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产假对流动女性“生育—失业”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本研究提出延长产假的“社会分化效应假说”,来重新解释因为延长产假而在流动女性群体中出现的“生育—失业悖论”,并利用2016年中国各省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这一外生事件和2016年、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该理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延长产假能够有效提升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同时也会显著增加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产假每延长1个月,流动女性失业的概率就会增加11.76%。但是,产假延长只提升了高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却使得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升高。作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家庭政策,产假延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不平等,使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低生育问题研究视域,也为完善公共政策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

本研究结合隐形劳动、技术女性主义理论资源,探讨数字化家务为何被塑造成女性的任务。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让家务劳动摆脱了空间的束缚,呈现出线上化、灵活化、去身体化的新特征,但技术的中介性与劳动的离身性也将家务转化为一种隐形劳动。以手机为对象的手指操作与界面劳动隐匿了劳动过程,以微信群为中介的沟通任务因文字化、私人化而导致情感劳动“不可见”。数字化家务增加了女性家务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复杂程度,塑造了一种随时在线的劳动状态。技术与平台的宣传共谋、家庭成员/两性之间的协商互动构建了数字家务以女性为主导的氛围。人工智能技术并非仙女棒,而是与看不见的家务合谋共同塑造出了数字时代的新“田螺姑娘”。

创业的性别差异研究——同群效应的视角

优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0年CFPS六期的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创业的性别差异问题,结果显示,中国男性创业比例持续高于女性,但这一差异逐期收敛。应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GPSM)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同群效应的“反射”问题。分析认为,同群效应不仅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从不同世代的角度来看,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行为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和性别趋同性,女性创业受到母亲行为的影响更大,男性创业受到父亲行为的影响更大;从同世代的角度来看,女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女性创业行为的影响,男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男性创业行为的影响,且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性;同群效应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因此,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的正向作用是短期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生存型创业中,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在机会型创业中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主导型行业中,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而女性主导型行业中,创业的同群效应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导致的自选择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政府应重视创新创业,推进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性,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激励机制设计应着眼于从结构上提高人力资本和行业的匹配度,实现创业性别结构的平衡。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长期护理保险的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效应——基于女性劳动参与行为的分析

以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CHARLS2011—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实施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显著提高了子代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且主要通过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增加正式照护行为两条路径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多主体筹资、比例给付和服务给付的政策细则对子代女性劳动参与产生了更好的促进效果,这一促进效果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因此,需要从认可家庭照护劳动价值、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面和提高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水平等方面做出努力,以支持女性根据个人比较优势在家庭—市场场域进行有序流动,改进女性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女性董事参与度与年报语调

文章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年报文本语调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薪酬差距越大,年报语调乐观程度越高,但二者关系在女性董事参与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中无显著相关性。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团队薪酬差距通过公司业绩作用于年报文本语调。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是年报异常积极语调重要影响因素。此外,股权激励及分析师关注能够约束高管团队实施语调管理。

乡村振兴视域下青海农牧区留守妇女教育发展支持的成效与经验——兼论留守妇女发展支持助力乡村振兴的策略

青海农牧区留守妇女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青海省各级政府制定出台多项促进农牧区留守妇女教育发展支持的相关政策文件,指导农牧区留守妇女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取得了切实有效的成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通过教育发展支持的形式使农牧区留守妇女实现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源泉,更是深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基本路径与策略。

“管理你的情感!”——劳伦·伯兰特的公共情感研究

美国“情感研究”的领军人物,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在女性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私人化的情感理论推向了公共领域,并运用它来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传达、公共情感、流行文化中的亲密性等。她深刻地剖析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下“美国梦”是如何推销一套经营美好生活的法则来规训公共情感的,从而开创了别具一格的公共情感研究范式。伯兰特的公共情感理论为我们思考个体如何克服焦虑、管理情感提供了理论空间。

自媒体时代性别话语的传播与再造

自媒体为个体发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渠道,使得性别议题这一私领域问题走向公共话语空间,为推动两性平等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同时,在更为自由、个性的自媒体环境中,网络性别言说的碰撞更为激烈,甚至出现意见分化与割裂,而且在“流量为王”的商业利益裹挟下出现娱乐化和低俗化的情形。这些言说和碰撞背后既反映了大众的性别观念,也反映出社会主流性别文化、女性主义思潮在消除隔阂、增进和谐、推动两性平等方面的引导与努力,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引导先进性别文化传播,以主流权威引导和整合网络分歧,在线上线下的互动中塑造两性平等和谐的先进性别文化。

魏征的情感思想:《隋书》对独孤皇后以情误国的书写

《隋书》是唐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它集修史、取鉴、资治于一体。唐初统治者认为,文帝的废长立幼是隋朝败亡的缘由,在魏征笔下,高颎的废黜、太子勇与晋王广的废立皆因情起,而这些情事的本源,则在独孤后的“誓无异生之子”与“性忌妾媵”,情在逻辑上成为隋亡祸本。《隋书》情为祸本思想受太宗一朝政治影响,更是魏征探索情感哲学的努力。宋明理学前,儒家情感思想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对现实的指导更差强人意,士人纷纷从各自领域对情展开理论探索,魏征的情感认识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代之前的情感史建立在文史哲、政治、现实交织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的情感也走过了从中心到受摒、再到重新被认识的过程。赋正史以情感议题,《隋书》的政治史面貌或可得到改观。

主导型共治:妇联组织带动下的女干部治村路径

妇联组织在女干部的培育和成长中处于重要地位,但其带动下的女干部治村的具体路径以及其他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有待深入分析。因此,在案例研究的总体研究范式和“女性代表性理论”的具体指导下,新的典型案例更详尽地呈现了妇联带动下的女干部治村路径:女干部由基层妇联组织的“专项代理人”成长为基层党委政府的“综合型代理人”之后,发挥两种身份的特质,将群众生活需要同上级发展目标融合,争取党委政府的项目支持;从日常生活展开治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村民构建价值观一致的精神共同体,以此作为获得党委政府重点关注的资本;合理运用人情和感情,通过情感协调引入外部资源,最终形成党委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治的“主导型共治”模式。这一模式可为基层治理实践提供更完善、更可复制推广的治理经验。

爱情、劳动与文质之辩:社会主义爱情与政治关系再探

学术界流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爱情的叙述有两种观点:一是爱情压倒政治,一是政治压倒爱情。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也有着共同点:它们都是从男女权利平等原则出发展开的讨论,而忽略了劳动生产话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爱情建设中的作用。从劳动生产话语出发,会发现其不仅为自由爱情的出现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爱情中的爱欲表达造成了限制。这一打开和限制与新中国建设带来的生活方式由文趋质的变化有关。因此,劳动对爱情表达的限制不能简单地视为政治压抑爱情的表现,毋宁看作是生活方式由文趋质的表征。

主流媒体女性典型报道的现状、困境与出路--基于《人民日报》“三八红旗手”报道的内容分析(2013—2023)

“三八红旗手”是全国专项表彰妇女先进人物的最高荣誉,相关报道对女性典型人物的再现和评价,体现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对女性核心品质的期望。以《人民日报》“三八红旗手”的报道为研究对象,讨论女性典型报道的叙事策略。研究发现,《人民日报》将生活伦理事件和性别因素作为人物道德成长轨迹的辅助性叙事要素,丰富了人物的面向,报道得以脱离泛道德化的窠臼。另一方面,性别议题结构仍显表层化,尚未充分阐释人物基于性别的个体经验,难以呈现出与男性典型的差别;静态的叙事视角弱化了人物成长的动态性和历史性。培养问题意识,重新建构道德、生活与性别话语的逻辑关系,将人物经验置于国—家—人的关系网络,寻找时代的精神诉求与人物道德世界的契合点;从个人生活事件中发现人物道德成长的动因,呈现人物在这一过程中的性别体认,是改进女性典型报道的有效逻辑。

失独家庭养老服务困境及应对策略--基于社会性别视角

社会对失独家庭的关注越来越多,失独群体的养老保障和服务问题也越来越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独生子女去世后,对父母亲心灵和精神产生严重创伤,对其养老生活也会产生较大影响。研究失独家庭的养老服务问题,探索失独家庭养老服务的“急难愁盼”需求,对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失独家庭面临的养老服务困境为调查内容,探析失独家庭面临的生活照顾、精神孤寂、失能护理等诸多困境,通过失独家庭养老服务需求现状分析,从政府责任、社会救助制度、心理精神关爱服务、养老服务保障四个维度提出应对策略。

“双碳”目标下家庭绿色消费信贷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

“双碳”目标引领下,低碳成为绿色金融发展的重心,而家庭消费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发展家庭绿色消费信贷,在“消费需求端”运用金融手段,将信贷资金投向居民家庭绿色消费行为,在鼓励家庭绿色消费、促进碳减排的同时,倒逼和引领“生产供给端”绿色转型,进而推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目前,我国家庭绿色消费信贷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市场稳步发展、业务实践持续创新,但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认知践行、标准评价、碳核算、信息披露和金融科技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现实障碍,需要从政府、市场、社会和家庭层面加快构建长效机制,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机制:家庭婚恋叙事中的意义生成与亲子协商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婚恋观念呈现复杂的世代变迁逻辑,家庭作为婚恋观变迁的微观场域如何发挥作用,亟待考察。本文将家庭婚恋叙事作为观察两代人婚恋观念的透镜,基于57位大学生对父母婚恋经历的深度访谈,勾画父母对婚姻生活的反思与感悟,对子女成家的期待与教导,以及子女就父辈经验进行的共情与协商。本文指出,父母运用“世代延续”“世代断裂”与“人生进程”三个叙事框架来阐述自己的婚姻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婚恋一体”的传统理念。子女在叙事过程产生的“情感共鸣”是他们理解父母婚恋观念的重要媒介。两代人对婚姻的理性操作与现实功能具有共识,但子代对亲子共生模式下的婚育规范难以接受。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呈现为两代人对代际契约的协商。

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何以有效——基于法国和日本经验的研究

法国和日本都实施了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分配大量资源旨在提升生育率,但政策效果截然不同:法国生育率在西方国家首屈一指,而且保持了长期稳定;日本生育率则持续低迷,一直没有起色。从去商品化的现金给付、提升工作家庭平衡和推动性别平等三个视角,可系统对比法国和日本家庭政策的流变历程、投入结构和力度差异,分析生育支持导向的家庭政策在法国和日本发挥作用迥异的原因所在。我国可以此为鉴,多措并举,为家庭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机制,让整个社会分担家庭生、育、养成本,推进工作家庭平衡和性别平等,让男女分担生育养育的劳务,所有单位分担由生育职工所在单位承担的生育成本。

性别视角下的人口与发展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强调生殖健康及权利、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是人口与发展的基础,推动性别平等成为人口与发展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国人口研究领域的女性/性别与发展研究,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问题和局限。30年来全球人口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在21世纪面临新的挑战。推动人口与发展议题中的性别主流化,尤其注重家庭和生育、生殖健康、城镇化与人口流动方面具有性别视角的研究,将有助于在应对新挑战的同时,促进性别平等和发展。

集体成员资格确认需要纳入法治轨道——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思考与建议

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将群众认定集体成员资格改为依法认定,提出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的三个步骤。2024年4月提交全国人大立法机构。同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6月28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删除群众认定成员资格的表述,在成员资格的认定中明确规定依法认定。本刊全文发表供学界参考。

从男孩偏好到多元偏好的转变及影响因素--基于潮汕地区的扎根理论研究

通过对潮汕地区的实证研究发现,潮汕地区生育偏好呈现出从单一的男孩偏好向多元化生育性别偏好变化的趋势,这种转变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需求、文化需求、家庭需求和情感需求。这四种需求互相交织和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自呈现出转化、淡化和延续的趋势,推动生育性别偏好的多元变迁。潮汕地区的生育性别偏好变化具有地域特殊性,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这表明性别平等的实现仍然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需要借助强大的外力推动性别观念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