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家庭养老能力事关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与发展,亟需构建科学有效的家庭养老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文章利用CHARLS2018年调查数据,构建出由自我养老能力、配偶养老能力和子女养老能力组成的3个准则指标,共有9个子准则指标和17个观测指标构成的家庭养老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复相关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并运用U检验、H检验和空间相关性分析家庭养老能力及其分维度的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子女养老能力、自我养老能力和配偶养老能力权重系数分别为0.555、0.288和0.157。家庭养老能力的得分为0.433±0.091,子女养老能力、自我养老能力和配偶养老能力分维度得分分别为0.121±0.056、0.066±0.019和0.245±0.069,均呈现右偏分布,子女养老能力维度失分最多,自我养老能力维度差异性最大。女性、农村和西部地区老人的家庭养老能力显著弱于男性、城市和东部地区老人。低龄老人自我养老能力和配偶养老能力显著较高,但子女养老能力也显著低于高龄老人。中国家庭养老能力居前三位的是上海市、北京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甘肃省和安徽省居后三位。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养老能力总体得分不高,自我养老能力与子女养老能力之间呈现“互补”态势。家庭养老能力分布呈现性别、城乡和区域差异性。养老服务体系需基于当前家庭养老能力及其分维度的地区差异性,因地制宜发展。

互联网使用、环境治理效能感与农民参与意愿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等模型,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信息获取型和学习发展型正向显著影响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愿,而社交娱乐型则呈现负向显著影响;环境治理自我责任感和自我能力感在信息获取型、学习发展型对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中产生部分中介作用;在持环境乐观主义的农民群体中,互联网使用对其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更明显。对此,应加强使用互联网教育与环保宣传,不断提升农民的网络应用水平和环境治理自我效能感,不断改善农民的环保治理认同感,以此有效发挥互联网使用对积极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转化作用。

社会保障参与有助于农村土地流转吗?——基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

随着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得到缓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提高,农村土地流转供给不断增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18年数据,构建了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旨在考察社会保障参与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土地转出具有显著影响;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于农村土地转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显著抑制农村土地转入;劳动力转移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农村土地转出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不明显。

“快速社会化”: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趋向、困境与纾解

数字与信息技术重塑了青少年的知识空间、生活方式与成长空间,数字社会中的“缺场”交往扩大了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范围,超时空经验提升了青少年的学习能力,网络集群促进了青少年的角色认同。青少年由此具备了主动快速筛选与汇通信息的能力,同时对数字知识与现实经验的双重把控与“反向社会化”的趋势也成为青少年成长的显著特征,青少年成长形成“快速社会化”的趋向。青少年的加速成长促使青少年提前掌握信息控制权、过早接触“成人的秘密”以及更快形成理性的思维方式,由此带来了教化权力转变、两性关系早熟、个性化强调等非预期后果。在此基础上,青少年的成长易陷入数字代沟、不良信息危害和孤独心境影响等现实困境,甚至催生出代际冲突、未成年人犯罪等社会问题。故而实现青少年社会化的全面健康发展,需要青少年自身、家庭、学校乃至全体社会在理解并配合“快速社会化”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青少年主动加强现实实践能力,家长主动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学校乃至社会积极营造健康的数字社会环境,激发“快速社会化”内蕴的积极价值。

三峡库区乡村发展主体获得感现状及提升路径——基于重庆巫溪长红村的个案

让人民有较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党和国家新时期治国理政的伟大方略。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取得较快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获得感如何?文章选取库区的重庆巫溪县长红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获得感问卷调查和会见座谈形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分析该村三类主体获得感的差异性,探寻导致这种差异的内外因素,并提出提升不同主体获得感的实施路径:增强个体发展能力,激发获得感提升的内生动能;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夯实获得感提升的经济基础;优化乡村治理模式,确立获得感提升的组织体制机制;持续推进落实乡村振兴各项政策,营造获得感提升的宽松环境。

国家建构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塑机制--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实证探索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塑,既与宏观层面国家建构中的国家—社会和中央—地方双结构休戚相关,又受微观层面地方认同、政府信任和宣传动员等要素的影响。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最新数据的分析,实证探索地方认同、政府信任、新闻媒介信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塑机制,研究发现:一是地方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呈正向显著关系;二是政府信任在地方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作用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机制;三是新闻媒介信任不仅能够调节地方认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调节着政府信任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作用机制。在国家建构视域下,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应注重“第二个结合”增强地方认同、以党建引领提升政府信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机制赋能新闻媒介信任提升的“有形、有感、有效”的中国式路径。

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农村女性参与村级治理实践研究

农村女性公共参与是妇女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基层治理转型,农村女性不但在村干部职数中占比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女性占据权力结构核心地位,村庄层面“妇女当家”现象明显。与男性村干部相比,女性村干部注重服务意识、以心换心,能够守规矩有底线,女性参与村级治理具有柔性治理、情感治理和规范治理特征。基层治理转型下村级行政化和村干部职业化,村庄内部事务由利益纠纷型转向社会动员型,女性为谋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发展策略,主动参与到村级治理中,满足其经济、抚育和赡养等多重复合性目标。从影响来看,农村女性参与村级治理有助于构建回应型基层政府和平权型村级权力结构,促进多元共治格局,提升女性村庄话语权。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女性成为村干部,政府应该加强乡村治理中的女性领导力,为女性村干部提供有利的外部支持系统。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社会支持对学业情绪的影响: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

为了解自我概念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业情绪的影响,并探讨社会支持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以及学业情绪评定量表,在河南省鹤壁、新郑、新乡等地对385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行调查。在问卷处理时,删除废卷25份,最终有效问卷360份。研究结果显示:(1)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业情绪的积极低唤醒和消极高唤醒维度在不同性别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t=3.026,P<0.05;t=1.974,P<0.05),不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客观社会支持维度在不同年级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F=8.096,P<0.01);(2)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概念(r=0.655,P<0.01)及学业情绪(r=0.165,P<0.01)间呈现正相关,自我概念与学业情绪之间呈现正相关(r=0.257,P<0.01);(3)自我概念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和学业情绪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直接效应为-0.278,95%的可置信区间为(0.919,-0.567)。结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社会支持对其学业情绪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且全部影响可能是通过其自我概念来实现的。

“堵”还是“促”:无人驾驶的社会诉求与政策因应——以武汉“萝卜快跑”为例

基于对2531位武汉市民的问卷调研及百余名相关者的深度访谈,本文以“萝卜快跑”为例,深入剖析无人驾驶技术从构想走向现实的路径与策略。研究发现,无人驾驶技术的推广不仅具备社会广泛接纳的可行性,更是在多方博弈中展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公众关注的焦点,精准地指向了推进城市规划的适配、就业转型的挑战、安全保障的需求以及利益格局的重塑等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优化时序管理、把控无人驾驶推行节奏,托底百姓生计、强化失业人员转型保障,守护公众安全、提升交警协同治理效能,布局共赢格局、构建利益均衡生态体系等针对性政策回应。以期为无人驾驶技术的全面落地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指引与实践参考。

塑造绿色新常态:社会实践论视角下的农业绿色转型

农业绿色转型及其常态化运行是社会学的重点研究对象。系统论、个体论和多层次论对农业绿色转型的机理阐释都有一定局限,社会实践论具有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宏观与微观,揭示农业绿色实践的动态性、关系性、过程性等优势,成为农业绿色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文章以芒田村生态茶的成功推广为案例,阐述农业绿色实践新常态塑造的内在机理。实践元素链接、实践规范塑造和实践复合体构建是塑造农业绿色新常态的动力机制,以乡村能人、地方知识、社会资本、地域文化等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基础是农业绿色新常态塑造的关键因素。社会实践论视角下的农业绿色新常态塑造需要探索绿色农业实践的意义赋能、优化农业绿色实践的物质供给、推进绿色农业实践的技能培育、塑造绿色农业的实践规范、打造绿色农业的实践复合体。

“钟摆逻辑”:有限结构化的村务工作模式——基于湖北S村的经验研究

我国村级组织具有复杂性,在村务工作的组织模式、规范要求和具体内容等层面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发现,基层的村务工作呈现出明显的“钟摆逻辑”,即面对常规任务和特殊任务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处理常规任务时,运用分工合作的模式,将任务进行条线分割,主要采用坐班制、固定工作场所及规则治理等手段;而面对特殊任务时,则结成“行动班子”,以团结合作、工作动员等方式来应对。这种在常态模式与动员模式之间的切换使得村务工作处于有限结构化的状态,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共同富裕目标下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路径-目标”理论的分析框架

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但其逻辑机理、发展困境和优化路径并未得到充分揭示。基于路径-目标理论,将共同富裕和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目标相结合,从“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分析长期护理保险发展面临如下困境:部分群体未纳入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范围,对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不足,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尚不统一,监督和监管机制还不完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不健全,护理费用报销差异大,筹资渠道单一,基金规模整体不大,护理服务人数较少且服务设计缺乏人文关怀,慈善事业和社会互助参与力度不足。鉴于此,应从“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期护理保险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国家力量的双重进入与村规民约的重塑——基于215份优秀村规民约的文本分析

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国家的“村规民约化”和村规民约的“国家化”两种方式进入到乡土社会中。国家力量与地方非正式规范的遭遇中,嵌入地方知识的同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规则体系之下规范化地运行。当代村规民约在承担更多的国家政策的转译与国家规范化要求的同时也面临着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因此当代村规民约需要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引入多元复合的治理手段,以交错配置的方式来完成其治理内容。村规民约的性质也从传统时期的非正式制度转向“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制度载体。

高学历者的社会网络和职位获得:创造优势还是替代选择?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高学历者将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以往基于全体劳动者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的求职过程、收入水平提升和地位获得,但对高学历者而言,这一结论是否仍然成立?文章通过分析“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获得如下发现。第一,社会网络的确是高学历者的重要求职途径,24%的毕业生主要通过社会网络获得初职岗位。第二,在社会网络使用倾向方面,以学校层次、专业类型和学业成就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越强,毕业生越不需要动员社会网络找工作。第三,在社会网络收入效应方面,相比于正式求职渠道,通过找关系获得工作机会的毕业生的初职收入水平显著更低。本文结合深度访谈资料对以上发现进行了阐释,进一步揭示,社会网络并不会给高学历者创造收入优势,而是人力资本较弱的毕业生弥补自身劣势的重要途径,因此社会网络只是高学历者众多求职渠道中的一种替代选择。

20年来“新的社会阶层”研究回顾与展望

自党中央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后,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基于CNKI(2000—2022年)的文献数据,对20年来新的社会阶层研究进行回顾发现:在基本概况上,该研究领域经历了探索、爆发、回落、上升企稳四个时期,统战部门期刊、人员、网络占据主导地位;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进行溯源与群体确认,了解此群体的政治态度以及对他们的政治引导和组织;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从参政议政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的组织动员全过程。展望未来,需要在加强统战研究、丰富群体研究、深化理论研究等重点方向上着力。

共同体精神生成路径及机制——基于湖北省鄂州市三个社区的调查分析

共同体精神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要件。当前在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过程中,社区异质性与党组织引领力成为影响共同体精神生成的关键变量。基于“社区异质性—党组织引领力”维度,构建出“类型—主体—过程”的分析框架,将情境与主体互塑形成的共同体精神生成路径划分为联动共治式、党建引领式、居民自主式以及失序动员式等四种类型。在此框架下,通过对三个社区实践案例的比较分析认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中需要通过建立主体联动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情感联结机制才能塑造出治理主体凝聚、公共利益联结、居民场域对话、社区集体认同的空间环境,进而助推共同体精神生成。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公务员执行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处于封关运作的关键阶段,海南公务员的执行力水平很大程度决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效。从公务员个人视角出发,依托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不同职级、工龄的海南公务员在执行力上差异显著,政策目标设定水平、个人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程度和组织公正感与公务员执行力显著相关,目标设定的明确性维度、基本心理需求的胜任需求和关系需求维度、组织公正的领导公正维度对公务员执行力具有显著的预测力。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海南公务员执行力的对策。

1950年以来海南侨汇问题述论

侨汇是华侨华人汇给中国国内的亲属的款项,是广大侨眷的合法收入和生活来源。我国著名侨乡海南,规模性接纳侨汇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950年海南解放后,这一联系方式逐步强化。改革开放以来,侨汇用途、数量亦发生变化:前者表现为消费性侨汇转向生产性投资,从而带动了农村集镇的建设;后者则是侨汇数量明显减少,至21世纪后已不见于官方记录。基于此,文章重点探讨侨汇在海南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用途、及其功能变化。

“天价彩礼”形成的认知逻辑及治理策略——基于鲁西南Y村的调查

农村“天价彩礼”以各种名目贯穿于农村婚姻缔结关系的全过程,遏制了乡村振兴进程。“面子”文化影响下的盲目跟风、代际责任观念的异化、彩礼归属女方的习俗以及受教育理念差异等认知逻辑促成了“天价彩礼”的形成。“天价彩礼”的治理可以利用柔性“德治”手段弘扬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观,力推“法治”手段切断天价彩礼的源头,灵活“自治”手段打造天价彩礼的约束环境,形成三治合一的治理格局。

引领与协作:党领共治下的基层社区治理——基于内蒙古八里罕村乡村振兴的实践分析

党领共治下的治理是一种新的动力形态和有效范式。通过对内蒙古八里罕村村庄治理的有效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党领共治下的治理是党引领基层党组织、企业、乡村精英形成的协同利益共同体,能够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整合村内外力量,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党领共治的治理共同体构建是党把多元利益主体凝聚起来,形成治理复合协同动力,从而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