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基于杭州上城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会治理普遍面临小政府大社会,部门工作分割、基层负担过重三大困境,制约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将智慧城市运用于社会治理创新是面向这些难题的技术创新破解。杭州市上城区是智慧城市先行者,其以"创网建台布点"为主要方案,目前已初步构筑了一套集感知层(感知终端)、物理层(四网)、应用层(六平台)为基本构架的智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系统,为基层社会治理困境提供了一套技术解决方案。基于智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对我们理解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但随着智慧城市创设的政策扩散,及三网融合进程的加剧,其下一步发展也可能会遇到区际间网络对接,三网整合的挑战。

社会问题的双重建构性及消解策略——有关社会问题“元理论”的重新探索

社会问题从本质上看是客观(物)和主观(人)双方双重建构的产物。因此,忽视主客观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使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局限和偏差。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消解策略应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解决主观建构的意识性,另一方面解决客观建构的存在性。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和展开社会控制和管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工作为社会问题治理提供了新的诉求渠道。

女性割礼:妇女人权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悖论

女性割礼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已经延续了数千年,至今仍在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盛行,由于其对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外部文化极力要求废除这一陋俗;可这种文化内部的执行者和拥护者却认为,实行割礼的民族应有自己的文化自决权,外界无权将与之相反的价值标准强加于该社会。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语境下,非洲各国受尽割礼之苦的妇女们作为受害者,如何通过自身的觉醒从女性割礼习俗中解脱出来,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国区域文化现代化建设现状评价

在明晰区域文化现代化基础上,构建了测度区域文化现代化建设程度的指标体系,以因子分析为测度方法,分析了2010年我国省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情况,研究表明:我国省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普遍不高;区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可分为5类,类型分布呈橄榄型;区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梯度明显;区域文化现代化发展模式各具特色.最后,文章给出加快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建议.

生存、协理与代管:中国古代女性的权力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亡从子的“三从”绝不是被动的、坐享其成的“三靠”,而是中国女性特有的共有制度下的生存权、父权制下的协理权和祖权制度下的代管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几种权利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血缘拟血缘共有制的产物,主要靠人治加以维护。由于维护的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所以,历代执法者不敢掉以轻心,往往是依照传统的习俗和范例来灵活处理。

我国区域文化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测度和分析——一个基于文化产业的视角

在剖析现代化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参考相关指标体系,明确了我国区域文化现代化评价的信号指标,揭示我国区域文化现代化的建设水平、发展进程和空间格局,从而明晰我国区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最后给出了我国区域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建议。

制度视域中单位的性别选择机制

利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单位在人才招聘中选择行为的生成机制,可以得出招聘中男性偏好现象的形成是由于组织认知定型化和正式制度虚置化所致。组织认知定型化是由非正式制度即传统性别文化塑造而成的,而正式制度虚置化则归因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不相容、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无效。如果要改变单位的选择行为,就要强化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

“泥泥狗”文化艺术内涵解析

"泥泥狗"是人类历史发展特殊阶段的产物,它作为原始先民"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文化,记录着它借以产生的土壤———古老的中原文化,反映了人们对人体的生殖奥秘的认知,诉说着人类的历史也信承着民间的记忆,再现着物质和精神等各方面的关系,体现了民众的审美规律。

浅析中国当代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是关乎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立和自信的重要问题,中国当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呈现的是外在兴盛但本质上问题多多的局面。为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复兴,有必要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做一番详细明察。

城镇化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的思想,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等角度,阐释了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发展演变,指出城乡关系的对立并非是其终极形态,最终城乡关系走向融合才是历史的必然,这为城镇化战略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所谓城乡二元结构,既是物质＂二元＂也是精神＂二元＂,城乡基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而形成了各自的文明状态,城镇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城镇化,亦是精神文明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基于城乡文明的客观差异性,通过提高＂三德＂水平、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增强法治意识等路径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是城镇化提质增效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