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绩效

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城市数据,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经济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绩效的提升,数字经济则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即促进效应,二者的叠加效应最终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绩效起正向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叠加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城市化水平异质性及城市活力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经济的叠加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者技能和数字技术水平来提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绩效。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妇女生育率快速下降,也预示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在一定阶段明显加快。本文回顾了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过程,描述了以往不同时间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口的状况和特点,并对未来50年中国人口和老龄化进程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22—2036年是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37—2051年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52—2063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迅速递减,从2056年开始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老年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从2068年开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会在0附近波动,而且会长期保持下去。尽管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会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将大幅度减缓,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和老龄问题带来的压力。总之,未来30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的关键时期。然而,与“30后”“40后”父母相比,“50后”“60后”“70后”父母现有子女数大幅度减少,家庭养老将难以为继,未来社会养老将面临巨大压力。

数字时代的老龄社会:特征、机遇与挑战

认识数字时代的老龄社会,是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相交叠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共同要求。媒介的即时性、信息的广泛性、过程的互动性、参与的便捷性、行为的数据化是其中的重要特征。由此带来了数字技术提供科技支撑,社会参与更加便捷多元等新机遇和治理对象复杂多元,数据协同机制缺位等新挑战并存的新局面。为此,应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的治理理念,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将数字技术嵌入公共服务全过程,促进数字经济与银发经济融合发展,建设智慧、集约、协同的养老服务平台,以数字技术促进积极老龄化,整合、开放、开发老龄数据资源。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明在拥有巨大人口规模形成的超大市场和充沛的劳动力供给且国土广袤的前提下,各个空间单元(行政区域)可以根据自身禀赋优势和人口规模,在国内大市场中选择更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即专业化和多样性,从而实现区域产业分工协调发展,如此便能够在总体人口负增长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异明显的状态下,保持全国产业体系完整和基础性产业丰裕度提升。这一结果充分证明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各个区域合理的分布使我国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和产业体系完整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当然,人口规模回旋空间效应的释放不会完全自动形成,需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要素流动,破除行政壁垒;人口需要朝着规模稳定、素质提升、结构均衡、分布合理和世代赓续的高质量发展方向和轨道转变。只有人口高质量发展才能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更多的新动能。

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PSM)等方法实证分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以及生育支持条件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相对较低,平均只有14.1%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而低学历育龄人群有18.4%愿意生育三孩。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与已育二孩的性别结构有关。已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一儿一女的高学历育龄人群愿意生育三孩的比例分别为12.3%、16.0%和13.9%。家庭收入水平对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收入门槛效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收入对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关系,家庭收入水平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大,对家庭收入为11万元以下和36万元以上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较小。相对于没有托育服务的高学历育龄人群而言,政府而非市场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显著增强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政策启示在于:一是提高中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不能把过高的期望寄托在高学历育龄人群,尤其是已育有两个孩子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二是提高已育两个孩子高学历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水平,重点关注已育两个女儿且家庭收入为11万元-36万元的高学历育龄人群;三是降低高学历育龄人群三孩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强生育支持政策评估,进一步完善高学历育龄人群的生育休假政策和生育三孩家庭的收入补贴政策,优化高学历人群的延迟退休政策,消除高学历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仍然是激励高学历人群生育三孩的重要举措;四是政府主动承担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为育龄人群提供低价优质的托育服务,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三孩生育激励效应。

生育意愿存在同群效应吗?——来自中国社区的经验证据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研究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对生育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讨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大多假设个体为一个“独立”的决策者,并未充分考虑周围群体的行为决策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而在“心理效应”以及“学习效应”的作用下,个体的生育意愿也可能会受到他人行为决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同群效应。本文基于研究假说,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对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社区平均生育水平会对个体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个体的生育意愿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同群效应。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缩减样本范围以及更换模型的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重新估计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及显著性与基础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实证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在城乡归属、年龄阶段以及婚姻状态不同的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首先,从城乡差异来看,由于乡村地区的社区居住形式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使同群效应对乡村个体的生育意愿所带来的边际影响要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其次,从年龄差异来看,受到性格特点以及所处人生阶段不同等方面的影响,年轻个体的生育意愿所表现出的同群效应要弱于年龄较大的个体;再次,从婚姻状态的差异来看,由于在婚个体考虑生育的可能性更高并且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关于生育决策的社会舆论压力,因此其生育意愿所表现出来的同群效应也要明显强于未婚等其他婚姻状态的个体;最后,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认知水平以及对信息获取渠道的倾向会对其生育意愿的同群效应产生明显的调节效应,即当个体的认知水平较高或者个体将互联网作为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时,其生育意愿所表现出的同群效应会相对减弱。为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社区可以尝试建立社区内部的生育信息交流平台,同时政府也应建立关于生育的舆情追踪监测机制,及时把握和干预社会中有关婚育的舆情动态,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对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

银发经济的发展机遇与方向

发展银发经济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面临养老需求缺乏市场细分、养老服务供给性短缺、专业护理人员匮乏和流失等问题。对此,借鉴国际先进养老经验,我国应培育和激活养老有效需求、重点发展养老服务业、大力倡导发展自由舒适的机构居家化养老,助力银发经济高水平发展。

房价上涨是否推迟了初婚年龄?——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价”与“婚姻”是大众热议的民生问题。构建婚姻决策理论模型,探讨房价对结婚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房价上涨对居民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每上涨1%,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增加1.108岁;房价上涨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对城镇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农村地区居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发达地区居民;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村地区男性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受教育程度对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养老服务的均衡发展

党的二十大将实现养老服务均衡发展摆在了突出位置。在以均衡治理原则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格局下,老龄化国家战略再次升级了养老服务在格局、空间、模式、性质、内容五个方面的均衡关系。然而,由于多重原因,目前我国养老服务均衡发展中存在保障对象收入差异的起点非均衡、准入条件欠缺灵活的过程非均衡、运作机制维持困境的结构非均衡问题。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背景下,亟需实现养老服务的结构优化、功能提升、内容提质,并需重点关注:一是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化的基础环境已初步形成;二是科学把握城乡区域人口老龄化分布格局趋势;三是改变现有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的基本理念;四是区域一体化是基本养老服务均衡化的重要步伐;五是坚持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国统筹的基本思路;六是建立新型的基本养老服务事权格局。

数字时代的“老有所乐”:互联网使用与城市老年人休闲生活质量

更高质量的休闲生活是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议题,也是衡量老年群体健康福祉的关键指标。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基于网络增益效应的理论视角,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休闲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休闲活动可归结为成就型、怡情型、娱乐型、闲散型4种基本类型,且以娱乐型和闲散型为主。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城市老年人的休闲生活质量,使用互联网的城市老年人拥有更高的休闲频率与更多的休闲品类,并且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老年群体参与成就型与怡情型等发展型的休闲活动。社会资本在互联网使用与城市老年人休闲生活质量的影响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城市老年人的社会资本进而促进休闲生活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休闲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来自东部地区及相对低龄和低经济社会地位的城市老年人从互联网使用中获得了更高质量的休闲生活。研究成果对深入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和开发老年休闲消费市场均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测度——基于收入与闲暇视角

中国生育政策放开后生育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居高不下是其重要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表明党中央对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高度重视。制定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以合理测度家庭儿童养育成本为基础。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目前相关研究对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测度关注不足。为此,本研究借鉴现有对儿童间接养育成本的测度方法,将间接成本细分为收入损失成本和闲暇时间成本两部分,构建不同孩次的儿童间接养育成本测度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对女性而言,以2020年价格水平估算,生育一孩导致月工资收入下降约432元(占一孩母亲平均工资约17.1%),月闲暇时间下降约30.7小时;生育二孩月工资收入下降约289元,月闲暇时间下降约14.7小时;生育三孩月工资收入下降约172元,月闲暇时间下降约10.9小时;一孩的间接养育成本高昂,不论是收入损失成本还是闲暇时间成本,一孩的间接养育成本几乎都是二孩和三孩的间接养育成本之和。对比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CFPS数据发现: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城镇母亲儿童间接养育成本高于农村母亲;高学历母亲儿童间接养育成本高于低学历母亲,且受教育水平差异带来的儿童间接养育成本差距程度大于城乡差异;0-5岁年龄段儿童间接养育成本高于6-11岁年龄段儿童,0-5岁年龄段儿童一孩的收入损失成本约为675元/月,闲暇时间成本约为38.3小时/月;6-11岁年龄段儿童一孩的收入损失成本约为441.8元/月,闲暇时间成本约为34.1小时/月。本研究测度的结果远高于现有文献测度的中国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国家应重视家庭儿童间接养育成本,采取生育支持政策以降低儿童的养育成本,尤其是建议加大对生育一孩的相关政策支持力度,为生育率的稳步回升建立基础。

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属于夫妻共同决策,探究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引致的生育意愿变动及其内在机理,可能为中国低生育率的破解提供新视角。基于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夫妻就业分化会降低其生育意愿,与务农型夫妻相比,兼业型夫妻和非农型夫妻的平均生育意愿分别减少0.037个和0.054个。使用CMP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就业分化对35岁以下、村庄宗族氛围不浓厚的农村夫妻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抚育能力削弱和传统生育观念弱化是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农村夫妻就业分化对其生育二孩和生育三孩的行为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包容性生育政策改革需着重关注农村夫妻的抚育成本和时间顾虑,并通过营造新型生育文化,以激发农村夫妻的生育动力和情感需求。

家庭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个体和流入地多层线性模型的检验

能否揭示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机制是促进住房市场和人口和谐发展、提振生育的关键所在。在构建住房负担与流动人口生育行为关系模型基础上,采用能将流动人口微观个体和流入地宏观特征相联结的多层嵌套模型,检验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及长期居住意愿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分别按结婚时间、第一胎性别将样本分组,剖析二者关系的异质规律。研究发现:住房负担加重是流动人口生育低迷的重要原因,且流入地的人均GDP会强化其对流动人口生育的抑制作用;长期居住意愿在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住房负担加重造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和长期居住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剧生育抑制效应;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会随流动人口结婚时间长短、第一胎性别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

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母职惩罚”效应——基于动态视角的分析

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生育成本和养育压力主要由女性承担,使已育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面临“母职惩罚”,这一现象进而反过来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成为许多国家(地区)近年来出现较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已有研究显示我国女性的“母职惩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尤其在近年来出现愈发严重的趋势。但囿于数据,已有文献大多聚焦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后生育的女性,鲜有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初开始比较各时期女性生育行为对其劳动参与产生的影响,并且大多数文献主要考察生育事件的整体影响,较少关注不同育儿阶段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动态变化。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4年的生命历程回顾性调查数据重构女性在生育前后的劳动就业史,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1980年之后至少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的劳动状况在初育前后的动态变化轨迹及其在不同工作部门类型的女性间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在生育一孩后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并在生育后第2年达到最低点。生育前在企业工作并且拥有农业户口的女性受到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而生育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或务农的女性受到的影响较小。文章进一步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混合效应多分类逻辑斯蒂模型比较生育对女性参与劳动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生育队列间的差别和不同生育阶段对女性在不同工作部门参与劳动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一孩的女性,在21世纪之后生育的女性的劳动参与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相比生育前,成为母亲后的女性在各工作部门工作的机会都有所下降,但在企业获得工作的可能性最小且受到影响的持续时间最长,在其他类型的部门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仅在孩子年幼时受到影响。提升未来我国女性的生育水平需要切实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重点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同时鼓励男性多参与育儿和其他家务劳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低,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析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及生育观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在婚育龄女性平均家庭贷款金额为6.11万元,其中住房贷款占比超过80%,其他贷款占比较小;在婚育龄女性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93,其中有房贷的生育意愿为1.84,有其他贷款的生育意愿为1.97。通过使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贷款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无住房贷款相比,有住房贷款的在婚育龄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下降了19.3%。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不仅验证了基本回归的可靠性,还验证了住房贷款金额越大,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越低。住房贷款影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因为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住房贷款对生育支出具有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贷款对非农业户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大,除房贷外的其他贷款对农业户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造成这种异质性的原因是非农业户籍住房贷款金额较高,对生育支出的挤出效应更大;而农业户籍的其他贷款金额较小,有助于提高家庭当期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对生育支出有一定的支持效应。生育观在住房贷款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住房贷款通过影响在婚育龄女性生育观进而降低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中介效应占比14.03%。这是因为住房贷款能帮助年轻人建立核心小家庭,阻隔长辈传统生育观的代际传递,接受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观。为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建议全社会加强生育支持,降低生育成本;满足育儿需求,缓解女性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拓宽女性就业渠道,助力增收创收;降低房贷压力,强化住房保障支持;增加农村小额贷款供给,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国际碳税政策实践发展与经验借鉴

碳税是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有效碳减排政策工具之一。尽管国际上碳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减排成效,但是各国碳税实施路径与政策调整逻辑却有显著差异,仍存在参与碳定价机制不成熟、发展缓慢和国际争议调整机制缺失等问题。借鉴当前国际碳税制度的具体税收制度、政策设计和税收关系的实践经验,我国碳税的开征应循序渐进,与碳交易协同互补,采取“逐步拓宽”的税制设计,利用税收优惠平衡税收负担,充分参与国际碳税协调,致力于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

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学人才培养:价值、困境与路径

数字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经济学类数字化人才培育,是新时代建设数字强国、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必然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文章阐述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困境与实践路径,重点探讨了新时代下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认为在实际培养中应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体系三个方面入手,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切实提升数字教育质量,重构教育培养范式,精准对接社会发展需求,为数字中国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新时代人才。

婚姻挤压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在异性婚姻中,当两性婚龄人口数量出现较大差异时,就可能导致某种性别的人口在婚姻市场上难以找到配偶,表现为婚姻挤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呈现长时间且较为严重的失衡状态,而这些出生人群于2010年前后陆续开始步入婚姻。与此同时,中国初婚年龄推迟的速度显著加快。近10多年来初婚年龄的加速推迟与高出生性别比队列人口进入婚姻市场的时间基本一致。探讨高出生性别比队列人口进入婚姻市场导致的婚姻挤压在当今中国初婚推迟中所起到的作用,为解释中国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提供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使用多层生存分析方法匹配宏微观数据,探讨婚姻挤压对个体初婚推迟的影响。将省份作为婚姻市场的单元,检验省级层面婚姻挤压程度对个体初婚年龄的影响。婚姻挤压使用考虑了夫妻年龄差的婚配性别比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省级婚姻挤压程度对个体初婚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省级婚姻挤压程度越大,个体初婚风险越小、初婚年龄就越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婚配性别比每上升0.1,个体初婚风险降低38.43%。对婚姻市场整体而言,随着婚配性别比提高,男女双方供需失衡加剧,婚姻失配导致婚姻挤压程度提高,婚姻的可获得性降低,从而使人们进入初婚的时间推迟。婚姻市场性别结构失衡是导致个体初婚推迟的重要因素。基于婚姻挤压对初婚年龄推迟具有显著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认为近10多年来中国两性初婚年龄出现加速推迟也受到了婚姻挤压的影响。中国20世纪90年代性别比失衡不断加剧,21世纪初性别比失衡处于高位态势,因此近10多年来的婚姻挤压也在不断加剧,对初婚年龄的加速推迟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回归模型中包含的诸多个人和省级层面的经济社会变量检验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对初婚年龄推迟的作用。

育儿经济支出和育儿时间对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

随着中国进入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育儿成本对生育选择的影响受到关注。但大量研究局限于分析经济成本的影响,忽略了时间成本。随着育儿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育儿质量的重要性,进而更重视父母陪伴和家庭育儿时间。因而,分析育儿经济支出和育儿时间对生育选择的影响才能准确把握现代女性生育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育儿成本的准确估计成为分析育儿成本影响的关键,然而基于已生育群体的育儿支出直接预测未生育群体的育儿成本时,生育的自选择问题可能导致严重的估计偏差。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应用Heckman两步法回归女性育儿经济支出和育儿时间方程,消除生育自选择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并基于模型回归结果预测未生育女性的潜在育儿经济支出和育儿时间,进而分析育儿经济支出和育儿时间对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育儿经济支出的增加使女性二孩生育概率显著下降,育儿时间的增加使女性一孩生育和二孩生育概率均显著下降;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育儿经济支出对其生育选择的负向影响增大,育儿时间的负向影响减小。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相比于非灵活就业群体和超时劳动群体,在灵活就业群体和严重超时劳动群体中,育儿时间对女性生育选择的负向影响更小,表明工作时间调整灵活性的提升有助于降低育儿时间对生育选择的限制;同时,拥有较多自由时间的适度劳动群体的生育选择不受育儿时间的影响,表明工作时间减少可以降低育儿时间的约束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在进一步提供更加全面的育儿保障服务,减轻女性育儿的经济和时间负担的同时,通过对雇用生育女性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或直接经济补贴等政策促进企业为生育女性提供工作时间更加灵活的工作条件;通过为生育女性保留工作岗位、提供专门晋升通道等降低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阻碍作用;通过促进家庭内部育儿分工的重构,增加男性育儿时间等降低女性育儿成本,进而促进生育率提升。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波动解析

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口变动产生明显的影响,包括非常规的生育减少、死亡增加和迁移的迟滞。由于疫情传播的严重程度、疫情的疾病负担、疫情传播与控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民众的健康风险认知以及受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不同,一些国家的出生人口出现了模式不同的波动。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数的加速下降和波动,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推迟效应与中国出生人口数下降大趋势叠加的结果,未来两年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补偿性生育,但仍将延续初婚和生育推迟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