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CFPS2018数据

家庭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降低了贫困脆弱性,但是这种缓解作用并不持续,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即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最优限度,在限度范围内进行家庭教育支出能够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越过限度则会提升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需要降低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以及提高教育的社会回报,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积极功效。

多维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女性生育代价--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问题与人口结构亟待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但生育率却依旧低迷,生育代价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和量化这一概念,弥补既有研究在非劳动就业方面关注度欠缺的不足,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生育行为对女性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和状态的冲击作为识别框架,对女性的生育代价进行更为综合的定量估计。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依次是家庭赋权、就业剥夺和家务工作;第二,生育行为将导致女性多维相对贫困剥夺总得分增加0.031,使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几率比增加83.1%;第三,在具备不同教育程度、户籍和家庭生产活动特征的个体间生育代价具有异质性。本研究为理解女性生育代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

我国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CSS2006-2021的分析

近年来,超时工作备受社会热议。根据传统劳动供给及相关理论,在社会变迁、经济转型背景下,本文利用CSS2006-2021数据和交叉分类(分层)随机效应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将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变化趋势纳入由宏观社会进程和微观生命历程构成的时间框架中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1年间,我国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比例明显下降,2011-2021年间该比例波动较为平稳;并且,这种变化主要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效应,而反映劳动力代际更替的队列效应并不明显。传统劳动供给及相关理论所涉的市场工资、人力资本、户口及就业身份、社会保障等因素对我国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可能性仍存在显著影响,并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但队列效应并不显著。总之,2006年以来,宏观社会经济的时代发展是驱动我国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主要力量。

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与“首孩”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多子女家庭内,家庭内部教育资源普遍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利用2010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多子女家庭中教育获得的“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结果显示:(1)末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高0.883年,存在显著的“末孩优势”效应;(2)首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低0.535年,但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存在显著的“首孩劣势”效应;(3)“首孩劣势”与“末孩优势”存在世代差异,该效应在1978年后出生的个体中具有显著性,而在1978年以前出生个体中不显著;(4)分位数回归表明,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优势”只在较低教育阶段显著,在较高教育阶段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较高教育阶段禀赋效应抵消了排行效应。政策设计时,应加大对多孩家庭的外部教育资源支持力度、提高养育教育成本补偿的精确性,进而缓解家庭教育资源约束、优化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

家庭规模收缩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单位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首次跌破3,家庭规模小型化已成为当前我国重要的人口特征之一。以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2010—2020年间家庭规模变动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与以人均GDP表征的城市经济水平存在同向变动关系,但这一关系在不同区域、不同人口增长速度的城市间具有异质性;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庭规模收缩通过抑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加重城市养老负担两条路径阻碍城市经济发展;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只有当家庭规模收缩到一定程度以后,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才逐渐由“促进”转为“抑制”,且随着家庭规模的进一步收缩,这种抑制作用还会进一步增大。

社会分层视角下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研究--基于CEPS基线数据的分析

中国家庭竞争性地参与到校外补习、兴趣班、特长班、夏令营等结构化校外活动,成为扩大教育结果不均等、增加家长焦虑的来源。文章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为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安排特别是结构化校外活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的阶层差异明显。具体而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更倾向于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进行精心策划和安排,参加各类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比率更高,每周用于校外作业、参加辅导班的时间也更长,用于结构化校外活动的经济投入也更多。相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更缺乏规划,在结构化校外活动的参与广度、参与强度和资金投入度上均处于劣势,用于非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时间则较多。

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和2016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村女性的就业促进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显著的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进一步讨论发现,确权因婚育状况、人力资本和工作经历的不同而对农村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未来确权工作中应注重土地经营权确权中的性别差异,考虑农村女性就业需求的多维度因素,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整体福利水平。

我国人口初婚风险影响因素及其变迁--基于CGSS2010的研究

初婚是婚姻历程的起点,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必然经历的重要人生事件之一。个体初婚事件的发生不仅由其个体条件所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家庭特征、社会变迁的影响。本研究将影响因素分成三个层面:个体层面(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层面(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层面(区域、城乡、迁移)。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我国人口初婚风险的因素及影响因素的时代变迁。Kaplan-Meier方法显示,不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的群体,其初婚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过程性特征,并且对数秩检验表明各个层面的因素对初婚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出生队列的COX风险模型表明,个体层面中教育对初婚的推迟效应彰显;家庭层面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初婚的影响逐渐突出,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度变弱;社会层面中,区域间的差异对初婚的影响增加,农村和城市婚恋观相近,户口作用不再明显。

省际视角下社区医疗资源及其利用对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的影响——基于CLHLS死亡样本的实证分析

不同于西方的纵向阶段式发展,中国医疗资源发展的省际空间差异造就了我国水平式结构性临终地点分布特征。基于此,本研究运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死亡样本的微观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省级层面宏观数据,从省际空间视角分析社区医疗资源及其利用对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及其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因素对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具13%左右的解释力度;中国城市省级社区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供给及合理利用对老年人主动回归居家临终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为资源供给与利用的双重推进;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居家临终行为则多为医疗资源缺乏下的被动选择,对社区医疗卫生资源的充分利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主动在家临终行为。此外,社区医疗资源及其利用的优化能够通过增加高收入家庭老年人主动临终家庭的概率,降低城市老年人临终地点分布的收入效应,进而置换出部分稀缺的医院医疗资源;而农村地区的社区医疗资源及其利用则有利于弱化失能程度对老年人临终地点的影响,减少农村失能老人的被动居家临终,增加其利用医院医疗资源的可能性。

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

Lee-Carter估计模式推算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死亡率的研究

死亡率的估算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本文运用Lee-Carter模型对农村分性别单岁组的死亡率数据进行建模,预测出农村人口死亡率与期望寿命的发展趋势。

中国家庭的代际同住及其驱动机制变迁——基于CHNS 1991-2015的九期调查数据

利用CHNS 1991—2015跨度2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观察中国家庭代际同住的变迁。发现在这个时期内,老人与子女的同住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位迅速下滑,但在2000年后停止下降并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个体和时期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老人的健康和婚姻状况是对代际同住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同时它们的效应也会随着时期发生变化并在城乡老人中显示出不同的模式:早期处于虚弱状态的城市老人更可能与子女同住,但到2015年更健康的城市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高;早期有配偶的农村老人更有可能与子女同住,但在近期无配偶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高。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过去20多年间,城市家庭的代际同住主要是由需求主导的,并且由更多的向上需求驱动转向了更多的向下需求驱动。而农村家庭的代际同住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其表现为价值规范的约束在减弱而向上需求的驱动力在增强。

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的男性失婚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CMGPD-LN)

当前我国人口性别结构长期失衡的状况加剧了男性婚姻挤压,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大龄未婚或终身不婚问题突出。研究历史能够对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利用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和logit回归模型,研究了1749～1909年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的男性失婚问题。研究发现:超过20%的30岁及以上男性仍未结婚,大约15%的男性终身不婚;包括个体、家庭、亲属关系和地区在内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共同决定了男性的婚姻状态,年龄越大、有残疾、无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大,父母一方或双方在世、父亲或叔伯有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低;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同样决定了未婚男性的居住模式,年龄越大、有残疾、父母不在世的男性独住的机会比率越大,叔伯有职位的男性独住的机会比率越小,分家是导致未婚男性独住的重要事件。

生育事件与生育保险对中国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一项来自CHNS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了解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城镇女性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情况,并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和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生育事件和生育保险政策对城镇女性就业和就业形式的作用。研究发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城市和县镇女性就业率都在下降,县镇女性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尤为突出。实证检验表明,生育事件对城镇女性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孩子数量、家中是否有0-2周岁婴幼儿、初育年龄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生育保险政策显然有利于政策范围内母亲的工作保护和提高工作连续性,但是,对于城镇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起一定负面影响,它不仅降低城镇女性的就业,还促使更多县镇女性采取非正规就业的形式,这验证了古典劳动经济理论的观点。为了消除生育的负面影响,并提升生育保险政策的就业保护作用,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和成本分析方法提出了相关改革建议。

广东省在业人口职业结构时空变迁:1982-2005

本文通过对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的整理,分析了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职业结构时空变迁的趋势,研究发现,广东省职业结构变迁的特点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区域发展差异有显著相关。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广东省职业结构优化的对策。

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背景,选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结合我国当前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背景,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长期护理保险对我国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改善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效应在性别、婚姻状态和孩子数量层面存在异质性,即长期护理保险对男性、其他婚姻状态和少子的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改善效应;并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长期护理保险会通过增加代际经济资助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改善效应。研究建议:加快推进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进程,并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范围,将城乡居民纳入到保障范围内。

基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跨度14年的5期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检验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居住安排与社会变迁过程。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意愿、居住在机构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比例随年龄升高则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时期效应看,老年人的独居意愿随时期推进先上升后保持平稳,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先下降在2014年出现缓慢上升趋势。随着队列年轻化,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概率缓慢上升后保持平稳,希望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年轻队列中又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希望独居和机构居住意愿均高于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和失能老年人更希望和子女同住。本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随着年龄、时期、队列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安排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和婚姻状况差异,促进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的实现。

西南边境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CMDS2012-2018数据的分析

基于CMDS 2012-2018和年鉴数据,本文采用Arcgis可视化和Stata回归分析可知:空间分布上,边境县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走低,与内地呈“剪刀差”趋势,局地分为“虚空化型”“稳定型”“波动型”和“聚集型”;经济聚集高于人口聚集的县域居留意愿更高。人群分型上,边境县域多吸引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流动范围上,迁入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迁出以向东部跨省为主。影响因素的历时变化上,个人社会特征作用方向不一致,呈“乡迁城”“低文化”和“家庭型”,但经济与社会融合变量作用相对稳定。其政策寓意在于:“经济人”“社会人”属性共同作用于该群体的居留意愿,“逆虚空化”政策调适需推动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

农地确权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权理论揭示出产权明晰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先决条件。针对当前我国仍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现实背景,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数据,系统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显著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农业就业的概率及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农业投资与农地流入是重要的影响机制。在克服农地确权内生性及选择性偏误问题后,文中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基于不同农地产权实践环境的异质性讨论得出,所在村庄发生过农地调整、进行土壤改造、具有较高农地资源禀赋均会强化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业就业的促进作用,而所在村庄为大中城市郊区则会削弱农地确权的作用效果。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美貌溢价——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8年CLDS数据,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分析相貌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美貌溢价,且相貌对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各维度影响显著,并呈现出性别差异。进一步研究美貌溢价的传导途径发现,相貌主要通过影响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其中非认知能力对市民化的影响作用高于认知能力,认知能力的影响力高于外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