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实现健康老龄化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需求特点决定了基层医疗服务在促进老年健康中的重要地位。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对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分析评估我国基层医疗服务发展的成就和不足,更好地发挥基层医疗服务在促进健康老龄化和建设健康中国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老年人感知的基层医疗服务可及性、服务可得性和服务适配性三个维度构建反映基层医疗服务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利用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检验和分析我国基层医疗服务发展水平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老年人感知的基层医疗服务发展水平越高,自评健康水平就越高,自评健康改善状况也越好,说明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对老年人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且结论具有稳健性。基层医疗服务发展会改善医疗服务便利性,降低医疗服务费用,促进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降低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未满足的程度;基层医疗服务还担负着向辖区居民开展疾病预防与控制、健康教育、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职责,可以改善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基层医疗服务发展能够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有助于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最大限度消除健康危险因素,从而促进老年人健康。机制检验发现医疗服务需求满足程度、健康管理状况、健康素养与行为在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影响老年人健康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基层医疗服务发展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的老年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老人、中低龄老人、低收入老人和罹患慢性病的老人从基层医疗服务发展中受益更大。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增加服务供给,在提高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满足程度的同时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培养健康行为方式,更好地发挥基层医疗服务促进老年人健康的作用。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及其家庭照料需求预测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老年照料需求快速增加。科学预测不同失能状况老年人口规模及其照料服务需求是推动老年照护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使用Markov模型测算中国分性别、分年龄段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转移矩阵,运用队列要素预测法、多元回归法等预测得到2020—2035年中国不同失能状况老年人口规模及其照料服务人员需求规模、家庭照料经济成本。预测结果显示:中国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呈现增长态势,从2020年的1946万人增至2035年的3424万人,失能老年人口的比例从2020年的7.4%小幅增至2035年的7.9%,且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口增幅更快,2035年时轻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相比2020年增加66%,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相比2020年增加92%。女性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男性,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失能比例增长更快,2035年男性70~79岁、80~89岁、90+岁三个年龄组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2020年的1.53倍、1.92倍、1.94倍;2035年女性三个年龄组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2020年的1.72倍、2.29倍、2.52倍。老年家庭照料需求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家庭照料服务人员需求量从2020年的2795万人增至2035年的4863万人,增长74%。2020—2035年健康老年人口的照料服务人员需求量占总需求量的比例在57%左右,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口需求量占比在24%左右,轻度失能老年人口需求量占比在19%左右。60~69岁老年人口所需的照料服务人员占比最高,90岁及以上年龄组对照料服务人员的需求量增长更快。老年人口家庭照料经济成本从2020年的3027亿元增至2035年的11676亿元,将增长近3倍。中重度失能老年人口所需的家庭照料现金成本相比2020年增长3.1倍,轻度失能老年人口所需的家庭照料现金成本相比2020年增长2.6倍。男性老年人口所需家庭照料现金成本低于女性老年人口,且增速也低于女性老年人口。本研究基于定量预测结果提出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加大促进生育的政策支持力度,尽快推广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以赋能家庭为着力点加强失能老年人口的支持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老年护理服务业,大力发展养老护理职业教育等政策建议。

农村居家养老的需求、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市生态涵养区调研

在我国农村严重老龄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养老必须开创一个既能不离乡土、不离乡情,又能享受专业化、人性化供养服务的中国特色居家养老新模式。生态涵养区财政收入低、老龄化程度深、养老服务成本高,是北京农村居家养老应重点关注的区域。基于调研数据,分析北京生态涵养区农村老龄化现状和居家养老的现实需求,指出其在政策机制、财政投入、协同联动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强化顶层设计,不断优化完善农村居家养老政策机制;加大政策补贴力度,合理制定补贴内容和补贴方式;促进多部门、多主体、多措施联动,统筹谋划农村居家养老。

老龄化视域下西北农村互助养老需求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目的:了解西北农村地区老年人互助养老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为农村互助养老长效发展提供策略和方案。方法:采用自制问卷对西北五省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8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54份,有效回收率87.6%。提出研究假设,建立模型,采用分步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结果:年龄、身体机能、婚姻状况、居住方式、收入、社会网络关系、互助设施适老程度均对老年人互助养老产生显著影响。结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且多样化、个性化、复杂化。由此建议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应精准、动态评估老人内生需求,建立需求评估机制;以村庄为本位,补齐农村养老短板,建立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农村互助养老网络,完善农村互助养体系,提倡一村一策略,一人一方案养老模式,为西北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差异和代际支持的视角

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老龄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迈入高速发展时期,新的互联网应用技术不断创新和普及,深刻地影响着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老年人作为数字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也愈发受到影响和关注,数字化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作用,发挥互联网使用对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的积极影响是应对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关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同时重点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性别老年人健康的差异化影响,探究代际支持能否促进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在控制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等变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是否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使用频率、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代际支持如何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正向促进了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互联网使用频率放大了这一促进效应。互联网使用内容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社交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购物功能对女性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均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视频功能对男性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可能带来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代际支持有助于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的互联网接入,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技能。代际联系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自理能力,代际见面支持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心理健康。对此本文建议政府在政策制定与实施层面要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互联网参与状况,消除老年人互联网接入障碍;互联网企业层面要精准把握不同性别老年人的差异化使用需求,有针对性地打造适老化应用产品;同时,充分发挥亲子间沟通的数字反哺效应,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和水平,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中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基于我国现行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和实践,梳理总结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阶段的基本情况、主要经验与基本制度框架;结合实地调研资料,分析试点过程中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结果显示,筹资机制的多元性不强,参保范围与保障对象的城乡覆盖、失能失智覆盖不足,服务需求评估的精准度还有待提高,服务过程中老年人合法权益易受损害且申诉难度较高。结合国内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公平性等视角出发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拓宽筹资渠道;逐步扩大制度覆盖面;加大对农村及特殊困难群体的资源倾斜力度;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加强服务标准监管与人才队伍建设;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的法律规制与投诉机制。

中国城镇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及养老服务需求预测

以全国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数据,结合CLHLS微观数据库,对2050年以前城镇失能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中国城镇老年人的失能率不断提高,其中在65岁以上、80岁以上及10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其平均失能率分别为28.98%、42.12%和76.04%;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50年以前其所占比例会超过城镇总失能老年人口的25%,而且男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始终低于女性重度失能人口规模;未来城镇重度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人员需求数量处于上升状态,预计2050年以前其每年需求的平均规模会超过500万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未来城镇失能人口将高于农村失能人口。因此,应尽快建立覆盖城镇居民的长期照护机制;针对不同的城镇失能人群构建差异化的长期护理模式;加快建设针对城镇失能老年人的专业照护人员队伍;完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规制。

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罗村为例

外生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地方实践中面临可持续发展困境,因此,如何激活村庄互助养老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浙江省中部罗村的田野调查,分析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构建路径,阐明引导和约束运行机制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新乡贤、村集体及(新)村民等多元主体构建起组织建设、资金筹措、文化浸润以及行为激励四重运行机制。依托乡村精英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熟人社会的相互信任与面子竞争、地方知识的关联建构与拓展应用等乡村社会基础促进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生成,以软性约束方式保障实践长效运行。基于此,加强乡村社会建设、通过农民自组织互助养老应是建设内生型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要义。

以银发经济推进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政策支持研究——以J省X市颐养之家为例

我国首部“银发经济”政策文件出台,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提供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实践场域。通过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J省X市颐养之家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当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为有需要的农村留守、独居及困难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兜底型养老。在银发经济“产品化-商品化-产业化”阶段性发展的大趋势下,农村互助养老还可以是普惠式养老,更应该是高质量的积极养老。针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政策执行中分配基础、分配内容、输送策略、筹资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建议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与有为政府作用更好结合,进一步完善优化政策支持,纳入“一老一小”,扩展受益对象;引进商品化竞争机制,丰富服务供给;推动多主体跨部门合作,形成网状输送;划定红线并链接资源,发展团结经济,着力推动农村互助养老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区嵌入式养老:现状与问题浅析

为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目标,社区嵌入式是未来中国养老服务发展的重点方向。社区嵌入式养老是指通过下沉与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在社区内打造集居家、社区、机构服务为一体的养老综合体,以实现在家中或家门口就近就便享受优质养老服务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基于嵌入性的理论视角,研究从需求嵌入、资源嵌入、主体嵌入与理念嵌入四个维度构建了中国社区嵌入式养老的制度框架,并对当前社区嵌入式养老的服务项目、服务设施及运营模式进行了系统归纳。研究发现中国社区嵌入式养老发展面临着多维度的嵌入问题,这集中表现为:供需关系存在错位,缺乏有效链接机制;专业服务人才有限,服务品质良莠不齐;权责利益交织纵横,多方主体协同困难;地区基础存在差异,经验范式推广受阻等。基于此,建议政府、社区、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应进一步明晰主体职责定位,结合地区特点,依托有利资源,合力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实现高质量发展。

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抑郁的中介作用及年龄组差异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逐步回归法和系数乘积法分析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和抑郁的中介作用,同时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的年龄组差异。研究发现,志愿活动参与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41,P<0.05),抑郁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75%,且志愿活动参与对不同年龄组的影响系数及作用机制明显不同。研究结果对于预防和干预中老年抑郁,提高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构建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体系:内涵、原则及路径

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转型风险,需要建立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体系。然而,学界对老龄社会支持体系及其构建思路还缺乏共识,导致这一概念常常被含混使用,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老龄社会支持体系是指为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各年龄段人群提供社会支持的一套制度政策体系,强调在社会系统中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共济实现社会总体对于群体的支持。厘清这一概念,不仅为重构涉老制度与政策提供重要的中观视角,而且使宏观维度的治理选择和微观层次的政策安排得以有效衔接。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的关键是改变“以老年人为中心”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思维,在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同时,还要关注中青年和儿童等各年龄段人群的需要。为此,构建老龄社会的社会支持体系应当兼顾发展与共享,注重代际公平和代际均衡,实现老龄社会的安全、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体路径为逐步完善制度政策体系、增强家庭政策安排、建立多元共治机制。

个人养老金:政策认知与居民参与行为

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我国已试点实施一年,研究居民的参与行为有助于推动该制度的全面实施。本文基于对西安市1475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政策认知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认知对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越了解,越可能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的了解更能促使女性、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做出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行为决策。机制分析表明,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规定越了解,其对个人养老金的福利效应就越认可,对这一制度也越信任,从而越可能参与个人养老金。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医养结合嵌入式”养老服务的质量评价研究

健康老龄化视角下的嵌入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是未来老年人养老质量的保障,也体现了老年人对未来老年幸福美好生活的需求。但对该模式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研究层面,对实证的研究较为缺乏。本研究基于医养结合的嵌入式养老服务的评价方法和评价原则,对构建嵌入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发现目前嵌入式养老机构重在养老轻在医疗,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存在着衔接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医护人员的服务主体不够专业、服务项目不够落实、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资源整合碎片化以及机构管理的多头监管等问题。研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对我国医养结合的嵌入式养老模式的进一步实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我国养老机构精神赡养的困境及其优解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关注精神富裕,重视精神赡养是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系统分析养老机构精神赡养面临的困境可知,其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精神自养能力薄弱、家庭成员支持弱化、养老机构功能发挥不力、社会组织缺乏协同性及政府保障力度不足等。为此,需要老年人自我增能、家庭成员强化支持、养老机构服务提质、社会组织系统集成和政府引导赋权,多方主体协同聚力,共同提高养老机构精神赡养水平。

数字经济赋能养老产业的增长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养老产业增长注入新动能,智慧养老成为一种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数字化治理模式,推动养老产业增长。基于组态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养老产业增长为结果变量,以中国内地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为案例,从数字经济的基础、发展及规模三个维度,探寻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养老产业增长的组态路径,为养老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单一要素并不构成养老产业高增长水平的必要条件,养老产业高增长水平是数字经济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人才”是各地发展养老产业的核心要素,“数字应用”、“数字交易”及“数字金融”等要素更多情况下作为辅助条件发挥作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奠基型、“数字人才+数字应用”推动型、“数字化基础+规模”驱动型、“数字化基础+发展+规模”引领型是四条有效增长养老产业的路径。基于此,提出发挥要素协同作用、强化数字化基础建设及打造数字化养老平台等对策建议,从而实现养老产业的高质量增长。

从“碎片”到“整体”:老年健康治理的逻辑与实践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剧。我国“健康老龄化”实践表明,“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在推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一理想图景的过程中,老年健康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时下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老年健康治理的主体碎片化、内容碎片化和过程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思想对解决我国老年健康治理碎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信息技术赋能的老年健康治理的优化应从如下三个方向展开:第一,深化合作,理顺老年健康治理的组织协调机制;第二,统一标准,完善老年健康治理的整合机制;第三,搭建沟通平台,重塑老年健康治理的信任机制。

双重“去政治化”:农村养老服务过密化及其解释

强化农村养老服务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当前,农村养老服务呈现出内容、规则和方式等多维度的过密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过密化陷阱。过密化产生于行政系统和自治系统的双重“去政治化”。打破过密化陷阱的关键在于强化基层组织体系自主性,通过保障其接点位置,实现养老服务国家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

回归日常:论“生活型养老”的政策维度与建构合力

建立和完善城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养老生活的品质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新趋势。在中国人“好好过日子”的文化语境下,现有“生存型”养老政策需要回归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逐步升级为“生活型养老”。“生活型养老”立基于彰显福利普惠性、时空整体性、发展性的“生活福利”,将老年人视为与家庭、社会进行互动的“关系体”,通过提供关注老年人主体行动、生活过程、家庭抗逆力、代际交流的福利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其政策维度应包括个体层面的生命周期阶段性养老政策、家庭层面的幸福家庭共建性养老政策和代际层面的代际融合性养老政策。“生活型养老”政策的实践保障机制在于养老主体的联合发力,构建不同层次的政策网络,形成链接政府、老年人家庭、同辈群体、社区、养老机构等主体的生活福利网络,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社会支持视角下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老龄化“城乡倒置”、养老资源“分布倒挂”现象加剧,互助养老成为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新途径。基于社会支持理论,运用CHARLS2018年数据,考察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互助养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社会支持中助推型公共政策能通过“减少策略”和重构互助环境显著发挥促进作用;非正式社会支持中隔代照料正向作用显著;与农村老年人经济条件相关的变量均起到负向作用,互助养老行为的根本驱动与经济困境有关;非正式社会支持与正式社会支持存在交互效应,助推政策与照料孙子女具有互补性;低龄、无配偶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老年女性互助养老行为更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互助养老行为影响因素以及柔性助推在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