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解决青年科技人才培育的现实问题——基于北京市调研情况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人才规模不断扩大,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生力军,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把握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特点和发展需求,切实解决“青焦”难题,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平台,有利于全面提升青年科技人才挑起“科技强国”大梁的能力,形成踊跃创新、科技报国的生动局面。

群体比例逐年递减 城市定居意愿强烈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新特点调查

在青年人口结构变化、零工经济兴起、青年群体内部差异性增强等综合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群体样态、群体需求、群体意识、群体行为等方面呈现出新特征。通过对该群体进行两次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具有五方面的特征:群体比例逐年递减,务工年龄不断提高;城市定居意愿强烈,家庭迁徙现象增加;就业“脱实向虚”,身份向新型产业从业者转变;生活方式不断更新,价值观念更加趋于多元;自主意识不断增强,阶层诉求日益增多。同时面临着就业稳定性整体不高、生育意愿低、住房保障覆盖较低、心理融入难、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建议从系统谋划新生代农民工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研判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及就业走向、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家庭变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畅通社会阶层双向流动渠道、加大媒体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方面精准施策。

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历程、方向与路径

智慧社区是依托数字化工具整合社区资源、提升社区管理与服务功能的社区新形态。近年来,我国在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政府主动、企业布局、社会激活等发展路径。但我国智慧社区建设还存在功能设计与居民需求脱节、数据采集质量不高和共享不充分、社会资本投入不足和欠规范、建设和运维人才短缺、统筹协调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需要强化社区智能化服务功能,提高社区数据采集和共享能力,扩大和规范社会资本参与,培育和挖掘管理服务人才,健全社区统筹协调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释放其在支持社区服务、社区治理和社区经济发展方面的潜在价值。

政策工具视角下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基于31份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最为直接的路径。残疾人就业政策是促进和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依据。通过内容分析方法,构建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两个分析维度,使用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31份国务院发布的残疾人就业政策样本进行分析,探讨残疾人就业政策体系的内部逻辑、政策工具分布以及政策工具模糊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残疾人就业政策表现出路径依赖、政策高模糊性和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之下,提出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促进政策精细化和落实社会责任三项建议。

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的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基于南京市Q社区的案例研究

柔性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化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运用拓展个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区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社区制度等核心要件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机制,挖掘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在驱动实践中,公共空间居于内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导引下,通过中外居民主导公共生活与文化规训的方式,驱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会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多元参与理念指导,经多主体的多元协同、优势互补过程,驱动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形成。社区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导理念指导,经政府部门主导的柔性治理与多元考量,推动柔性治理策略的实施。

新时代韧性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面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扰动与冲击,传统的理论框架难以回应社会现实样态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耦合效应,韧性理念逐渐成为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共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断推进,要求反思和探索基层社区治理在应对风险社会、供给公共服务、培育社会资本、提升治理效能等维度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机制。研究发现,现阶段推进韧性社区建设,还面临着组织能力滞后、资源整合松散、情感维系游离等现实梗阻。因此,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以及推进韧性社区的持续性发展,需要把握韧性社区的功用和治理逻辑,在结构要素、功能效应、社会价值等维度建构富有韧性的治理体系,以回应不确定性情境下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

从“化繁为简”到“繁简相生”: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以深圳市B区义警为例

“乌卡时代”,厘清政民合作治理过程机制对于实现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民合作治理的前因条件与合作绩效,却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政民合作治理过程的分析。鉴于此,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政民双主体视角,构建了基于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合作动机一行为过程一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解释模型。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是政民双方基于各自的合作动机,通过利益互融、资源互补、协调互动、信任互惠、成效助推,最终实现价值共创的循环选代过程。

“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结合性建构

党的社会工作部及其系统的建立将建设功能整合的社会工作体系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面对以转隶职能部门为基础新组建的党的社会工作系统及其被赋予的统筹指导多种社会工作发展的职责,应该尽快建构起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相适应的结构连接、功能整合的社会工作体系。其基本思路是参照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既有……更有”的逻辑,对党的社会工作诸部门、社会工作部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本土行政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结合性建构,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新时代随着社会组织领域的基本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社会组织治理逻辑从“合法生存”向“有效治理”转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效能增进是新时代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目前仍处在摸索之中,加上传统弱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党建在实践中面临认知、结构、功能和资源等方面的有效性困境。妥善应对这种有效性困境,不仅是新时代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组织有效生长繁荣和有序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策略选择。为此,应通过价值重构、结构吸纳、功能共融、资源聚合等路径,助推党对社会组织的有序治理,让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摆脱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

理解监管沙盒:理论界说、实施原则与运用策略

随着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现有监管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监管沙盒因兼顾监管与创新而备受青睐,成为新型的监管框架。关于监管沙盒的理论研究存在创新监管说、监管博弈说和合作监管说等三种不同的流派,这三种理论流派对于如何理解监管沙盒的本质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沙盒框架的全球化扩散引发了对其实施原则的思考,形成黄金三角的实施原则:提升沙盒后持续监管能力,建立信息共享和学习机制,以重塑与维持信任;坚持审慎原则与稳健监管,注重监管沙盒适用的条件,以实现更好监管;平衡创新与治理协同发展,形成一个“监管—创新—监管”的动态博弈闭环。在借鉴国外监管沙盒治理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扎根本土与顺应时代要求,践行正确的监管理念,掌握正确的监管沙盒运用策略:兼顾“新”与“旧”的监管理念、统筹“松”与“紧”的监管方式、丰富“一”到“多”的监管工具和并行“软”与“硬”的约束标准。

青年社交行为的困局与破局——基于Z世代“现象级”社交模式分析

标签化、圈层化、社群化的社交背后,隐藏着Z世代对于社交危机的感知、对于“社交卡顿”的回避、对于优质社交的渴求。Z世代青年社交不只是一面之交,更是照见他们的生活选择。同时,“信息茧房”、安全陷阱、网络暴力、断亲等社交困局也给Z世代带来不少困扰和难题,需要通过加强主流价值观引导、线上线下相统一、圈内圈外相融合、强弱联系相补充来加以破局。

社会治理数字化的主体伦理冲突与调适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治理主体运用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进行结构重塑与流程再造的新型治理形态。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地位平等、能力提升、责任明晰、情感融洽的伦理关系,才能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治理主体的价值理性有机融合并激发出来,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在现实中,技术的负面效应、主体的不完善和社会适应性的滞后,造成了治理主体之间数据垄断与地位平等、技术依赖与能力提升、机械逻辑与情感融洽、责任模糊与责任明晰的伦理冲突。调适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冲突需要构建“权力-能力-关系-制度”的四维协同体系,即通过平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权力、均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能力、重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关系、完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规范,再造数字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构建与公共健康治理创新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不仅对医学提出了难题,更对当前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需要从公共健康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基于价值、结构、工具维度建构分析框架,识别公共健康治理的价值共识、协同共治结构和政策工具。以青岛和上海试点的长护险制度为例,探索其背后呈现的公共健康治理的逻辑可以发现,健康议题的价值回归驱动了公共健康治理创新,治理权向多元化主体的扩散形成了健康问题协同共治的基础,长护险制度及其所包含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使用共同促进了健康服务的共同生产。

生活实践: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考察

中国社会工作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它需要在社区的现实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实践。这种依据生活实践建立起来的“人—场景”的双主体实践框架是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需要中国社会工作从场景自我出发,把个体自我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的主体性发挥作为专业服务的目标,根本改变西方科学实证主义二元对立的哲学观。

“情绪经济”:展现消费新场景

当前,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人买单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青年不断追求情绪价值的最大化,商家大胆创新情绪资源挖掘,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合力推动之下,“情绪经济”正不断解锁出各种新的消费场景。当“情绪”成为生意,情绪消费是否可以给当代青年人带来治愈?这需要从法律监管、安全保护、高质量产品源等方面加强保障,以使情绪消费保持可持续健康良性发展。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的内容效度研究

从2008—2021年,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简称社工师考试)已实施了14年,累计约20万人获得了相关证书。为了评估该权威性考试的内容效度,文章以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体系以及安德森对该体系的修订版本作为框架,采用量化的内容分析方法,对2008—2021年该考试三门科目(《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社会工作实务(中级)》《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考题所考察的知识类型和认知过程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社工师考试主要考察的是陈述性知识(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而非程序性知识(社会工作实务知识);社工师考试考察最多的是“记忆”这类层次较低的认知过程,而忽视了对更高级认知过程(如分析、评价、应用等)的考察。所以社工师考试实际所考察内容与其所欲考察内容之间的契合度(内容效度)有待提升。

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中的角色共识与角色实践

随着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已经对其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角色期待,跨专业合作因此成为可能。然而,医务社会工作在跨学科团队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角色共识不足,角色实践与角色期待差距明显,难以深度融入医疗体系。文章通过2023年在上海、湖北和广东三地开展问卷调查和对某市6家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2022年的年终总结报告进行分析发现,推动医务社会工作跨专业合作发展需要同时克服外生性障碍和内生性缺陷,医务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发展是跨专业合作的核心基础,而突破瓶颈的内生性路径在于制度化知识的生产和临床技术的自主性发展。

共同富裕视角下社会工作助力第三次分配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作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和目标,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共同富裕的内涵是全体人民综合生活水平提高,是全域全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综合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的调节作用。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分配方式,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的组成部分,在其中大有作为。历史同源性、价值契合性、信念相通性和功能匹配性成为社会工作助力第三次分配的内在逻辑。基于此,社会工作可通过帮助个体改变困境、赋能社区建设治理、弘扬社会集体文化、发挥专业角色功能等途径助力第三次分配,促进发展成果高质量、高效率的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