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省区文化旅游产业效率研究——基于PCA-DEA组合模型

以提高"一带一路"18省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效率作为研究目的,构建"一带一路"省区文化旅游产业效率评价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18省区文化旅游产业的产业发展效率。测算结果表明,"一带一路"省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平均发展效率较低,综合效率均值仅为0.798,综合效率的分解显示,"一带一路"省区文化旅游产业综合效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源自于技术效率的低下。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进行"一带一路"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区位熵、城镇化对于这些省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y)、民族(Nation)、民族国家(Nation-State)辨析——一项政治学核心词汇的英语语义学研究

"族"、"民族"、"民族国家"等都是政治学中极为重要的词汇,也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它们在中文的使用中却存在极大的模糊。而在英文中,这些词汇都有确定无疑的表述。这种中英文的差异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现代政治学以及政治学语汇的西方源起属性。对这些词汇含义的精确把握不仅在理论上是必需的,在政治实践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旅游知识生产特征及演进趋势──基于CSSCI期刊论文(1998-2019)的知识图谱分析

民族旅游是重要的研究领域,国内相关文献数量较多,现有综述研究存在文献梳理不全和研究方法落后等问题,未能清晰勾勒领域知识生产的全景特征。运用CiteSpace5.6.R3软件,以CSSCI数据库收录的808篇刊文献为研究对象,从研究主体、知识基础、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对近二十年国内民族旅游的整体研究历程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民族旅游研究具有“跨学科、开放性”的特征和“轻理论、重应用”的倾向,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出现了若干代表性研究团队、研究成果、研究议题,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旅游研究领域。通过指出领域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在五个方面提出展望,以期对未来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提供有益的思路。

云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研究(1950-2010)——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是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关注西双版纳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目的在于揭示云南省乃至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规律。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借用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理论来衡量西双版纳的现代化程度;第二,结合傣族、哈尼族和布朗族三个村寨的田野调查资料,比较不同地区民族村寨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第三,西双版纳应该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有利机遇,实现现代化并最终完成自己的社会转型。

再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阅读《乡土中国》的新探索

在我们重新去阅读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时,当是以深入认识此书背后作者的写作方式为开始的,借此而成为理解乡土中国自身发展历程的一种独特方式的新发现,并寻求一种在观念中存在的乡土中国来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知识探索的独特性路径的梳理。还需要从清楚地析分出《乡土中国》一书的剖面图而去追溯此书背后所隐含着的可能的人类学原理,而这种原理的核心的核心就在于其对乡土本色的发现和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要从一种变化的语境之中去探索乡土中国自身的文化转型的发生,这自然也体现出了日益融入到了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也正是费孝通一生之中从《乡土中国》一书为开始而一以贯之地试图要去予以揭示的。

近10年(1995-2005)裕固族研究综述

1995-2005这10年的裕固族研究,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了裕固族研究的初步繁荣期,这一时期既有丰硕的成果,又有学术理论的创新,并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人才,为以后的裕固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线路遗产与现代性--以西南茶马古道为例

茶马古道是指连接中国西南部茶叶生产区(即云南和四川)与云南、四川、西藏及其他地区茶叶消费区的交通路线网络,但“茶马古道”一词的能指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自20世纪90年代初命名以来,茶马古道成为此路线遗产概念创造、分类、遗产化以及存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从学术概念发展为一个被国内学术界、官方遗产话语、市场经济以及大众文化所广泛接受的对象。本文以“现代性”作为研究框架,将茶的种植、加工、流通和消费的故事称为“流动性叙事”,认为茶马古道作为路线遗产和流动性叙事之概念化历史,与其宣称和所表征的实际历史一样重要,茶马古道的命名行为不仅识别了一件历史文物(即“茶马古道”),还形成了一个远远超出创作者初衷的实体,它也是新兴的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

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水知识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撒尼人为例

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的撒尼人,居住的地方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解决生活与灌溉用水,一直是撒尼人与大自然不断抗争与磨合的主题。2009至2010年中国西南地区干旱,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和明显。笔者对此研究的内容将包括三个方面:挖掘整理撒尼人祖辈积累的地方性水知识;分析当前撒尼人面临的与水资源保护利用相关的问题;力图在传统地方性水知识与现代技术之间找到一条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终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芋(Colocasia esculenta)的民族植物学

应用民族植物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选择中国云南和山东为试点,兼顾其他省区,开展芋〔Colocasiaesculenta(L. )Schott〕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结果表明:在云南传统栽种芋的菜园和农地被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所代替,芋在不同民族家庭中的地位也从传统作为主食变成蔬菜或杂粮;在山东已形成芋的产业化、标准化生产的格局,芋在汉族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在云南分布有芋的野生近缘种、半栽培种、栽培品种,种质资源丰富;在山东未发现芋的野生类型,以旱芋类型的多子芋栽培品种为主。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主流文化的影响,民间对芋的植物崇拜及植物崇拜文化丢失的速度大大加剧。在古朴的传统食芋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芋植物资源利用和保护的传统知识和朴素的科学内涵,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讨。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代化转型:直面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张继焦教授访谈

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或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其具体表现为: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等三大方面。从19世纪末欧洲开始认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20世纪初美国开始解释新出现的城市社会,欧美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催生和推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与欧美的经历有类似和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应该探讨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等所引发的现代化转型或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以此推进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现代化建设。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应该有可能提出一套不同于欧美的新古典理论,对此,中国学者应该拥有充足的中国道路自信和本学科的理论自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从课堂走向田野--以云南扎根式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为例

高校课程是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阵地、主渠道,深度挖掘专业课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推动专业课与思政课有机结合,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是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大学发挥学科专业人才优势,主动融入课程思政而打造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教学的实践环节。文章以在“长期建藏”政策背景下进入并扎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援藏干部口述史实践教学为例,总结该实践教学对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和对课程思政的启示,为高校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课程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族群多样性与经济增长--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综述

文章回顾了关于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一系列文献,由于研究对象、前提假设、指标选择上的不同,学者们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一开始的研究结论更倾向于认为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但这一结论没有得到后续研究的有力支持。学者们开始转向研究族群多样性和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以及将族群多样性看做内生变量,分析两者的关系。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回顾总结:一是族群多样性的识别标准、测度方法;二是族群多样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三是分析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最后为国内相关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民族文化视域下瑶族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基于广西桂林红岩新村的案例研究

通过广西桂林瑶族红岩新村的实地考察,研究发现:该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乡村旅游开发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基于民族文化视域考察该村的旅游开发现状,还存在旅游发展影响文化传承、民族集体性意识淡薄、住宿与卫生环境还需改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少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从用旅游经济促进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全面加强当地居民的教育培训,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理顺乡村旅游开发的管理模式,重视决策沟通平台的建立五个方面的对策,来进一步促进瑶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

龙与鸽子——中国的民族-国权主义与天主-基督宗教

分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与国权主义的关系后可以发现,仅仅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无法解释当代一些现象;而从先秦直至当代,国权主义观念已经渗入并主导了民族主义观念,其象征就是皇帝专用的"龙"这一符号。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一直按照政府要求宣传爱国主义,历史上也可与民族主义并存,但基督宗教的本质与国权主义的距离,正如鸽子与龙的距离一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和平象征的鸽子,更能代表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民族特征。

从“平衡术”到“他者”之思:列维-斯特劳斯的民族志书写

回到民族志文本本身是认识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关键。在他看来,野蛮人有自己独特的“平衡术”。野蛮人对社会均衡追求的独特方式,不同于现代文明社会运用科学思维维护社会稳定平衡的路径——恒长性替换变动性,他们用来自心灵深处的感知维续着野性思维的运作,而科学与野性两种思维深处接续的正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深层逻辑。两种思维无先后顺序,而是并行于现实时空;无孰优孰劣,而应弥合。在这弥合背后映射的则是人类学研究取向的亟待转换与“他者”之思。

民族自治法规运行若干问题探析--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实施的配套法律法规,是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繁荣的法律保障。本文对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规的实践成效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其运行状况并提出民族自治法规在创制和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以“边疆民族研究”为主题的载文计量学分析--以中文核心期刊2006～2011年载文为例

文章以CNKI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以2006～2011年为统计时间区间，以刊发“边疆民族研究”为主题的期刊及载文数量为统计对象，并以2006～2011年六年间全国中文核心期载文为例，对刊发以“边疆民族研究”为主题的论文期刊载文信息进行计量学分析，从期刊刊发与“边疆民族研究”相关文章的情况、期刊载文的总体统计和核心期刊载文情况统计等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对比分析。以期获得相关统计数据，为从事边疆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为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为他们今后的研究、撰写论文及投稿提供参考信息。

壮族嘹歌的传承模式与村落经济--以广西平果县太平镇局床、龙了屯为例

壮族嘹歌显示了壮族民间传统艺术的魅力,对其进行保护传承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嘹歌文化面临严重的冲击,而传统的传承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我们与时俱进,进行新的探索。打造壮族嘹歌文化品牌,将会促进当地村落经济的发展。

认知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家族农家肥知识探析--鄂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红烈村的个案研究

认知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知识如何形成且被运用的一门学科,因此它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尤其是"传统知识"。生活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有着独特的传统知识。以鄂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红烈村的为个案,从认知人类学的视野具体考察土家族农家肥知识的分类体系、认知利用及其对现代化肥知识的比较等内容后可知,土家族对农家肥知识有着特殊的分类和认知利用模式,这种模式对人们理解和反思传统知识的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在考量土家族农家肥知识的现代性时,也不能忽视现代化肥知识的有用性与合理性;只有将传统与现代两种知识进行合理的互补与对接,使其达到一种共存互补发展的局面,才能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社会。

从小米到红藜的农业转型:台湾地区HC部落灾后重建中的社区韧性

台湾地区的HC部落,自20世纪70年代始,数次因灾害而迁移,最终迁入屏东玛家乡的礼纳里部落。在礼纳里部落灾后重建过程中,原为次要农作物的红藜逐渐超过具有传统部落社会文化意义的小米而成为主要的经济作物。透过从小米到红藜的农业转型案例,剖析社区韧性是如何因应灾后的自然、社会与文化冲击及认同危机,展现出一种内含多阶段平衡状态的动态复杂循环过程,具备韧性的持续拆解与重构动态社区存续的模式。