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抽样数据偏误研究:测度、成因及修正

采用抽样年均增长率、普查年均增长率之差测度人口抽样数据偏误,该指标适用于大量观测值的跨城市、跨年份比较。在此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研究人口抽样数据偏误的成因。发现城市的行政等级显著影响人口抽样数据偏误,主要表现为行政等级越高则低估偏误越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公共服务也显著影响人口抽样数据偏误,普查年人口对人口抽样数据偏误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地,研究提出一种人口抽样数据偏误的“事前”修正策略。通过回归分析考察普查年均增长率的决定,由此得到的普查年均增长率的拟合值可用来计算此后若干非普查年的人口。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有助于提高非普查年人口数据的质量。

科学研究中因果推断的方法、应用与展望--以个体健康研究为例

以个体健康研究为例,探讨科学研究中因果推断的方法、应用与展望。因果推断方法作为研究个体健康影响机制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促进健康相关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合理化,为个体健康提供更为可靠的社会保障,对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从个体健康研究中的常见问题、因果推断理论框架、实证研究中的因果推断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和评价。作为涵盖范围最广泛的研究领域,个体健康水平受到社会资本、收入、教育、保险、迁移、退休、工作等多类因素的影响,同时,实证研究中主要存在测量偏误、遗漏变量、互为因果、共同原因和选择偏差五类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常用的因果推断方法主要包括随机控制实验、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设计以及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阐述了这些因果推断模型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并对各类模型在个体健康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作了简要的总结和分析。研究还有助于学者在个体健康研究领域中选择合适的因果推断方法,或进一步综合应用已有的方法。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对因果推断方法的深入了解,未来应加强机器学习和因果推断方法的结合,丰富已有的因果推断工具,保障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人口发展熵值-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研究

为了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实现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国家制定了人口发展战略。而人口发展战略的实现要受多种因素影响,这需要在理论上构建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对这一复杂的发展过程做出监测和评判。在建模过程中,如何找到一个能对人口综合发展相关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判的方法是建模的关键。本文在构建人口综合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针对人口综合发展评价中客观存在的模糊性与随机性,将信息论汇总的熵值理论引入人口发展综合评价中,构建了人口发展熵值-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并引入1985-2007年我国23年人口发展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这一期间全国人口综合发展各级隶属度变化趋势作了刻画,并采用2007年截面数据对全国和四个直辖市的人口综合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检验,证明我们构建的人口发展熵值-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是一个有效模型。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探索-现代人口转变理论研究评介

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盛行于60年代的人口转变理论,是当代世界人口学界普遍认同的最重要的人口理论之一。本文以现代人口转变理论发展历程为线索,对该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争论予以总结,试图为今后的人口转变理论研究提供思路。

再建构社会网络与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从社会个体目的性行动的视角,采用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证实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结构都影响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在控制个体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的情况下,结果依然显示,农民工再建构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弱关系成员比例越高,他们通过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能更好地维持既有的资源和获取更多的资源,因而再迁移的可能性更小。在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流向超大城市的背景下,超大城市要增加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社团活动参与的公共政策供给,并将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有条件地向农民工开放。

新人口转变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

基于当前世界人口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并提出新人口转变理论。完整的人口转变应该包含原始人口发展、传统人口发展、现代人口发展、后现代人口发展四个阶段。“较低生育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度是现代人口发展阶段中最重要的特征,并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主导人类发展进程。人口爆发式增长与人口持续负增长都是人口转变客观规律下的结果,但未来需要高度重视人口负增长的社会经济后果。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现状、特征、影响和挑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处于双转变进程中,人口与经济发展所达到的状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开启打下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深入分析了1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大趋势,在规模、结构、素质、分布等方面所呈现的新特征,并进一步探明人口转变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作用,阐明未来所面临的低生育率下劳动供给减少和老龄化深化等一系列挑战。

我国人口负增长表现、根源、负值效应、应对

自2022年以来,我国出现总和人口呈负增长趋势、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人口增长模式发生逆转的人口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会产生长远、全面、系统的深刻影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指出,人口再生产是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物质变换关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口再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马克思的人口再生产理论启示我们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升人口质量,应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新时代生育友好型的婚育文化。

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动力理论探讨

人口负增长,既是世界性现象,也是人口现代化的具体表征。作为全球人口发展史上形成机制最复杂、影响面向最为广泛、经济社会后果最有风险意涵的变化过程,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规模巨大而又独具深刻性的人口变动格局。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人口国情,该颠覆性人口变革势必挑战现代化的既有动力体系,重塑世界现代化新格局。西方现代化动力学说忽视了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价值追求,在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与国家治理等领域也存在关于“人口现代化”的多重悖论。各国实践表明,国家关于人口负增长的基本立场、价值品格与发展历程,为人类文明现代化创新动力提供了新的可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中国式现代化动力与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效应不再是西方国家建设逻辑上的竞逐富强,而是勾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自觉型人口现代化的新图景。构建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体系,即以人口负增长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任务、探寻中国式风险与新安全格局,并且创新与释放中国式现代化红利,既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也将为21世纪全球人口负增长的持续繁荣贡献中国动力。

人口年龄结构模型和它的应用

提出了人口年龄结构模型——以年龄为自变量、累计的年龄百分比为因变量的函数形式,通过使用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对模型的验证,表明模型是成立的。累计的年龄百分比模型经过两次对数变换后,可以表示为线性函数的形式。以这一模型为基础,进一步构建了人口百分比、前后两次人口普查对应的年龄人口百分比之比等数学函数的表达式。在使用人口普查资料检验时发现,模型虽然能很好地拟合累计的年龄人口百分比曲线,但当人口的年龄波动较大时,年龄百分比模型的残差就会变大。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函数要准确表示一般的年龄人口百分比是做不到的,若没有其他数据支持,根据一次普查的数据要全面准确判断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判别普查数据的报告误差,把普查数据拆分为估计值、偏离值和误报三部分,这里的估计值就是年龄百分比的模型值。本研究证明,在封闭人口条件下,年龄偏离系数(偏离值与估计值之比)是个常数。利用这个性质,可以用两次普查的百分比模型值计算实际人口的年龄存活率,并通过估计年龄偏离系数,估计出普查的误报。利用上述模型,本文估算了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年龄误报情况。根据估算1982年7—91岁的年龄误报有683万人,年龄误报率为6.74‰。由于年龄误报,一些年龄的报告人口比估计的实际人口多,它们主要出现在中青年期,即青年期(24岁和25岁)和中年期,共计340万人,而一些年龄的报告人口少于估计的实际人口,它们主要分布在青年期(17、18岁和21岁),共计342万人。

The Impacts of Lower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s Experience

China i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in the world.The total Population o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in-creased from 540 million in 1949 to 1.18 billion by the end of 1993.China adopted a population policy by namc of"controlling population growth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human resources',which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pcoplc.The overw 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recognized the necessity for implementing th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me not only for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but also for the benefits of their own familie cs.

基于性别公平视角的中国老龄公共政策评估探究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宏观背景下,老龄公共政策是指国家或地方针对老年群体的多种特殊需求所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总和。老龄公共政策通常应以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及其相应需求为依据而制定和实施。当下,中国老龄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性别特征,突出表现在老年人口的女性化趋势,老年女性较高的独居概率、较低的经济独立性与较差的健康状况,及其在城乡和年龄维度上的内部分化。然而,相应的老龄公共政策却未对老年群体的性别差异予以充分重视。研究发现,老龄政策中的性别视角较为有限,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关注不够,且重效率而轻公平。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性别公平视角的老龄公共政策评估分析框架,从老年人口生活现状中的性别因素出发,通过考察为老服务、养老保障和老年医保三大领域,探究了老龄公共政策在性别公平方面的突出挑战及其成因。当前,中国老龄政策体系面临着养老照料不充分、经济保障不到位、医疗资源不均衡等现实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化,以性别公平视角推动老龄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将有助于改善老年女性的现实处境,并促进性别平等。

人口转变过度论——人口负增长下对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再思考

根据世界人口发展新趋势,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转变过度理论,并认为当前人类人口转变远未完成。随着各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人类人口发展表现出“较低出生率、较高死亡率、负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并正逐渐由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蔓延,我们将这一人口发展模式称为“人口转变过度”。首先,人口转变过度这一人口发展特征的存在意味着传统人口转变中出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并不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最终形态,但人类社会又不可能永远处于人口负增长的状态下,人类自身再生产水平终将会回升到更替水平左右,因而人口转变过度又可以分为“人口转变恶化”和“人口转变回归”两个子阶段。其次,虽然人口转变过度是在传统人口转变基础上形成的,但与传统人口转变存在明显差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口发展阶段,最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持续负增长。再次,人口转变过度形成的原因在于维持高生育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是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人类走出人口转变过度的关键是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并长期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左右,这依然要有赖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后,世界各国人口转变进程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未来部分国家在某一时期实现人口再生产水平回升至更替水平,率先走出人口转变过度,但整个世界要完全走出人口转变过度也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上述认识为理解过去及未来人类人口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以积极老龄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基本面,积极老龄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通过理论思考和数据分析,从系统认识积极老龄化的科学内涵、科学研判中国式现代化对积极老龄化提出的迫切要求、准确把握以积极老龄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三个层面,讨论积极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积极老龄化需要为谁积极、谁来积极、积极什么、如何积极四个问题进行了重点思考。当前和未来的长者不仅是人力资源,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积极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都应以人为本,通过健康、保障、参与三条支柱,发挥长者的(非)生产性潜能,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非农就业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现代化——英克尔斯命题的再验证

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以英克尔斯“现代人”命题为基础,构建了“生产方式—劳动场域—个体现代化”的分析框架,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2018数据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与GPSM),揭示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现代化的过程及机制。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显著提升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现代化。在劳动场域内部,非农就业通过工作内容与工作关系上的管理控制实现个体现代化的规训,通过显性收入与隐性权力的回报激励实现个体现代化的赋权;在劳动场域外部,非农就业对农业转移人口现代化的提升作用在国有部门、稳定就业中更为凸显。非农就业作为一种现代生产经历,总结其对中国国民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影响作用,对总结中国式现代化伟大经验、丰富现代人理论具有一定贡献作用。

中国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复杂性特征分析

借助社会网络等非正式制度方式实现再社会化是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对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其网络结构特点,也将为进一步研究流动人口再社会化过程提供理论基础。采用深圳市流动人口专项调查中的整体网络数据,借助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乡城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与讨论网络的复杂性特征。在乡城流动人口社会网络中广泛存在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特征。复杂性科学可以为分析诸如乡城流动人口这样的复杂系统提供有效方法,也是拓展复杂性科学,尤其是复杂网络应用领域的有益尝试。

人口健康测量与大数据标准研究回顾

建立健全健康信息标准体系是医疗健康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其中数据标准是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健康数据标准与模型和医学术语系统两大部分对世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健康数据标准方法进行梳理,并从大数据研究视角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的健康数据标准化提供借鉴。

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对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过去的20余年里以年均超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然而在城市化主要依靠人口乡城迁移推动的模式下,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日渐显现。文章通过年龄移算法描述了乡城人口迁移流动的年龄模式,发现我国农村人口乡城迁移概率随年龄的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然后,文章分析了此种年龄模式形成的原因,认为制度是影响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变迁的缓慢性以及路径依赖决定了短期内我国人口乡城迁移年龄模式的稳定性。基于此,文章预测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提高将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年度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将显著低于过去一个时期,对未来10-20年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预期未可过于乐观。针对这一结论,文章建议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应完善社会融入机制和提升城市化质量。

区域研究中的常用人口预测模型

人口是一国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准确的人口预测是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区域发展规划的基础。文章以甘肃省为例,介绍了线性回归模型、马尔萨斯模型、Logistic模型和GM(1,1)模型在人口预测中的应用,包括模型的建立、参数的求解以及精度检验,并分别用这几种模型对甘肃省2006—2020年的总人口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几种模型的拟合精度都比较高,预测值比较接近,取几种模型的预测平均值作为甘肃省总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几种模型的平均预测结果为:2010年甘肃省总人口将达到2745.84万人,2015年将达到2840.91万人,2020年将达到2934.23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