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积极老龄化策略:认知转向、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人口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面临的基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问题。以规模巨大与进程快速为特点的人口老龄化是我国近百年内将要持续面对的人口新常态。积极老龄化策略是应对这一人口新国情的优选方案,需要从认识面、事实面与实践面出发,厘清我国积极老龄化在理念、内容、价值、主体与模式上的认知转向,研判当前及未来老龄化社会面对的人口形势、保障压力、文化冲突、个人发展等现实挑战,有针对性地从优化多面向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完善保障养老体系、重塑社会爱老文化以及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素养五个面向提出策略措施。我国实施积极的老龄化发展策略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老龄化社会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适应人口变化趋势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应然选择和必然之路。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叠加长期存在的“城乡倒置”现象,使得农村地区已有近1/4的区域率先进入超老龄社会,其共同面临劳动力与人才老化、乡村发展能力弱化以及养老服务需求增加的现实挑战。为应对挑战,超老龄农村依靠尚存的人口机会窗口与内生的资源禀赋维系发展。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外部资源输入的方式支持乡村发展,以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弥合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差距。然而,内生资源形塑的区域差异与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整齐划一”的发展模式导致的匹配“错位”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并最终达成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本研究从保障基本、深入发展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契合超老龄农村不同的发展基础,探索适合超老龄农村的乡村振兴道路。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挑战

纵观全球,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具有普遍性和阶段性特征。对中国而言,随着由乡入城人口的地域流动,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不断演变,呈现出“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高老、农村弱老”的特征,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积极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需从建设人才队伍、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提高老年人生产生活质量等方面着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住有所居”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非正规产权房的视角

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在城镇安居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内容,探索影响其定居城镇的决定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住有所居的视角出发,探讨非正规的产权住房--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小产权房通过其价格低廉化和在购买后形成的事实性占有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但在现实中仍应高度警惕和重视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完整市民化和正规房地产市场健康运作带来的诸多负面挑战;第二,小产权房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锁定”效应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在法律意识淡薄和对廉价住房需求高的“初中”“收入低”“老一代”流动人口群体中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说明经济地位偏低和法律风险感知能力弱的流动人口在面对小产权房的低廉性时更容易作出“非理性”选择。这一结果预示着提供可负担的保障性住房和稳定城市住房价格,将附着在小产权房上的“廉价保障房”功能剥离开来,可能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行之有效的方式;同时,在治理和整顿存量小产权房时,要对蜗居其中的弱势流动人口群体予以充分的人文关怀,找寻保障弱势流动人口群体的住房权益与解决小产权房问题之间的平衡点和兼容性。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人口规模对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方面影响,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结构、经济规模、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四个维度上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力资本规模优势,但也面临人口结构转换问题;其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再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纵深优势,但也面临更加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治理能力优势,但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进一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以优化人口发展应对人口结构转换问题,要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要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衡,要以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以适应复杂治理场景。

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人口学前瞻与优化青年人口发展

从当年梁启超发出历史呼号“少年强则国强”、李大钊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到如今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出时代强音“青年强,则国家强”,显示了一脉相承的青少年与国家发展联系紧密的认识逻辑。本文回顾和界定了青年及青年人口学的内涵,认为青年可定义为“风险型人口”和“资源型人口”两大类,继而讨论了“青年强”的三重含义,即青年人口储备充足、青年人口素质卓越和青年人口红利丰厚,充分诠释了“青年强,则国家强”时代命题的深刻内涵。概言之,人尽其才则“青年强”,才尽其用则“国家强”。本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阐述了我国青年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突出表现为:中国未来青年人口数量将长期处于缩减状态;青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健康素质和思想素质都有待“提质增效”;就业不充分,青年人口红利没有被充分释放。因此,要优化青年人口发展、进一步增强青年力量,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强化青年人口储备、优化青年人口素质、极化青年人口红利、激发全人口活力。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建设适宜青年生存与发展的青年友好型社会极为必要,把解决青年问题作为解决低生育率等社会人口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迫在眉睫。

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研究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集聚态势变化将使不同区域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发生变动。应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不仅可以模拟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模拟政策效应,分析不同政策方案对京津冀人口增长态势的影响。模型不仅纳入了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众多参数,厘清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系统内要素的反馈过程,还依据北京疏解产业产值比衡量疏解政策强度并设计了政策参数,模拟了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以及技术进步方案下京津冀的人口增长趋势。应用灵敏度检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不同政策方案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而言,政策实施后随着产业转移与区域内劳动力集聚态势变化,北京未来常住人口规模将下降,这可以缓解城市的资源承载压力;天津、河北的劳动力供给则有所增加。在人口结构方面,政策实施后北京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提高,天津、河北的人口老龄水平虽然在中期会降低,但是在远期则会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技术进步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有效地调节城市人口增长。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京津冀各地应依据人口增长的趋势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的政策,不断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实现区域人口合理分布、经济发展、生态安全的目标。

中国城市群的发展测度:基于19个主要城市群

中国城市群研究主要基于地理学的局部视角,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考量不足,对中国城市群整体发展规律的把握也有所欠缺。基于对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分析,从要素集聚度、发展活跃度与可持续性三方面总结中国城市群的整体发展状况,并利用熵权TOPSIS、Dagum基尼系数对各城市群的综合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与分解。从总体上看,主要城市群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但经济带动作用有所下降;从城市群之间的差异看,主要城市群的发展差异始终凸显,优化提升类城市群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发展壮大类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间的差距相对较小;从城市群内部的差异看,主要城市群内部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且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有所增强。

托育服务补助制度:理论逻辑与可行性分析

儿童照顾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社会投资属性,儿童照顾的责任和成本应当由家庭和国家共同承担。在家庭照顾资源减少、托育服务供给有限、养育成本高企的背景下,国家应当建立托育服务补助制度,以降低家庭照顾儿童的成本,并增加有效需求以促进社会化托育服务发展。通过建立适合于全国和各地的估算模型,基于对未来0~2岁婴幼儿人口的预测和适度补助标准,估算2024—2035年托育服务补助制度的财政资金规模发现,这项制度的财务成本可以承受。为此,建议政府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行这项制度,同时健全人口动态监测系统,采用多种补助形式,实行托育服务补助申请制,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和引导。

科学认识人口新形势 推进东北全面振兴

2023年9月7日,在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主持召开了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东北全面振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推动东北振兴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牢牢把握东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加大支持力度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强化东北的战略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加大对东北高校办学支持力度,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东北全面振兴。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东北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东北地区是我国最先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也是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地区,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老龄化加剧、城市人口收缩等人口问题提前显现。同时,东北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基础雄厚、教育资源丰富、城市化水平较高、生态环境良好、集体主义文化浓厚等方面的优势。东北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要保持适度人口规模,持续提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强化人才政策,优化人口布局,引导人口流动迁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东北地区人口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在黑龙江省主持召开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并强调指出“要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东北全面振兴。”人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东北三省在人口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由于较好地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东北三省率先进入超低生育水平,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不足、老龄化与少子化加剧等人口问题提前显现。在新的人口形势下,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加社会福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解决东北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出发点和必由之路。

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人口“数量-质量”转换、经济增长与养老金可持续性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但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劳动占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等问题开始影响养老制度可持续性。本文从人口数量-质量转换视角,先建立数理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养老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再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不同老龄化程度下人口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结果,最后以2001—2022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剔除西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人口数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口质量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质量提高会缓解人口数量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即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人口质量提高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3)人口数量-质量转换可以增强养老金可持续性。无论以教育投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是父代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还是行政性政策的结果,人口质量的提高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养老金收支平衡。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动力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创业扶持和产业转型等方式为提升回流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地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城市群建设视域下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多维探析——基于重庆主城都市区的调查

现代化城市群建设引领区域高水平协同共建,对周边各族群众产生典型的“磁吸效应”。城市中各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上升既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现实空间。文章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依据三种社区生活模式,对嵌入式社区环境、渐进式文化交流以及互助式社团生活展开深入探讨。引导城市中各族群众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现代化水平,实现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在人口流动融居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

我国人口流动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对乡村转型的影响

乡村人口流动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转型和社会变迁最具解释力的现象,因为它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而且是城乡各种体制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并呈持续增长态势,但进入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农业补贴政策、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一系列促农政策的出台和国家关于乡村发展战略的优化,乡村人口流动的相关指标值也在发生着阶段性的变化。为了梳理这种变化趋势及特征,以国家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和课题组实证调查的数据为依据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乡村人口流动呈现出阶段性变化新趋势,其带给乡村的影响已经从原来的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显性问题转移到乡村转型中的结构失衡问题上来,由此也带来了对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角色和功能重新定位问题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政策,以促进乡村人口流动在乡村转型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湖南省人口变化特征分析与国土空间规划应对策略研究

人口结构变化正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资源的发展方式,研究人口结构变化特征,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与趋势,提出国土空间规划应对策略,对促进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湖南省近十年人口变化特征,提出了面向人口变化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策略。结果表明:(1)在规划响应机制方面,人口规模变化驱动规划需求、人口结构变化影响设施配置、人口城乡分布影响城乡格局、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平衡。(2)在人口变化特征方面,湖南省人口规模呈负增长趋势,人口结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明显,城镇人口向主要的交通干道与经济通道集聚,人口流出规模与比例呈扩大趋势。(3)针对人口变化特征,国土空间规划应对策略包括分级分类引导、优化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强化城乡融合动能和提高产业发展效能。

老龄社会健康风险与韧性治理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增速快、水平高、差异大和结构稳的显著特点。老年群体健康问题凸显,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治理议题,传统治理模式效果欠佳,需要引入韧性治理以快速、积极和高效地应对风险冲击和挑战。中国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是在人口老龄化迅速加深和老年群体健康问题显现双重叠加下产生的,以老年人健康问题为核心,给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损失性和复杂性的多维风险,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全人群全周期性等特点。为此,老龄社会健康风险的韧性治理需要以老年群体韧性实现的动态过程为核心,以全人群全周期、动态调适和分类管理为原则性理念,以过程管理为主要手段,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基本结构,以预防、减轻和化解健康风险及其后果为根本目标,化危为机。未来,中国在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治理上还需要坚持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视角,为健康老龄化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建构与实证研究

老龄社会治理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构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对推进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老龄社会治理内涵,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治理、老龄社会应对举措以及学术界相关研究,从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和治理绩效四个维度逐层分解形成了包含15个要素层和65个指标层的指标体系。本文采用AHP-熵值法计算指标体系权重并对全国老龄社会治理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间和区域内老龄社会治理水平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耦合协调性分析发现,我国老龄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普遍偏低,治理主体发展滞后是制约老龄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为此,要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提高老龄社会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