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的社会空间逻辑:基于沿海两个镇域产业的空间社会学考察

源自内生性发展的沿海镇域中小企业集群具有中国式产业集聚的独特性。镇域产业社会空间是镇域范围内产业在在地化过程中与社会关系、社会要素互嵌型构的一种社会性空间。正是产业与镇域空间之间的互构形成的黏附性与吸附性特征,促使面临多重困境的中小企业仍然坚守在地化空间运营策略。产业社会空间通过产业历程的空间扎根、产业要素的空间折叠、产业网络的空间整合、产业链条的空间压缩与产业的城乡空间复合等多种机制强化中小企业集群的粘性与镇域空间依附,碎片化的外迁很难获得产业社会空间的支持,且加剧了社会成本,得不偿失,这也是为什么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不愿意离开本地市场的原因所在。产业空间内部的更新机制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链转移成为产业社会空间逻辑的两个影响结果。

纠纷调解实践中的法礼融合——基于“枫桥经验”的分析

法律原则与乡土礼俗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受到较多关注,而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的形态和方式不甚分明。枫桥经验由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结合形成的纠纷调解模式显示,法律与礼俗具有契合性之处得以强化,在维系特殊主义关系伦理的同时,也脱离特殊主义追求普遍主义公平的规则意识;两者形成递进式的融合模式,共同制御基于利益和情感的破坏性冲动。由此推动形成的个体秩序观念,是以法律规范为底线、以道德自我与伦理关系的实现为理想目标的双重复合结构。

“做数据”:数字劳动秩序的数据化建构——基于Y直播间销售劳动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不仅对社会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已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劳动是社会实践的典型形态,是分析数字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领域。本文依据结构化理论,设计了案例研究的程序,设计了基于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的分析框架,对D平台Y直播间的销售劳动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展现直播销售员在“做数据”过程中面临的数据环境以及个体应势而生的系统意识和劳动策略,挖掘出了平台数据所具有的资源配置与工具权威双重属性,以及这两种形态的数据参与塑造数字劳动的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了数据劳动的基本逻辑,阐释了数字劳动秩序如何形成、劳动者如何在平台权力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相辅相生的问题。

中国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感知——以社会公平感为例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重在真实可感。深入了解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感知,意义重大。本文以社会公平感为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阶级分类法,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探讨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现状、结构与变迁。研究发现:(1)进入新时代,民众的公平感在渐趋增强的同时,他们的社会正义原则偏好逐渐从结果公平向机会公平转变,但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并非“此消彼长”,二者可达成动态平衡。(2)传统社会分层的界限发生变化,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反而公平感低。不同群体间,雇主的公平感最低,农民的公平感最高;同一雇员群体内,管理层雇员和高技术雇员群体的公平感相对较低。(3)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是动态变化的,呈现世代更替的“U”型曲线特征。教育、医疗和就业公平感提升较快,但“城-乡”和“生存-发展”公平感矛盾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差异矛盾始终是未能逾越的鸿沟,民众需求从生存向高质量发展转变。(4)民众社会公平期望的提升幅度要大于客观社会状况的改善幅度,应推进制度政策建设,优化分配结构,全方位提升民众公平感,实现共同富裕。

低生育率时代我国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构建:逻辑理路与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均衡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对优化生育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亟待完善。在此背景下,构建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成为完善优化生育政策的配套政策体系的现实选择。独生子女儿童补贴政策是我国生育调节政策的配套政策,但在人口转变和人口政策的变迁背景下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前,构建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有助于满足儿童需要、解决养育成本家庭化和养育收益社会化的矛盾,也有助于通过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达到稳定和提高生育水平,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经济增长逻辑下的个体环保不作为——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

环境行为是个体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也构成了现代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但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较少参加环保活动,体现出明显的环保不作为特征。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构建制度结构、人际关系和个体认知习惯3个层面的系统性分析框架,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环保不作为的发生机制和可能的解决途径。研究发现,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增长逻辑渗透在多个层面,发展出经济理性主导的供给系统和制度安排,建构起漠视环境问题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塑造了环境不友好的认知偏好和行为习惯,多个层面的叠加作用共同造成个体环保不作为的后果。对环保行为的重塑也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践行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提高环保逻辑的优先级,以此为基础改善外部条件和内部动机,在多个层面鼓励个体践行环保行为。

“好父亲”的社会建构——基于“情境—身份”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境—身份”分析框架,以15个家庭父母双方的访谈资料为基础呈现当代中国社会中“好父亲”的建构过程、机制及后果,结果显示:在父亲身份可能被唤醒的交往情境、抚育情境及消费情境中,“好父亲”的社会建构表现为父亲身份与抚育者角色和家长角色的聚合以及与消费支柱型角色的偏离;由于缺乏结构层面的角色模范,行动者层面的父亲身份建构呈现出个体化与模糊化特征,“好父亲”的展现严重依赖于母亲的配合表演。上述发现有助于将“父亲身份的社会建构”带入家庭与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中心,还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社会心态:一个政策概念的生成史及其学科价值

社会心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概念,其本身并无明确学科归属。由于社会学研究者具有高度现实敏感性并高度重视社会调查,他们在社会心态的课题立项、学理建构和咨政服务方面的工作逐渐占优,确立了这一研究的中国社会学属性,使之成为兼具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社会学内涵的学术概念。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播学等新兴学科正借网络数据挖掘的优势而避开社会学研究的问卷调查优势而深入社会心态的研究腹地。为此,应进一步彰显社会心态治理对社会治理的价值来强化社会学的学科特色,持续吸引政策注意力。这种政策概念驱动学术概念的深层建构与学科竞争,学术概念又为政策概念不断提供学理支撑的双向过程,对解释其他中国特色概念的生成过程也具有普遍意义。

市场吸纳社会的逻辑、风险与治理——卡尔·波兰尼视角下的中国网约车市场发展过程(2014—2022)

在卡尔·波兰尼的经济社会学视野下,市场吸纳社会意味着原处于社会中的人及物质等要素会被吸纳到市场中并反作用于市场扩张。中国网约车市场扩张表明,该吸纳过程内含三种逻辑:第一,商品化逻辑,通过激励机制吸收大量的劳动者并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产品;第二,利用数字技术落实自律性市场理念,从而在商品化逻辑基础上实现效率逻辑;第三,通过市场对社会的实质嵌入,利用交易者的社会动机消除效率逻辑与实际交易状况之间的摩擦,从而形成互惠逻辑。这三种逻辑共同塑造了网约车市场的认知合法性并支撑其扩张。但是,市场吸纳社会的逻辑蕴含着潜在风险,这包括劳动者异化风险、市场竞争风险以及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虽然三种风险在推动政府响应社会保护诉求的效果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霸权所主导的市场扩张运动。

框架视域下农村环境污染的议题建构与治理路径——基于绿领环保组织微信公众平台的个案研究

破解农村“散乱污”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难题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工作之一。本文基于框架视域,考察绿领环保组织运用微信公众号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农村“散乱污”企业进行环境污染议题的建构与过程呈现,探究构建农村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的策略与路径。研究发现,6大媒体框架分阶段共同构建环境污染议题的目标、过程、归因以及推动议题向纵深发展,形成“行动-宣传-社会支持-持续行动”的闭环治理路径,从中可以总结出线上媒体宣传倡导与线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散乱污”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举一反三”之经验,进而推动农村基层环境治理从“末端”被动治理向“前端”主动防污的策略转型,从而为推动构建农村环境问题多元可持续治理体系提供了经验借鉴与理论思考。

环保社会组织推动青年参与的路径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青年群体的环境参与热情逐渐高涨,尤其是近年来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扩大了青年人的有序参与。从资源动员理论出发,基于北京G组织及其校园环保小组的调研发现,环保社会组织的青年动员主要是以关键人物和活动进行成员动员,以校内校外相结合实现资源动员,以榜样和个体诉求构建框架动员。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环保社会组织的青年动员和参与中,尽管卡里斯玛型权威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主要通过为组织成员赋能、重视激励机制和构建意义框架等路径,实现组织动员和有序参与。

中国农民家庭现代化的“谱系式”转型及其实践

传统到现代是重要的历史发展轴线,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深受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差异化的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基础等型塑了差异化家庭实践样态,是研究家庭转型的重要土壤。深入到家庭转型实践之中,可以发现,当前农民家庭多种样态并存,形成复杂的家庭实践。本文构建“传统-现代”模型,以家庭资源禀赋和文化伦理基础作为基本维度,将家庭分为强禀赋-伦理型、弱禀赋-伦理型、弱禀赋-情感型、强禀赋-情感型四种类型,形成父代权威型、父代挤压型、生活情感型、互动合作型四种转型期家庭样态。研究发现,农民家庭转型并非单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家庭资源禀赋强度与文化伦理转型程度的综合产物,进而导致当前农民家庭呈连续的“谱系式”现代化转型样态。

非正式制度与村庄协商的运转——S村的个案研究

关于乡村协商,学者们多以“现代型模”作为参照体系,关注正式制度嵌入和安排在乡村协商运转中的重要性。通过对S村的个案研究,本文发现非正式制度在积极地支持村庄协商的运转,其作用于村庄协商的机理,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血缘理性民情,塑造出非正式协商结构,带来朴素的“包容协商”格局;二是传统精英认同,塑造出非正式协商权威,带来平等的“精英协商”格局;三是隐形公共约定,塑造出非正式协商规范,带来乡土的“道德协商”格局。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描绘出了一幅由非正式制度而建构出来的具有良好协商秩序和效果的乡土协商画面,同时也表明乡村协商的推进需要注重发掘和利用传统资源,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寻求到一种良性的混合。

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论迈向实践范式的教育社会学

教育社会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范式到诠释/现象学范式、批判/解放范式等多元范式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竞争关系中共存。实践范式的出现为教育社会学理论与实践整合创造了条件。实践范式是朝向社会实践的研究范式,是从研究探究一步步“落地深耕”到实践的一系列承诺。实践范式的教育社会学秉持“教育实践”的核心立场,通过研究(者)与实践(者)关系的变革,激发实践智慧,实现教育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同时,实践范式因其对本土化实践研究的凸显,故而对研究教育社会学本土化路径的实践转向具有重要意义。

事件、经验与文化图式:理解社会记忆的三个概念

社会记忆的理解问题不应当成为一种“概念游戏”。社会记忆的存续得益于人们经历的事件、事件中人们获得经验以及存于人们脑海中的经验结构——文化图式。“微小事件”普遍存在于生活世界并且强调行动者的地位,这使对事件中行动者们经验的记录与研究成为可能。人们在事件中获取何种经验与记忆取决于人们过往的经历、经验与在事件中的判断,这些因素同时指向人们的文化图式。文化图式指导人们判断事件与处理“原始记忆素材”,而人们记忆与经验的生成也是对文化图式的一种补充。

数字化生存中的隐私流动及其空间治理

网络社会的崛起以及移动式智能终端的普及应用塑造了以数字生活为核心的数字化生存图景,也使数字生活面临信息共享与隐私流动的矛盾。立足我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及其运行模式,隐私流动的空间镜像呈现为:场域准入与隐私信息的无感黏合、超级监控与隐私信息的时空透明、数据分享与隐私信息的耦合扩散、算法推荐与隐私信息的精准凝视。隐私流动生成的空间肌理为:法律法规与道德体系的滞后性、数字主体的恋网情结、数字技术理性的全领域渗透、网络信任的全面式崩塌。隐私流动治理的主要空间路径有:完善法律法规与伦理道德体系、增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耦合发展、推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粘合、重建网络社会运行的信任体系、抑制数字资本主义的野蛮式扩张。

RCEP成员国间安全互信与中国化实践路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区域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外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有重要支撑作用。由于RCEP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参之不齐,建构安全互信架构是各国合作的重要基石,因此,从RCEP成员国安全互信的背景、发展基础、类型与使命及合作困境出发,深入分析RCEP成员国安全互信与中国化的关系,从而探寻RCEP安全互信架构下中国化实践路径。

文化嵌入性:平台型企业跨国经营模式的改变——基于A平台的质性研究

新兴平台型企业的出现重塑了传统市场的跨国经营模式。平台型企业在异文化情境中的模式改变集中体现在Airbnb这一住房共享平台中。研究发现,平台型企业的经营漏洞源于其原有经营行为和异文化情境的不耦合效应,只有在全新的文化情境调适下,平台行为进行逐步转变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再嵌入。经营模式的改变程度取决于文化变量约束力和刚性的强弱程度。

如何走出“寂静的春天”?——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困境及其突破路径

我国的环境社会学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无论是与西方国家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状况相比,还是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为此,应当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出发,加强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西方学者批判消费主义的五重进路

西方学者批判反思资本宰制的消费主义文化主要包括五种理论进路。一是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出无止境的消费引发自然对人的“反控制”;二是着眼于人与社会关系问题,提出象征性消费造成严重的身份和阶层“区隔”;三是着眼于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提出“占有式”消费泛滥导致主体自由的丧失;四是着眼于人与文化关系问题,提出“大众文化”消费对主体批判意识的消解;五是从“日常生活批判”角度揭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殖民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吸收这五种批判路径所蕴含的有价值思想资源,对于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防范和规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消费主义社会文化困境,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