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下都市单身青年婚恋态度

根据期待婚恋程度以及择偶状态的不同,本文将都市单身青年的婚恋态度分为五种类型。通过对北京市单身青年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当比例的单身青年持有负面婚恋态度,或焦虑,或佛系,或恐惧,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婚恋迷茫中。本文从整合取向社会工作视角出发,以“人在情境中”为分析框架,从个体、社会环境、个体与环境互动三个层面系统性探究了单身都市青年负面婚恋态度的生成规律和机制。为此本文建议采取系统性、整合性的干预之道,从实现青年个体增能、促进青年与环境的良性互动、营造包容支持的社会环境三个层面,解决青年的婚恋问题,促进单身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理性的婚恋态度。

逆社会时钟: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与“自主性”形塑——基于社会时间的视角

引导民众的生活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亲环境方向转变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项重大课题实践。青年作为消费主力,无论是低碳消费“买”的前半程做法,或是“弃”的后半程实践,共同构成了对青年低碳生活方式的完整理解。相较于可见、充满快感的物品消费与服务,“生活垃圾分类”常常因为欠佳的身体体验而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与忽略。文章基于社会时间视角,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对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展开研究,发现情景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和时间结构虽然对青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时间因素最为关键。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动力不仅在于为个体存在赋予满足感和成就感,实现其作为个体精神在物质边界的延伸,更在于用行动建构个体的时间自主性,形成有效的身份区隔。空巢青年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既是对“有闲”的注解与自我呈现,更是通过社会时间形塑了一种对他群体的文化优势。

青年“低欲望”认同的抗逆力调节机制研究

在“躺平“”摆烂“” emo”等词语充斥青年网络生活及其现实世界时,学者们一方面认为青年“低欲望”是挫折后的无奈和缺乏奋斗精神的低迷状态,另一方面指出青年“躺平”“摆烂”只是面对社会竞争压力偶尔休憩,并非真正的欲望降低。那么现状究竟如何?这种“低欲望”的认同状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调节?为此,本文以抗逆力的缓冲与免疫模型为研究框架,对青年“低欲望”认同的调节过程进行探究。结果发现,青年“低欲望”认同的发生率为19.39%,其“低欲望”认同受韧性品质与韧性资源共同调节,韧性资源与性别等人口学指标共同构建了青年的结构性不利,两种路径缓冲机制与免疫机制同时存在,且其间接效应同等重要。这提示人们对青年“低欲望”的教育引导可通过韧性品质培育与韧性资源两种方式来进行。

中国青年研究热点议题与学术启示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作为标志时代最为灵敏的晴雨表,青年群体身上既有社会发展多变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直接投射,也有个体努力寻求自我价值能动性个体性调适性的积极尝试。文章尝试以具有启发意义的热点议题为切入视角,勾勒2023年国内学界关于青年研究的知识版图。通过研读筛选中文主流期刊的研究论文,将当下青年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概括为八个主题:青年就业、青年婚恋与家庭、青年流动与社会融入、青年消费、青年教育、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青年媒介使用、青年工作与政策。文章认为,当下青年研究整体上显示了更精细的颗粒度和更丰富的话语层次,青年研究在延续传统学术关切的基础上对经典范式有所拓展。此外,文章还就青年研究的想象力、青年研究子领域间的理论对话、青年研究的实践性等问题给出思考,以期为学界推动青年研究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伪精致与真躺平:当代部分大学生的双重画像及其矫正

高校是优秀青年的集散地,是做好党的青年战略性工作的前沿阵地。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代部分在校大学生却呈现出伪精致与真躺平的双重画像:线下盲目超前消费,线上万物皆可晒,打造精致人设;学习主业波澜不惊,兴趣副业风生水起,自创躺平混世哲学。社会家庭兜底保障能力增强,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压力传导,消费主义错误思潮裹挟侵袭,部分高校内涵发展较为薄弱等诸多因素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应及时引导与矫正这种畸形现象,防止这个群体内部的相互交叉传染。通过构建有利于青年发展的实践新模式、批判消费主义错误思潮、加强高校内涵式发展、激活家校联动交流机制等多方合力与多措并举,一定会形塑出大学生群体生机勃勃、勤俭奋进的新风尚新图景。

社会文本中的父职建构:基于主流育儿杂志的社会学考察

本文选择主流育儿杂志中的父职文本,运用文本分析法勾勒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文本中的父职建构。结合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庭政策变革的过程,研究发现,主流育儿杂志中的父职建构符合国家强化家庭养育责任的“家庭化”政策倡导。通过“科学化”的建构策略,父职文本不断强化父亲作为育儿“主体”的地位和优势。通过“关系化”的建构策略,父职不仅是亲子关系的实践,也是夫妻关系的调适和整合。虽然因孩子性别的不同,父职文本呈现不同的性别要求和期待,但是,通过“日常化”的建构策略,强调日常照顾和情感融入的“柔性父职”建构逐渐凸显。

我国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的建构:基于“公共/私人”分析框架的思考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地区,公共托育与私人托育供给间有着不同组合,由此形成三种特色鲜明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类型:以保姆和祖辈托育等个体化托育为主导的私人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以托儿所、托婴中心等机构化托育为主导的公共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以公共托育与私人托育混合发展的多元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从供给影响需求的角度看,公共托育与私人托育供给都有自己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从家庭托育、家庭式托育到家庭托育点,不仅意味着托育服务供给形式的变动,也标志着社会政策重心在私人托育和公共托育供给安排上的调整。家庭式托育和家庭托育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共托育与私人托育供给的协同。长远来看,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的建构路径一定不是公共托育与私人托育“二选一”,而是要实现公共托育与私人托育的共同发展。为此,第一,需要重新思考公共托育与私人托育的关系,需要对家庭托育等私人托育在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科学定位;第二,需要对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中私人托育发展进行资源支持和政策扶植;第三,需要辩证地对待公共托育与私人托育各自的特点,反对过分夸大任何一种托育服务供给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基于“成年转变”的理论框架

青少年时期是从儿童到成年的过渡期,正处于“成年转变”阶段。文章基于“成年转变”理论构建了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的分析框架,以“七普”和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聚焦我国10~19岁青少年人口规模和构成的状况和发展趋势,重点分析了青少年的在校状况与不在校青少年的失学模式,在此基础上考察青少年早婚早育状况、流动特征和就业情况。数据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教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不在校青少年高中毕业及以后离开学校的情况增多;青少年早婚早育现象仍然存在且有所回升;青少年空间流动性加强、长距离流动减少、趋于向中西部分散;16~19岁青少年就业更多地集中在低声望、低收入的行业或职业,经济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文章建议应该关注青少年成年转变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巩固教育发展成果,提升流动青少年受教育质量;治理青少年早婚早育问题,保障女性青少年发展权利,促进不在校的流动青少年融入当地社会。

数字智能时代“Z世代”的工作自主性

数字智能技术正在推动人们工作方式的变革,青年群体尤其是作为网络原住民的“Z世代”正身处这场影响颇深的变革之中。随着新产业的兴起与新劳动的产生,青年群体在生产中获得了以创意设计自主性、规划安排自主性、技术运用自主性等为特征的工作自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深受优绩主义影响的“Z世代”青年文化、数字智能技术的广泛掌握与熟练运用、企业劳动管理模式的革新与迭代这三个因素成为青年群体获取工作自主性的重要条件与动力。然而,数字智能时代的工作自主性并不意味着管理的缺失,而意味着管理方式的转变。我们需要为青年劳动群体的自主性成长提供支持,警惕其陷入自主性异化的困境。可以从法律层面入手,本着推动劳动者成长目的来发展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从社会层面入手,着力消除各类显性和隐性的歧视;以及从企业组织层面入手,理顺组织内部的工作协调,减少权力霸凌,打造包容、善意的职场文化。总之,帮助与支持青年群体的自主成长不仅是青年自身的要求,更是全社会共同的目标。

乡愁、私益和公利: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返乡青年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关键因素。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具有情感逻辑、理性逻辑和价值逻辑。其中,“乡愁”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情感逻辑,返乡青年在城市中所经历的情感缺失由“乡愁”所补足并再造;私益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性逻辑,返乡青年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与其他主体的市场合作,获取丰盈的经济资本,实现个人理性目标;公利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返乡青年经历“乡愁”情感的召唤和个人私利的达成两个阶段后,渴望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觉醒服务于公益的心理,并且通过公利活动策划和实践,力争实现更合理的福利供给和利益分配。以上三个逻辑紧密相连,相互贯通,阐明了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动力。在理清三层逻辑的基础上,政府应出台帮扶政策,社会加强心理引导,村社定期召开经验共享联结会,以求最大限度地助推乡村振兴。

青年“断亲”现象的引导策略——基于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的分析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但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出现的“断亲”现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文化”起到了某种消解作用,对青年的健康发展也存有消极意义。因此,在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必须对此现象予以重视与引导。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以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为核心要义,能够为青年廓清亲缘关系的基本认知,指明亲睦和谐的情感方向,树立崇德尚贤的美德意志,提供亲情升温的行为指南。以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精神引领“断亲”青年重归于亲,需要把握好“势”“道”“术”的关系,深刻洞悉青年家庭境遇,精准把握家教引导原则,合理运用家风涵养方法。

算法社会的数字美学与青年的自我抵抗

算法正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思维和行为方式。带有技术逻辑的数字美学在算法的驱动下逐渐形成,并对人们的审美认知进行了新的刻画和意义赋予,而这种数字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审美认知极易引发青年的焦虑感。当青年通过自我抵抗这一柔性策略应对算法带来的压力时,一种不同于数字美学的审美类型涌现,为解构数字美学、缓解容貌焦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为算法社会的青年价值观提供了新的思考。

“摆烂”热词背后青年群体消极社会心态问题研究

“摆烂”一词流行的背后是部分青年群体消极社会心态的表露,其形成原因可归结为社会转型中青年竞争疲倦后习得性无助的加剧,现实困境中青年群体焦虑情绪在网络媒介上的宣泄与传染。“摆烂”一词承载的消极社会心态会消解青年人的奋斗意识和集体意识,影响青年群体参与社会实践的主动性。通过提升青年心理素质、强化主流价值观培育,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建设和治理,关注青年的刚需问题和心理诉求等治理策略,有助于解决我国青年的心态困境,实现消极社会心态的积极转向,对于社会的良性运转有着积极意义。

育龄夫妻三孩生育意愿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福建龙岩的实地调查

为积极落实三孩生育政策,主动适应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转型发展的新要求,调研组基于龙岩市育龄夫妻三孩生育意愿的调查问卷数据及实地调研,得出结论: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经济成本、制度保障和生育观念三个方面。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切实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助力生育友好城市建设,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政策支持,着力提升系统保障功能,多管齐下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营造良好的生育氛围。

技术二重性:数字时代“空巢青年”的情感体验与主体解困

“空巢青年”作为城市化推进中远离父母的特殊群体,一方面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又深受技术消极影响而产生诸多情感问题。在数字时代,“空巢青年”的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在家庭关系、独居日常、职场情感、社会交往等方面均因数字技术助力而获得大量社会支持与情感满足,但在由数字技术所重构的全新世界面前,“空巢青年”更容易陷入某种情感异化状态,在代际互动、技术型亲密关系构建、竞争性数字劳动中产生普遍的情感焦虑与集体困扰。面对“空巢青年”情感所体现的“技术二重性”,需要在国家制度、社会引导、个体发展等方面予以跟进。

自主支持抑或控制限制:数智时代青少年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及其高阶模型的验证

正确监管和引导青少年的电子设备和智能应用的使用关乎他们的健康成长。为探究当代中国父母采取了哪些媒介干预策略来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媒介,研究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自下而上地归纳出监控、主动介入、借助第三方、劝解、惩罚、情感绑架、积极的共用、示范、自主管理和拖延共10种一阶干预策略,并开发了信效度较理想的相应量表;根据父母赋予子女使用媒介的自主程度和支持程度,研究将10种干预策略划分为4种高阶干预策略,即自主-积极、控制-积极、控制-限制以及自主-限制,并用实证数据验证了本高阶模型结构的合理性;通过检验各高阶干预策略的效果,研究发现采用控制-积极策略和自主-积极策略的效果更好,而其他两类策略则好坏参半。

创意劳动与具身实践: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向度

手作体验是当前在青年群体中涌现的一种新消费趋势,该现象的流行反映了青年群体更加注重具身参与、灵活自由、个性创新、社交分享等消费体验。本研究通过对“咕卡”手作群体的结构化访谈,从文化心理学、身体哲学的融合视角揭示了当代青年沉浸手作体验的内在逻辑及其价值。研究认为,以手作体验为代表的创意劳动满足了青年的个性化需求,“以手传心”的实践性参与激活了青年感知力,手作体验的场景互动促进了青年的共同创造和学习。手作劳动可以使青年在焦点实践的心流体验中释放审美想象力,能够真正回归到劳动主体性的价值本体。这启发我们,学校劳动教育要以焦点实践丰富劳动教育方式,提高青年的情绪调节能力,以统合劳动和审美的教育实践释放青年的审美想象力。在多元劳动形态并存的时代,广大青年要以具身实践弘扬劳动精神,通过创造性劳动深刻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保障研究:内容、维度与实现路径

文章围绕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保障,探究未成年人信息权利的内容、维度、制约因素、责任主体及实现路径等问题。基于文献检索及两轮筛选获得211篇中英文文献,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与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被视为整体和细分群体,其信息权利包含信息获取、信息利用、信息安全、信息环境等7项;制约因素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个体生理心理3个方面;保障体系的构建需要政府、公共文化部门、企业、立法司法机关、家庭、学校等多责任主体的参与和协作。

基于价值观的气候传播:中国Z世代价值观念与气候叙事探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中国正式迈入“双碳”时代,Z世代因其特殊的世代坐标,是决定未来“双碳”目标顺利实现与否的关键群体。文章以中国Z世代公众为研究对象,提出以价值观念作为气候传播中叙事设计的主要依据。研究中招募54名中国Z世代志愿者,共计开展12次焦点小组访谈,探讨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气候态度,随后邀请他们进行叙事语料测试,语料的不同段落和表述暗含了对应的价值观念假设。通过对焦点小组和语料测试的质性材料分析,发现Z世代群体普遍体现出自我提升和“躺平”期待的并存、强烈的国族认同感以及平等主义倾向,同时既自我关注又有较低的自我效能感。文章尝试建立起价值取向与气候认知和态度之间的可靠关联,并总结了Z世代价值偏向对气候叙事实践的启示。

从“蹭式消费”热看青年消费新特点

“蹭式消费”与近些年出现的青年消费现象具有同源性,都指向反抗消费陷阱和过度营销,希望重新找回消费者主权。“蹭式消费”并不代表青年放弃了时尚和个性追求,而是青年摆脱消费主义怪圈的努力,另辟蹊径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并且通过场景切换、代际互动更好地满足了青年的情感需求。“蹭式消费”以青年群体的成长以及良好的代际关系作为基础,反映了当代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充分体现了青年消费者的能动性,也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