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

本研究系统地分析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现象,特别关注了发达国家在应对此挑战方面的策略和成效。研究发现,虽然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障、医疗卫生、劳动市场适应性以及老年人社会参与等方面采取了多元化的应对措施,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和适用性因国家具体情况而异。由于中国在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对于中国而言,直接模仿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能不会达到预期效果。建议应深入分析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应对策略,用全局性、战略性、系统性方式妥善解决老龄化难题。

流动人口婚育行为、婚育观念的转变及应对策略

利用2010—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200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婚育行为和婚育观念转变的总体趋势,并探究流动人口婚育观念转变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推迟,婚姻稳定性减弱;初育年龄推迟,生育率水平略有回升;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化迁移趋势增强。流动人口婚育观念兼有传统型和现代性的双重特点,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社会包容性较高、生活方式转变、经济成本压力、户籍制度壁垒是流动人口婚育观念转变的主要原因。由此提出具体对策建议: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缓解流动人口经济压力;加强社会意识和教育,塑造新型婚育文化;增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水平。

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综述与探索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中国在人类文明的前中期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并在近期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增长,无限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目前中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必将影响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未来应当采取综合鼓励人口增长、统筹推进延迟退休、切实完善社保制度、大力发展人才红利等措施。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对智慧养老模式的探索

引言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全球贸易不断扩大,各国追求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态势,“地球村”的趋势日益明显。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人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目前许多国家的人口结构相对正常,但也有很多国家正在经历人口减少的情况。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

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人口学特征

1901—2020年的624项诺贝尔科学奖被授予621名科学家。获奖者的人口学特征是性别比极高、寿命长、获奖年龄大、学科差异和年代变化显著。获奖者中,女性/性别比计22人/2723,其中物理学4人/5275、化学7人/2543、生理学-医学12人/1700。(1901—1970年)平均寿命(岁)为78.5,期末为82.8,相应学科的平均寿命(岁)为78.5、76.3、80.2,期末为80.9、80.9、85.4;死亡主要发生在≥65岁组,241人占88.9%。平均获奖年龄(岁)为57.8,期末为69.1,相应学科为56.2、58.7、58.6,期末为69.8、68.7、68.6;获奖年龄集中在45—64岁组,348人占55.8%,高峰至期末,<45岁组由42.9%降至2.5%,45—64岁组由77.8%降至27.8%,65—74岁和≥65岁组相应升至38.0%和31.6%。平均寿命和获奖年龄的极大上升表明,从事科学研究有益长寿,长寿助推科学研究;要重视“老有所为”,为收获“老龄红利”提供支持。

流动育龄女性的生育时间成本感知与生育意愿

流动育龄女性对生育成本的感知与母职惩罚的认知,会对其生育观念产生影响。立足对于育龄流动女性在妊娠期和分娩后可能面临的工作时间减少风险的理解,将流动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操作化为产前时间成本与产后时间成本。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参考单递减生命表方法与总和工作年限方法分别计算生育年龄段流动女性的产前时间成本与产后时间成本,并采用系列计量模型和因果修正及稳健性检验方法,探索出流动女性人口的生育时间成本与其生育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计量结果发现,预期生育时间的成本上升对流动女性的一孩及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中,这种抑制作用在二孩生育意愿上更为明显。

国家安全视阈下中国沿边地区人口最新实态及其类型化研究——基于140个边境县的人口样本考查

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重要防线,边疆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在边疆安全中,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又是重中之重。通过对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140个县的人口样本调查和研究发现,我国当前陆地边境人口呈现新的发展动态。从类型上看,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多且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西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次之,西部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少,但呈现上升趋势,西部边境人口总量的上升幅度较西南边境小。分省区看,各省区边境人口增减呈不均衡的动态变化趋势。针对我国边境地区存在的人口安全问题,提出“戍边人口”“经济人口”“文化人口”的概念,以探寻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和实践路径。

新型工业化时期老龄产业的地位和机理

老龄化是人类文明进入发达形态的标志性现象,当观察和研究老龄化现象和老龄社会时,经济学的范式承诺就必须从“经济人”假设转变为结构性人口假设,每个国家都必须以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安排全社会的生存模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进步,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老龄人口发挥“活力”的需要也日趋增强;工业机器人技术可以为老龄智能机器人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技术供应和创新借鉴,最大限度减少失能老人的无助和增强老人老龄产业的经济学效应,不仅体现在赋能助能老龄人口,使其活力化,而且体现在可以激发产业发展的供给侧创新和需求侧拉动,形成老龄产品市场供求结构的新格局。健康的自益性、公益性和公论性特质在老龄化国家和老龄社会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大量经济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必然会流向老龄产业,在新型工业化时代,企业界更普遍地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行为特征,社会企业的发展空间也更为宽广,并具有很大的社会期望迫切性;老龄产业的发展将获得更大机会的空间拓展和形态完善,承担特殊的经济发展使命,成为新型工业化时代极具人本关怀特质的标志性产业之一。

罗马帝国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探析

由于共和时期的对外征伐和内战仇杀,罗马公民人口呈减少趋势。帝国时期,精英阶层盛行不婚不育之风,人口生育率下降,公民家庭少子化现象严重。为解决人口危机,奥古斯都相继出台《反通奸法》《婚姻法》,倡导传统家庭观念,鼓励结婚多育并惩罚不婚不育。后世诸帝大都奉行这类婚育法令,并加以补充和优化,特别是颁行了保障母子(女)权益、禁止弃婴及设立贫儿补助计划等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基本权益。为推行这些法令,帝王们通过发表演说、公开树立婚育典范、建造纪念碑和铸造钱币图案等形式宣传生育的重要性。这些生育政策旨在确保罗马公民的人口优势,维持帝国稳定与繁荣,具有政治性的功利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出生率低的严峻形势,也带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

“三孩”政策背景下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研究

基于云南省“生育意愿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调查数据,对“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的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云南省育龄群体生育水平整体较高,理想子女数为2个的占比超过六成,生育状况与生育意愿在代际、区域和民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育龄群体生育动机已发生转变,“个体本位”的生育动机大幅度增加;育龄群体对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认知不足,尤其需要更关注教育成本等相关措施;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个体、家庭和地区特征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释放“三孩”生育政策效应,需积极实行“三育一体化”政策,加快释放生育潜能,开展多形式托育、养育和教育服务,探索建立生育成本共担机制,积极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推动云南省人口良性再生产与高质量发展。

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高度与战略高度的新理念新思想。人口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在联系,高质量人口发展在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全面进步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二者可以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协同推进。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政策设计,确保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目标高度一致,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预警模型与应用

采用2010—2018年宏微观数据,从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劳动力供求、宏观经济环境、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六个维度构建了基于BP算法的流动人口失业风险预警模型,分析了全国及各区域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未来流动人口失业率。结果表明:随时间推移,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呈现上升趋势,但尚未出现重警警情。分区域来看,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失业风险依次增加,这与各地区的流动人口素质和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全国及各区域流动人口失业率在预测期内将继续保持缓慢波动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和2027年达到两个失业高峰,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流动人口失业率差距随时间推移呈逐步扩大趋势。

加强碳足迹数据基础 完善碳足迹管理方法

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面临的挑战,提出以“系统分类+基准值”的思路建立权威碳足迹因子库并在应用中实现持续更新,采用“基准值法”分摊责任,实现碳排放的“生产侧抓强度,消费侧抓总量”,推动基准值的国际互认,避免产业链信息泄露等建议。

未来我国人口中长期发展对经济社会影响研究(2024-2050)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挑战,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将经历短时期的零增长或轻微性负增长,随后实现恢复性增长,进入高原期阶段。研究发现我国正处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期,需要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来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对公共服务产生压力,需要完善人口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建设,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发展;关注“一老一小”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人口与公共服务的优质共享需要建立完善的育儿友好型社会,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托育服务体系。

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网络视角下城市流动人口智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基于长兴县“安居卡”的创新实践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愈发需要加快现有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治理体系的构建,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治理能力的建设。大数据时代为城市流动人口智慧治理提供了契机。本文借助政策网络理论,通过对浙江省长安县“安居卡”的创新实践中各参与主体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冲破利益冲突谋求共赢、充分挖掘利用专业网络的资源、保护生产者网络的利益和强化议题网络正向价值引导四条构建城市流动人口智慧治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基于灰色Verhulst模型的江西省人口预测

引言。江西是一个人口大省,但经济落后于周边省份,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准确预测江西人口变化规律对于江西经济腾飞以及城市规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自然资源有序分配和自然环境保护,因此,必须将人口预测上升到实现江西省各方面有序发展的战略高度。把握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的相互关系,做好人口发展规划,逐步完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对实现江西省人口与经济、资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重塑生育文化 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建立包含文化、经济、照护、时间等“四位一体”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重塑生育文化,减轻家庭负担,降低生育与养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束缚,释放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方能促进贵州省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基于政府纾困视角的政企联合交楼动态博弈研究

文章以提高期房交付效率,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为目标,构建政府、房企两方微分博弈模型协同分散决策与协同集中决策两种情境下烂尾楼治理轨迹、博弈双方最优策略,最后进行两方博弈的数值仿真。研究表明,非协同分散决策下烂尾楼的治理效率高于协同集中决策下的治理效率;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对政府和房企有正向激励,且对房企的影响更大;政府补贴成为纾困的重要路径;烂尾楼的治理成本对双方有负向制约。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优化纾困政策及房企积极进行期房交付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