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策略研究

受城乡迁移和自身资源的影响,低收入流动女性是女性中更需关注的弱势群体,其家庭需要经历更为严峻的压力挑战。那么,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究竟面临怎样的挑战?其家庭如何能够获得困境中的适应性发展?其间女性在家庭困境应对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文在对34例低收入流动女性质性访谈的基础上,探讨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的核心策略。结果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及其家庭的压力主要表现为非正式/低保障的就业困境、家庭工作兼顾的生活困境、迷茫无奈的未来发展困境和双向支出的家庭资源分配困境。低收入流动女性家庭抗逆力表现为低水平资源流动的家庭功能维持机制、灵活重整的家庭结构协调机制、代际团结的家庭关系缓冲机制和积极传递的家庭信念免疫机制。流动女性通过敏锐识别困境以调节应对策略、角色灵活安排以重整家庭结构、双向照顾支出以促进代际团结、协调整合资源以提升凝聚力等个体与家庭的互动方式为家庭抗逆力提升作出贡献。在完成家庭抗逆力的使命中,流动女性发挥着其独立能动的主体意识,同时也造就了她们自身的脆弱性。

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弥合:家庭代际关系的信息功能及其实现

功能运行良好的家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社会不平等及福利制度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信息社会和老龄社会叠加的背景下,由于信息技术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的阻隔,年长一代的信息权力被弱化甚至遭到剥夺。面对功能复杂的智能设备,老年人获取信息的第一步便被阻断,设备接入后的信息获取、解码与辨别更是老年人面临的难题,而家庭代际支持在帮助老年人克服数字鸿沟和融入信息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对19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访谈,结果发现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观上的强风险意识与低学习意愿及客观上的设备复杂程度都加深了数字鸿沟;子辈则通过设备操作的教学与替代、信息的分享与解码等帮助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体现了信息社会中家庭代际关系的新福利功能。

新时代家庭功能的复归和建设——从“全职儿女”现象谈起

“全职儿女”古已有之,今日再现源于社会的结构性“诉求”。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发生了快速的核心化转变,其大部分功能转由政府机构和市场力量来承担。然而,当前的“全职儿女”现象凸显了家庭作为社会组织基本“细胞”的功能仍然不可或缺。当今世界正在迈向数算文明主导的时代,有需要也有条件让家庭真正“复归”为一种新时代的新型细胞。为此,我们要立足于家庭生命周期来看待和构建新时代家教家风,在家庭之中夯实新时代的价值底蕴;呼唤“新”的中国式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尊重家庭的自主决策权,努力营造“以人为本”、强调家庭关心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

传统家族关系的数字化重构——基于微信家族群的实证分析

微信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传播媒介和社交工具重构了中国传统家族关系。微信家族群是典型的媒介化集体和数字时代的新互型。微信家族群建构了线上聚合的、具有日常性与仪式化、互动性和互训性的数字化家族空间;呈现了兼具仪式性和日常性的家族数字生活时间节奏,形成了具有实时性和瞬间性的家族数字生活时间体验以及日志型的家族数字生活时间景观;也从代际权力和城乡空间权力等维度重构了传统家族关系。家族的数字化生存对传统优秀家族文化的传承带来了挑战。

北京女性婚育行为特征与家庭结构变动研究

育龄女性是生育行为的直接承担者,婚内或家内生育是我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主流文化观念和主导生育行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出生队列分析、时期分析、人群类型比较分析和二元逻辑斯蒂模型分析等方法,考察了超大城市女性婚育行为和家庭结构的特征、变化及相互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女性人群的婚育行为和家庭结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群类型和婚育状态对女性所处家庭结构产生显著性影响。研究认为,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必须聚焦女性的婚育行为及其家庭结构,需要根据其婚育状态、人群类型和家庭结构等特征来加快建立健全针对性、差异化、协同性和系统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比较框架下的家庭重要性评价:对个体化理论的再思考

围绕家庭这一社会基本构成单位,个体化理论从“脱嵌”和“复嵌”两个角度分别呈现了“束缚命题”和“保护命题”,前者将家庭视为个体化进程中的束缚力量,而后者将家庭视为保护个体抵御各种风险的保护器。围绕这两个命题,在利用多种方法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个体化倾向强的个体对于家庭和朋友重要性的评价都显著偏低,而家庭重要性评判和朋友重要性评判之间的差异与个体化的态度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在家庭与工作、家庭与休闲时间之间,个体化倾向更加促使个体赋予工作和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说明个体化进程对于家庭制度的冲击只是其对超越个体的集体性机制冲击的个例。除了家庭之外,个体化过程也会对其他集体性机制(如交友)产生影响。尽管家庭重要性评价取决于家庭是否有足够强的经济能力抵御风险,但是,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个体而言,相比于家庭,其更加愿意赋予朋友以及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一发现表明,一个具有良好经济状况的家庭是促使个体化的一种助力。

三代同游谁说了算?——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深度访谈

家庭旅游决策是消费者行为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本文对20个中国三代直系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三代直系家庭旅游决策行为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旅游决策模式以父代主导,且夫妻共同主导型为主,在旅游决策角色中,父代是发起者、决定者和购买者;在“老-中-青”结构的家庭中,孙代是影响者,祖代是使用者;在“中-青-幼”结构的家庭中,祖代是影响者,孙代是使用者。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旅游决策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行为意向,进而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行为。

中国多代家庭情感联结的类型和结构特征——基于对50个城乡家庭网络样本的观察

在社会现代化和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乡家庭的形态、结构、关系和功能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多代家庭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拓展家庭定义的基础上,基于对50个城乡多代家庭网络的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多代家庭的情感联结类型和结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主要有三个发现:一是多代家庭的情感联结具有网络化结构形态,并以多中心和双中心为主;二是情感联结中心的数量、代际分布均衡性、性别分布均衡性与情感联结紧密程度具有正向关联;三是大多数家庭的情感联结紧密程度较高,在情感地位上具有更高程度的代际平等、性别平等和父系母系平等。这些特点反映出当代中国家庭关系的历史性进步,也代表了多代家庭关系发展的主流趋势。

双重代际矛盾:青年“空巢”的家庭化逻辑与结构性约束

针对社会转型中“空巢青年”何以形成的现实问题,既有研究更多从个体化视角关注青年群体从传统社会结构中“脱嵌”“去传统化”与“再嵌入”的过程与行为,从超越个体的家庭维度对其形成过程与机制的分析明显不足。基于修正后的代际矛盾理论,探讨了家庭代际关系塑造青年“空巢”的作用机制与结构逻辑。研究发现,“空巢青年”在代际关系上存在双重矛盾:一是面对确定性赡养关系与不确定的时空关系,他们与原生家庭既联结又割裂的矛盾;二是基于新家庭文化与单身独居的惯性,他们对未来家庭既认同又否定的矛盾。从根本上看,家庭、市场与国家政策等方面存在结构性约束——亲子关系的疏离与家庭的“祛魅”、家庭功能的市场替代与片面性、家庭政策的“家庭化”还是“去家庭化”等,使得“空巢”成为现代都市青年面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理性选择机制与社会适应策略。

“两种生产”与中国式现代化之家——恩格斯家庭观的理论方法及其启示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阐述家庭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揭示“两种生产”与家庭的辩证关系,这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家的建设具有现实启示。中国家庭观受到儒家文化长期形塑和影响,当前家庭呈现出多元复杂、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之家的建设,要自觉运用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批判吸收儒家“仁”“爱”“孝”“亲”等优良传统,尊重家庭成员主体性,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向往。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乡风文明视域下农村家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家庭文化建设是乡风文明的源头抓手。家庭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基本场所,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石,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良好的农村家庭文化发挥着推动乡村风貌建设、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基于此,通过案例分析与实践调研,归纳总结当前部分农村家庭所面临的文化建设困境,并结合农村实际,创新农村家庭文化建设路径,为助力乡村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家庭视角下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形成逻辑及其影响

近年农民家庭在家乡县城购房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的普遍趋势,极大加速了这一区域就近城镇化进程。从农民生活世界出发,这主要缘于有限的家庭支付能力、家庭本位与乡土之根、区域婚备竞赛、子女教育需求、县级政府引导等多重因素。进城之后,农民家庭总体目标的转变塑造出了新的“一家三制”家庭形态,包括撑开在城-县-乡之间的家庭结构、半工-半耕-伴读的家计分工及积累性-保障性-发展性并行的家庭秩序。“一家三制”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产生的新实践,也使得进城农民成为了兼具县城和乡村两种要素的“县乡两栖者”。县乡两栖打破了“城”与“乡”的地域边界,具有助推更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力,但也蕴藏着一定的家庭和社会危机。据此,建议将县乡两栖者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重点对象,通过渐进式城镇化政策、合理确定县域产业建设定位和目标、统筹县域公共服务空间布局等手段,为其发挥积极功能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国家视域下中国普惠托育服务的动因、体系与问题研究

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护负担,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具有重要意义。自2019年我国首次提出“普惠托育服务”概念以来,托育服务的研究重点从介绍国外经验转向关注个体层面的服务供需研究。但普惠托育服务研究更应具有历史的、国家的、发展的视角:以历史的视角厘清政府承担托育服务的动因,经过了反贫困保发展、倡平等保就业、提升育保出生三个阶段;借助“供给-筹资-监管”三维分析框架对各级政府的职责定位进行阐述;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推广普惠托育服务在传统照顾文化、托育机构现状、政府职责定位和区域差异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本文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和实施促进家庭成员托育服务计划,建设规模适度、分布合理、服务可信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以及以托幼一体化为导向的普惠托育服务监管部门动态调整机制,强化普惠托育服务政策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等对策建议。

家族主义的文化规范与个体化的婚恋抗争——打工流动背景下农村青年婚恋中的女性地位与实践逻辑

打工流动背景下农村男青年婚恋困难的实践场域中,女性徘徊在传统的家族主义文化规范与个体化的自由追求中,扮演着服从规范又转移责任以表达抗争的角色。女性青年在原生家庭中受到传统家族主义导向的性别观念体系的规训,承受着兄弟婚姻支付的代内转移,在婚恋择偶中表达着个体化抗争,把生活责任与母性角色转移给代际老人,尝试着自由爱情与个体化生活的实践。只有在农村性别平等的亚文化场域下、在积极健康的婚育环境氛围中,女性价值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性别角色才能得到积极的发挥,也才能真正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从而再反过来促进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幸福。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背景下亲子冲突语用缓和策略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家庭教育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为此,我国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家庭教育促进法》是我国首部关于家庭教育的专门立法,体现了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在家庭互动语境中,亲子冲突话语无法避免,亲子冲突话语指父母与孩子因意见不合而导致的言语上的冲突。从语用学的视角出发,结合会话分析理论对亲子冲突话语进行言语行为序列分析,通过总结得出其规律与特点,最终提出四种缓和策略,并对其进行语用模式建构,以期促进家庭和谐关系的构建以及孩子良好成长环境的建立。

中国家庭转型的现代化实践及其国家形塑

伴随现代化持续且快速地推进,中国传统家庭主义正在日益消逝,但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对个体福祉与社会秩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动态和建构的视角出发,呈现和分析中国人对家庭生活赋予的实践意义,从而透视中国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形成逻辑。研究发现,国家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和政策松绑,为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私人化实践提供了制度环境。但是,国家在社会福利供给等制度保障层面的支持不足,致使家庭被个体和国家从不同层面进行工具主义利用,形成了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中多元与复杂、传统与现代、风险与自由相互交织的实践形态。这种充满矛盾且灵活多变的家庭转型,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发展实践,并不会因为中国人选择重构家庭而终结风险。因此,要积极构建国家与家庭关系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创建具有中国特点的家庭制度、婚姻文化和社会政策,从而应对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中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家庭负债如何影响青年工作满意度?——基于CSS202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家庭负债对青年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方式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有家庭负债的青年,工作满意度显著低于没有家庭负债的青年;青年的还债压力越大,工作满意度越低。机制分析表明,家庭负债会加大青年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导致工作倦怠;提升青年对工资收入的依赖性,增强青年的失业焦虑;提高青年在工作场景中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削弱青年的工作满意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负债对青年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在男性、本科以下学历和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中更突出。研究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在家庭与性别之间:农村青年女性的“做女儿”实践

韦斯特和齐默尔曼的“做性别”理论强调性别是在特定情境下的互动式达成,拓展了将性别实践仅视为角色或制度结果的传统性别理论。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妻子或母亲的性别实践,忽视了原生家庭中的青年女性。做妻子、母亲的女性通常更主动,处于平等或优势地位,传统文化中女儿在性别和代际两个维度均处于下位且难以退出,这使得“做女儿”的性别实践更能呈现不同性别观念的交互影响与互构。以王芳哥哥出轨事件为例,本文指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青年女性的性别实践在传统与现代力量的交织中呈现出复杂性,教育和经济提升确实能给女性赋权,但并不必然导致女性观念变化和地位的根本改变。基于理性的女儿偏爱观以及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异文化,对于“做女儿”实践可能产生重大冲击。即便如此,在情感压力下采纳家庭主义性别观念维系家庭和谐仍是农村青年女性“做女儿”的首要原则。性别平等价值观的践行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