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生产与重构:西南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化。西南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生共荣、与自然协调发展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传统与现代并非断裂性的对立,而是互补性的统一。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西南民族的生命共同体思想、生计模式、生态禁忌等“地方性知识”体现了各民族在地化的内生秩序生产能力,指引民族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具有培育正确的生态价值取向、引导消费领域的绿色生态转型、维持生物多样性与良性文化生态、树立区域特色的大食物观以保障粮食安全、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文化自运行机制互补促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性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共同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和核心要素,具有凝聚性、关联性、归属性、认同性以及一致性等多维特性。中华民族共同性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自然生成的结果,也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形成新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涵,中华民族共同性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理论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内涵的研究,分别从“历史形成”说、“要素重叠”说、“认同”说、“类型”说、“发展”说和“原则”说等维度进行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共同性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性历史阐述高度定位和民族工作领域挑战的有效回应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究其理论渊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指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以及对西方共同体理念的借鉴与超越。理论界对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探索,主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宏观维度,以及社会机制体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节日庆典活动、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等中微观维度展开。因此,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理论体系构建、深化学科交叉、加强具象化以及实证研究。

地方性何以再生产:湖北监利“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及其启示

“玻铝大军”是生活在广袤中国的一个地方群体,是通过参与现代市场实践自下而上完成地方性再生产的缩影。“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表明,家庭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民间学徒制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价值取向,在时空变迁中展示出极强的创造性和建构性。在“玻铝大军”以“家”“群”“乡”等形式整体嵌入现代市场及现代化进程后,地方性与现代性实现新的融合,地方性由此得以重构和再生产。中国传统的地方性具有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社会文化基因和能力。

“两对关系”论:费孝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术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和夙愿。综观费孝通的学术历程,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如何让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色的大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正是秉持这种学术理念,费孝通以实地研究为基本方法,从解决好城乡关系和民族关系切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极富洞见的探索。这种探索对于当前立足中国国情,破除西方式现代化的迷思具有重要的贡献。

长期建藏与对口援藏——新中国的西藏建设叙事考论

长期建藏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对口援藏是党的一贯政策。西藏和平解放至改革开放前,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口号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对口援藏或援藏的叙事比较流行。看似简单的话语转换,反映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两种经济体制下中央关于西藏建设的不同思考与政策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长期建藏又强调对口援藏,实现了两者辩证统一,共同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西南山区民族村寨文旅融合进展、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云贵川11个民族村寨的调查

对于地形复杂、条件艰苦的西南山区民族村寨而言,文旅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和迈向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之一。在对西南山区11个民族村寨调研基础上总结了其文旅融合进展状况:文旅融合在不同民族村寨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文旅融合开发的参与主体多元化;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了民族村寨的文化传承和更新;文旅融合发展增进了少数民族的幸福感获得感。进而,基于实地调研情况剖析了它们存在的共性问题:文旅融合度还不够高、文旅融合产品单调、文旅融合内容欠挖掘、文旅融合利益分配不均、文旅融合多主体协作不够。最后,提出了深度融合、创新产品、转化内容、协调利益和增强协作的对策建议。

基于游客视角的旅游促进“三交”机理研究

旅游提供了各民族接触、了解、互动的场域,但其如何促进“三交”的内在机理还未明确。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从游客视角探索旅游促进“三交”的机理,发现:游客旅游体验、旅游满意度、旅游认同、“三交”行为具象共同构成了旅游促进“三交”的机制模型,其中,旅游满意度、旅游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地方认同)在这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旅游促进“三交”中要平衡营利性与公益性、融合性的关系,协调求异性与共同性、统一性的关系,统筹推进体验性与互嵌性。基于游客视角,可以从拓展旅游时空、提升游客体验、强化国家感知等方面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半城镇化:牧区城镇化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牧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新疆牧区形成了“择新地,建新城”与在经济中心边缘“建新区”两条城镇化路径,成为当代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新路径。调查发现,牧民选择了“以工为主,以农(牧)为辅”的生计策略,充分调动了城乡资源,实现了在城镇的扎根和发展。牧民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了城乡“互嵌”的特点,一头已经扎入了城镇社会之中,但另一头尚未从牧区社会中“脱嵌”。文章认为,牧民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城镇化”状态,将对牧区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深远影响。

档案文献所呈现的清前期在台湾地区设立土司之议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后的六十余年间,闽台官员先后五次提出仿照施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在台湾地区“番族社会”设立土司,其中康熙朝两次,雍正朝两次,乾隆朝一次。前三次均为“私议”,第四次为南澳镇总兵许良彬的奏请,虽直达“天听”,但均未纳入清政府决策程序加以讨论。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奏请在台湾地区“熟番”中设立土司,则经过户部议准、乾隆帝允行,再到闽浙总督马尔泰等提出反对并获乾隆帝支持的反复,前后历时近一年,最终被否决,相关讨论由此画上句号,此后再无人提及在台设立土司之事。本文拟通过档案文献厘清这一历史过程,并从雍正朝西南边疆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后土司制度的发展变化,结合同时期川西北“番族社会”设立“流职土司”情形,审视高山奏议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特殊历史价值。

“乡村医疗社会”的生成与显现——基于一个农村老人生病、治疗与护理的医学人类学观察与思考

乡村居家治疗与照护中的疾病不仅是科学的存在,也是宇宙论意义的存在以及在世的存在。就科学的存在而言,疾病是自然界的物质与病者的身体相遇而互构出来的一种界面,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在这个界面上实施干预。就宇宙论意义的存在而言,疾病是宇宙神秘力量的显象,需要借助秘术和民俗医疗手段进行救治。就在世的存在而言,疾病创建了以病人为核心的医疗社会,该类医疗社会是各种医学知识观念显象、具身与交流的场域,即科学的存在和宇宙论的存在在其中存在。然而,按照西方医学科学模式开展救治和护理的城镇医院则把上述诸多内容屏蔽在外。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的思考

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对于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实现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升交叉学科门类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都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相关领域深厚的理论基础、高水平的研究机构、丰富的学术成果、扎实的工作积累,已经为试点设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做好了准备。按照交叉学科定位,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当代世界等重点方向,积极培育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将极大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

从集体化到个体化:青海同仁六月会研究

仪式和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社会的变迁可以通过仪式呈现出来。在城镇化过程中,青海同仁地区的仪式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本文从仪式起源、功能和活动的村落化来分析传统的集体运作逻辑,同时从仪式实践的家庭化、神与人关系的私密化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弱化三方面讨论其个体运作逻辑。在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宗教仪式实践的变迁,对于理解转型时期的民族地区社会特征具有现实意义,也进一步推进对人类学仪式理论中关于仪式如何反映社会内部不同部分关系的理解。

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论述探析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意蕴、核心要义和实践进路等重大问题进行重要论述;它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时代性、开放性等理论品格;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的不断推进提供根本遵循。

从乡土中国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迈向一种文化转型视角的差异性共在

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与改变,可以基于一种内外关系的结构性改变而做一种细致的考察。这种改变有着其自身的内力和外部压力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内力的作用来自于作为原点参照的乡土中国长期模式的存在,在其背后有着一种文化理解意义上的根基于土地束缚的存在,但这种束缚却并非一种所谓超稳定结构的存在,而是有着其自身自我适应性的结构性调整,通过迫不得已离开土地的选择而实现生计依赖上的自我转变和适应。这里会真实面对一种乡土中国其自身所固有的封闭与开放的循环,并通过多元一体的动态模式实现其自身多样性和一体性之间的平衡。由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中国转变,要求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上从一种创造性转化的意义中去构建追求一体性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便要求一种基于文化转型的策略性应对,这同时也将是文化、艺术以及遗产之类的存在向度重新回归于大众社会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转向。

全球化变局下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

第一、二波全球化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第三波全球化,则是当代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进而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变局下,奈格里式集资本、技术与网络三位一体的“帝国”观日渐式微。主权民族国家的复兴,尤其是美国的帝国化趋势,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紧张。面对全球化变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并赓续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建设。

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1]如何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逻辑,这是编好用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试用本)(以下简称《概论》)①的关键问题之一。

非遗旅游迷思生产:从民间传承、舞台展演到文化旅游节——以鄂尔多斯婚礼为例

非遗旅游迷思是非遗旅游项目引发人们产生旅游想象而形成的旅游吸引力。在实地考察、研读史料和相关文献基础上,根据罗兰·巴特思的迷思学理论思想对民俗类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婚礼从民间社区走上文艺舞台、景区舞台以及形成文化旅游节的实践历程剖析发现:非遗旅游迷思包括本真性迷思、地方专有性迷思和神圣仪式性迷思,是旅游目的地迷思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目的地以民间社区传承为本底,将当地的仪式、乐舞和礼仪等文化元素通过文艺舞台和景区舞台展演以及举办文化旅游节等形式创新生产形成非遗旅游迷思;当地居民、政府、旅游企业与艺术团体、游客、传播媒体等多主体共同参与非遗旅游迷思生产并共创非遗旅游迷思经济效应。在新时代,非遗旅游迷思生产应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为指引,在文化本真性传承基础上不断挖掘时代元素,与旅游目的地迷思相协同并从时空与产业层面强化迷思效应。

手工艺研究的一些新思考——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流动性

当前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多关注无形文化如技艺习得与技艺传承,容易忽略手工艺发展所依托的有形之物,即物质性基础的研究。人类学整体观视角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统合了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因此,研究者应对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层面同时进行深度的考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整体性存在,还包括了流动性与可变性,它并非是凝滞的地方特色产物,其存在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与地方社会以外世界的连接与互动。

民族区域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创举——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40周年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伟大创举,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坚守的重大政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遵循。党和国家对内蒙古“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战略部署,赋予了内蒙古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发挥模范作用新使命。2024年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40周年,“与时俱进做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工作”,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

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与理智为例

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他早期的古史辨史学,尽管有理性的一面,但其个性、情感及五四运动的氛围等非理性因素,是其走上疑古反传统激进道路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顾颉刚反思其古史辨民族话语并转变疑古反传统立场,不过,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关于民族问题的谈论中,偶尔仍表现出古史辨的倾向,其中不无学究偏见和情绪化。但总体来看,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坚持以理智指导情感,实现了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其中华民族研究经历了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到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转变,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由怀疑批判转向理智的认识与热爱,从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为重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