交往的关系剖析

对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结构进行的考察表明,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结构遵循交往圈假设,即最高为典型特殊信任,其次为非典型特殊信任,再次为非典型普遍信任。其中,典型普遍信任最低;城市新移民以朋友代替亲戚、同学或同乡为最信任的对象;从信任感的建立机制来看,亲戚是城市新移民社会信任建立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建立的负功能大于正功能。这一结果显示,关系的断裂使得城市新移民社会信任的建立过程更加艰难,新移民呈现出交往但不信任的倾向。为提高社会的整体信任程度,外来移民的社会信任特点应引起足够重视。

线下熟悉度在社交网络信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

网络信任是促成在线购买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借鉴网络在线信任的相关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社交网络信任的影响因素并验证线下熟悉度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除感知相似性之外,其他自变量如声誉、互动关系强度、信息质量、互惠性交互、满意度和共同价值观均对社交网络信任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其中信息质量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线下熟悉度对信息质量、互惠性、声誉、共同价值观与社交网络信任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这对于企业制定有效的社交网络营销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社交媒体平台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社交媒体平台开放性强,用户身份具有虚拟性,用户发布信息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隐蔽性。这些特征导致较为严重的虚假信息及网络谣言等现象的出现。对用户而言,如何评估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可信度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探讨了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的可信度影响因素。以微博、QQ空间及微信朋友圈用户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所得数据,结果表明:媒体依赖性、互动性、媒体透明性、论据强度和信息质量对信息可信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知识水平在论据强度与信息可信度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知识水平在媒体依赖性、互动性、媒体透明性、信息质量与信息可信度的关系中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散论

本文是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最新观察。作者接续《新乡土中国》相关论题,结合进入21世纪农村社会的变化,讨论了新时期农村社会性质若干问题。这些讨论既有对乡村社会的认识,也有对乡村社会性质的概括。这些讨论可以深化学界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手机媒介对“90后”大学生人际关系建立与维持的效用分析

"90后"大学生的个性化影响着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人际交往。以分析"90后"大学生特点为基础,介绍"90后"大学生人际关系建立与维持的基本特点,探索性地论述手机媒介对"90后"大学生人际关系建立与维系所起到的正效用和负效用,同时阐述了手机媒介的工具性作用。

移动社交媒体传播风险管理研究

以微博和微信为典型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历史性登场,蕴藏着诸多传播风险;从微博的风险扩散机理看,主要基于"病毒裂变式"传播机制、简化表达机制和多节点结构,微信的风险化解机制比微博更弱;典型的传播风险包括国家治理风险、社会信任风险和个人隐私风险等;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铲除传播风险的酿成土壤,构造风险防范的多元参与机制,发挥法治和德治的合力作用,通过加强传播风险管理实现秩序化。

微信传播机制背后的人际交往模式变革解析

微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已成为目前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在微信自媒体化与社交分享平台相结合的强效传播机制驱动下,一场人际交往模式的变革正在逐渐展开。撇开微信的即时性、强关系连带、个人媒体化等自身固有优势外,微信发展的迅猛势头更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际交往模式变革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整合模式渐趋消散,都市化的社会整合模式逐渐确立。社会转型要求人际交往模式进行重新整合,民众需要寻找新的集体归属。此时,带有强关系连接的微信交流平台的出现正迎合了民众的这种心理需求,从而在短时间内被广泛接受。但值得警醒的是,微信的半匿名性和去个性化等潜在特征,给社会转型时期,情感需求尚未找到适当归属的民众带来的人际交往隐忧同样不容忽视。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性别的调节作用

目的:考察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方法:通过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问卷、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对某大学121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大学生对宿舍人际关系普遍比较满意,幸福感较强。不同年级、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宿舍人际关系及幸福感差异均不显著(P>0.05);2宿舍人际关系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回归系数显著(β=0.594,P<0.001);3宿舍人际关系和性别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B=-0.215,P<0.01,△R2=0.004)。结论:性别在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关系强度的类型学:求职中的“中度关系”及其使用

关系强度研究长期用"强"、"弱"来进行简单主观区分,缺乏统计依据,采用潜类分析方法正式建构关系强度的类型显得尤为重要。以2003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来看,潜类分析方法识别了三种关系强度——弱、强和中度,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发现,求职中"中度关系"的使用和本人的阶层或职业声望之间并无联系,但与父亲的阶层有关。中度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使用,表明转型期中国的市场与国家力量对社会资本使用方式的共同型塑。

父母婚姻关系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目的探讨父母的婚姻关系对大学生心理素质产生的影响。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应付方式问卷及自编的个人信息表,对519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父母关系和谐的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父母关系一般和不和的学生(F=5.106,P<0.01);父母关系不和的学生在总应激强度(F=5.955,P<0.01)、学习压力(F=5.648,P<0.01)、受惩罚(F=10.181,P<0.001)、丧失(F=3.384,P<0.05)因子上显著高于其他学生(包括离异家庭的学生),而父母关系和谐的学生应激强度最小;父母离异的大学生比其他学生更多地采取自责的方式,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父母婚姻关系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有明显的影响,父母关系和谐是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因素,而关系不和对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危害最大。

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自我和谐的关系

目的：了解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与自我和谐的关系,为大学生人际关系的改善及自我和谐水平的提高提供参考。方法：选取贵州省大学生554名,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自我和谐量表（SCCS）进行测查。结果：按SCCS得分将大学生分为3组,即低分组、中间组和高分组,3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各因子及总量表上的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F=39.73,29.48,24.09,18.15,55.67;P〈0.001）。人际关系及其4个因子得分与SCCS的3个因子得分的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r=-0.09~0.54,P〈0.05）。回归分析显示,自我与经验不和谐得分对人际关系总分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59,P〈0.001）,自我灵活性得分对人际关系总分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6,P〈0.01）。路径分析显示,自我与经验不和谐和自我灵活性到人际关系各因子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自我与经验不和谐和自我的灵活性可能是影响大学生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

中国社会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空内,相继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共存、碰撞与交融,社会信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本土视野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作为社会信任发展的三个维度,赋予了社会信任不同的内涵。传统的软环境下产生的熟悉信任,现代的硬环境建构的陌生信任以及后现代碎片式信任关系。面对今天的社会信任危机,应该采取更加清醒、沉着和理性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